公元1206年，發端於斡難河畔的成吉思汗一統蒙古諸部，建立起了一個西起歐洲多瑙河，東至日本海，南抵中南半島，北達西伯利亞的龐大的蒙古帝國。
此後，蒙古帝國奮三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掃清六合，一統寰宇，忽必烈亦於1271年登基即皇帝位，國號『大元』，是為元世祖。
忽必烈的登基有一定偶然性。
當時的蒙古大汗蒙哥發兵4萬，號曰十萬，大舉猛攻釣魚城，守將王堅誓死抵抗，急火攻心的蒙哥前線督戰，被炮矢所傷，折戟於釣魚城下。
由於蒙哥大汗突然命喪釣魚城，臨終前也未來得及指定繼承人。
蒙古帝國內部很快分裂成了以忽必烈為首的『南派』和阿裡不哥為首的『北派』。
兩派之間為了爭奪蒙古帝國最高統治權打得不可開交，經過長達四年的內戰，最終，忽必烈憑借著『南派』漢人的支持，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奪取了蒙古大汗的寶座。
忽必烈之所以能夠取得對阿裡不哥戰爭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漢人集團的出謀劃策。
而他能得到漢人集團的鼎力支持，與他重視中原文化、悉心學習儒家治國經典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早在忽必烈還隻是藩王的時候，他就已經與劉秉忠、姚樞、趙璧、張德輝、元好問等漢族名士交遊論道，因此，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忽必烈，不斷重用漢族士人，悉心聽取漢族名士的指點高論，並組建起了一支屬於自己的核心智囊團隊。
漢化程度較高的忽必烈深刻意識到了中原文化的先進性，因此，在他做藩王時，始終秉持以儒家思想治國的理念。
蒙古憲宗元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的長兄蒙哥登基為蒙古國大汗之位，是為元憲宗。
忽必烈因為在蒙哥的同母兄弟中『最長且賢』，蒙哥即位後不久即任命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事務。
1252年，也就是蒙哥繼承汗位的第二年，忽必烈就開始以燕京為大本營經營漠南漢地。
當時蒙哥大汗任命牙魯瓦赤與不隻兒為賦稅官，總覽天下賦稅，牙魯瓦赤和不隻兒上任的第一天為了催繳賦稅，采用極端血腥殘酷的手段1天之內連殺了28人。
史載：『憲宗令斷事官牙魯瓦赤與不隻爾等總天下財富於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元史》》
在這被殺害的28人中，其中就有一個人原本隻是因為盜竊馬匹，被賦稅官施以杖刑後釋放了。
就在這個人走了沒多遠，恰巧有人給賦稅官不止而進獻了一把質地上乘的『環首刀』。
冷血殘暴的賦稅官不止兒為了測試下環首刀的鋒利，於是命人將處以杖刑的犯人再度抓回，然後手起刀落砍下了犯人的首級。
當忽必烈得知賦稅官不止兒為了試刀而草菅人命時，惱怒之下於是嚴厲斥責了他道：
『凡死罪，必詳讞而後行刑，今一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
既杖復斬，此何刑也？
』《《元史》》
忽必烈的意思就責備賦稅官不止兒用刑太重、草菅人命，毫無悲天憫人的向善之心。
賦稅官遭到忽必烈的一頓痛批後低下頭來『錯愕不能對』。
可以說，這是蒙古汗國的重臣因濫殺而遭忽必烈責備的先例，也是蒙古汗國建國史上從來都沒有過的事情。
要知道，縱橫天下的蒙古大軍向來以兇殘著稱於世。
根據一份資料統計，中國人口在蒙古大軍進入中原前大約有1億2千萬，到蒙元一統中國後，華夏大地上的人口不足6000萬人。
而忽必烈本人雖然漢化程度較高，接受了儒家文化的洗禮，但骨子裡的殘酷冷血從來就沒有消退過。
根據《元史》記載，忽必烈開創元朝後，雖然在南下滅宋的過程中屠城情況有所收斂，但是原南宋嘉定十一年的1360萬戶，到南宋被滅時，僅剩下930萬戶了，每戶按照5口人來計算，南宋大約有2400萬人死於忽必烈的屠刀之下。
然而，有著『殺人狂魔』稱號的忽必烈，居然會因賦稅官1天內連殺28人，對其大加斥責，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
不過，客觀來看，如果打天下血流成河在所難免的話，那麼，治天下可就不能憑借蠻力了。
基於『馬上打天下，焉能馬上治天下』的思路，加之忽必烈長期受到漢文化的熏陶，因此，忽必烈『寬刑慎罰』的思想轉變也就不難理解了。
提出『寬刑慎罰』思想的忽必烈，即位之初就曾公開宣示臣下：『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
並再三強調：『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對再三，果實而後罪之。
』
元朝在忽必烈『寬刑慎罰』思想的指導下，制定一系列懲處犯罪較為寬松的刑法。
這種刑法寬松到了什麼程度呢？
根據《元史·刑法志》記載，元朝的刑罰分為『笞、杖、徒、流、死』五種，但實際上，死刑在元朝是很少執行，因為執行死刑一旦出現問題，官員是要承擔非常重的連帶責任。
因此，罪大惡極的犯人往往都隻是被處以流放，極少判處死刑，元世祖中統二年，根據《元史》的記載：『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有九，斷死罪四十六人。
』
也就是說元世祖忽必烈中統二年，整個大元王朝的總戶數有1418499戶，每戶按5口人來計算，元中統二年大約有7092495萬人，而在這700多萬人中，真正執行死刑的卻僅僅隻有46個人。
另在《草木子·卷三》中，元世祖忽必烈更是說：『有罪笞五十者，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減成四十七笞』
原本前朝歷代的重刑罰鞭笞五十，到了忽必烈的手中變成了鞭笞四十七下的重罪輕罰了。
因此，元朝的刑罰正是在忽必烈『寬刑慎罰』思想的指導下，制定了隻有『笞、杖、徒、流、死』的五種刑罰，大凡犯罪之人往往都會從輕發落。
朱元璋由此不免感慨萬千地說道：『元以寬失天下，不足法也』《《明太祖實錄》》，在朱元璋看來，元朝滅亡不是對老百姓太苛刻了，而是對黎民的管理過於寬縱了，刑罰起不到應有的威懾作用。
而這一切表面上看似是整個大元王朝遺留下來的問題，實則是忽必烈施行『寬仁慎罰』仁慈思想治理國家留下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朱元璋的一席話，也將元朝滅亡的矛頭準確地指向了『仁慈』的忽必烈，否則，『胡虜無百年國運』焉從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