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大眾的心裡，元朝絕對是個充滿殺伐與暴力的朝代。
不僅有駭人聽聞的四等人制度傳聞，還制定所謂的過10戶人家用1把菜刀流言。
然後再通過這些捕風捉影的歷史構建，編織出一個蒙古貴族整日花天酒地，而低等漢人卻豬狗不如的心酸畫面。
然而，只要稍稍看過元末明初的一幹文人筆記，這類刻板印象就很容易出現崩塌。
因為那些留存於字裡行間態度，不難讓人發現他們對蒙古統治時代的深刻懷念。
甚至連宋濂、方孝孺等知名儒家士大夫，都對元朝是青睞有加，並在筆下不乏溢美之詞。
明初文人對元朝的褒贊
元朝畫卷上的各族人交流
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曾有一篇著作，名為
《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
，並在裡面詳盡羅列了元末明初的各類文人詩集。
他本人看完這些親身經歷者的文筆，還不由的發出過如下感慨：
明初士大夫出身雖微，要之言必陳本朝，而其本朝則胡元也！彼輩之重視昭代，乃與在朝仕宦者無二致，則何其於亡元之崇重，而於興明之輕蔑。
用簡單通俗的當代話來翻譯，就是相較於重開漢人日月天的大明，這些士人仿佛對蠻夷統治的胡元異常還年。
我們從下面列舉出的一些明初士大夫文筆，就可以看出他們對亡元的真實心態：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後，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裡，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亦。
—
《草木子》
卷三上
生活在元末明初的大學者葉子奇，也覺得元朝是個輕徭薄賦、海晏河清，
宛若烏托邦一般的國度：
元貞大德乾元象，宏文開，寰世廣……唐虞之世慶元貞……元貞大德秀華夷，至大皇慶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世。
養人才編傳奇，一時氣候雲集。
—
《臨波仙》
即便是面向普通大眾的劇作家賈仲明，
都會在元曲中也極力謳歌元朝帶來的承平年歲：
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熊文，際遇文皇帝《元文宗》，師表海內。
……生乎閥閱之門，奮乎熙洽之辰
—
《蘇平仲文集》
元有國，自至元承平之後，人尚彌文而器能多不足於用。
—
《胡仲子文集》
元不戍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詠作。
—
《西野春遊詞序》
顯然，這些親歷者的筆記，與當代人所目睹的觀點有很大出入。
既然被蒙元朝廷列為『四等南人』，為何如此鐘情這個朝代，這個印象中充滿殺伐暴力的國度，為何在文人筆下，卻是一派承平盛世呢？
流傳甚廣的元朝四等人劃分
元朝的江南統治理念
早在唐朝中期 江南的經濟重要性就毋庸置疑
早在唐朝中期，隨著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江南地區就逐步成為帝國財賦的重要來源。
晚唐詩人韓愈就曾說過：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因為在元世祖忽必烈制定征服江南的計劃時，就非常註重對當地的經濟保護與長期治理。
他要求部下不要妄下屠刀，還要像以寬容著稱的北宋將領曹彬那樣，毋使吾赤子橫罹鋒刃！
同時，忽必烈在江南的過程中，也同樣註重本地百姓的感受。
為了使征伐更為穩妥，他一改往日的遊牧式劫掠作風，要求駐軍就地保護百姓，讓被征服區的民眾能安心務農。
所以，在元朝大軍攻取江南的同時，有效維持著大批有生勞動力。
既沒有破壞江南地區的經濟基礎，也順利博得了廣大江南士大夫的擁護。
忽必烈在征服江南時 就出臺過不少保護措施
此後，元朝不僅對江南的地方事物不加幹涉，反而還用寬民政策給與保護。
除應繳納的賦稅之外就他征無發，更沒有額外的苛捐雜稅，讓整片地區都是富家大族林立。
即便是必須繳納的賦稅，相較於窮兵黷武的南宋和更為過分的明朝都份額很少。
例如在先前的兩宋階段，吳浙一帶經常苦於公田賦稅。
由於統治階級腐敗的管理，蘇州一帶竟每年都要繳納賦稅粟高達200萬石。
若再算上其他火耗等苛捐雜稅，無疑是壓在百姓身上的超重負擔。
盡管大部分佃戶每月都辛勤勞作，自己的生活仍舊相當窘迫。
反而是素有殘暴名聲的蒙元，把公田歸還於民，收取繳納的賦稅還僅僅是宋朝的50%！
除此之外，蒙元朝廷還多次頒佈減免賦稅政策，以便對江南地區的士人進行籠絡。
譬如在1288年5月，就一次性就減免掉江南賦稅的2/3。
如此輕徭薄賦的施政措施，讓廣大小農和富戶都感覺如釋重負，自然深得士大夫階層愛戴。
以至於到200多年後明朝末期，還是江南文人在書中感懷：前元取民最輕！
蒙元滅南宋後 反而降低了江南地區的財稅負擔
自由寬松的創作環境
忽必烈出兵江南 為士大夫創造了一個更為優渥的環境
除基礎性質的經濟因素外，江南士大夫懷念元朝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能有相對寬松的創作環境。
由於大汗對傳統科不夠重視，更愛任用不讀四書五經的蒙古人或色目人充當官吏，故而對之乎者也的所謂內涵是毫不在意。
在此大背景下，許多文人成為地區內的自由階層，隻需借助低稅率所帶來的財富紅利便可衣食無憂。
他們還遵循宋朝以來的傳統，平日裡主要從事講學與作詩。
因而在元朝統治的大分部時間內，江南地區都是書院林立、詩社迭起，足以同興起文字獄的明朝形成鮮明對比。
這就怪不得生活在16世紀的學者王世貞曾追憶：
當勝國時，法網寬，人不必仕宦。
浙中每歲有詩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輩主之，刻其尤者以為式。
饒介之仕偽吳，求諸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第一，季迪次之。
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
元朝畫家黃公望的名作《富春山居圖》
當然，部分官吏也曾出現過文字獄傾向，但結果大都是不了了之。
松江人俞俊寫下『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等字眼，被人告上官府，卻隻得到一句『亦當禁止』的回復便作罷。
梁棟為南宋故官，因於屋壁題詩感懷南宋而被仇人告上官府，罪名是謗訕朝廷，有思宋之心。
蒙元官府竟回駁道：
詩人吟詠性情，不可誣以謗訕。
倘使是謗訕，亦非堂堂天朝所不能容者。
於是，非常詭異的現象便在蒙元治下不斷發酵，詩文中竟隨處可見『胡虜』等特殊字眼。
一些色目人也跟著效仿，開始用自己的詩歌贊揚嶽飛這類抗胡英雄。
而同期的漢人亦可為外族修史，歌頌匪首敵酋的豐功偉業。
我們後世所見的《遼國史》、《金國史》和《宋史》，就是由來自其統治核心區域的學者合作修撰。
這既可以集中不同族群的智慧,也能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
不僅保證了三史的順利修撰，還能克服地域偏見,比較客觀的完成修史工作。
遼國、金國與兩宋的歷史 都成書於元朝
士大夫群體的個性化
元朝滅宋後 大部分江南士大夫的生活沒有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輕薄徭役和儒家傳統理念的淡化，使元朝的文人們更執著於追求自我意識發展。
即使是後期重新恢復科舉，他們也不樂於追求功名。
反倒是不拘禮法。
向往自由，比起功名而更喜歡隱居於城郊，或去各地流浪漂泊。
如詞曲家張炎，講究不甘居於土地上，在各地漂泊了有30多年。
亦可駕一船歷覽名山勝水，期間還不斷拜訪名士、縱情高歌。
再有些通過衣著，詩詞來張揚個性。
還有被時人稱為狂生的王冕，整日帶著高簷帽，穿著綠蓑衣，穿著木屐騎著黃牛遊走於街上。
關漢卿則在自述散曲《不伏老》中自詡道：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首領，蓋浪子班頭。
正是由於元朝士人受名教觀念的束縛不強，才讓後人在他們身上看到鮮明獨特的個性。
這也是中國自我意識蘇醒中的閃光點，標志著人性的認知程度深化。
倒是日後被歷代明朝皇帝整肅的文人，顯得死氣沉沉而容易千篇一律。
不僅要為功名利祿折磨自己，還隨時可能為保住生計而相互攻擊。
這在沒有八股文考試、頭懸梁錐刺股惡習的元朝，都是不可想象的怪事。
素有狂生之稱的 王冕
自由的婚姻制度
元朝時期 也是國際貿易非常發達的時代
在元朝建立之前，持續千年的華夷之辨導致歷代都對異族婚姻有嚴苛管制。
即便是胡風盛行的唐朝，普通百姓與異族結婚都要被流放2000裡地。
後來的明朝更是出臺各類歧視性政策，強令色目人不得自相嫁娶，否則男女兩家都得被抄家並為奴為婢。
相較之下，元朝時期的婚姻制度沒有什麼夷夏大防，是一個對婚姻相對包容的階段。
從史料記載來看，女真、契丹。
回回、欽察、哈剌魯、漢兒之間都有相互通婚。
蒙人娶漢女或者漢人娶蒙女，也都是家常變飯的常態。
前文所提及被誣告上的松江人俞俊，其妻便是蒙古婦人也先氏。
真定人王慶瑞，諸夫人中有蒙古人也速真氏。
至於東平人李如忠。
真定靈壽人鄭銓、洛陽人暢師傅、錢塘人葉肅可，都在自己的墓碑上刻有蒙古妻子的姓氏。
如此種種，都說明元朝時期婚配制度並無種族等級觀念之分。
元朝士大夫的好日子 在朱元璋得手後便一去不返
當然，自赤貧小農出生的朱元璋奪天下後，漢人就要被強制不準再習胡俗，而回回則要被套上豬皮鞋受辱。
這叫那些經歷過故元寬松環境的文人士大夫們，怎能不感懷那政治體制寬松的前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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