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大業，從客觀上說，是張士誠和元廷的鎮戍體系共同成就的。
自蒙元混一宇內，對廣大南方的鎮守思路是：從長江一刀切，蒙軍駐江北《揚州》，漢兵守江南。
為此，將揚州從江淮經濟文化帶割出來，並入河南行省，以分江南之勢。
在此駐紮人數可觀的蒙古、探馬赤軍；而江浙行省雖有很大的用兵自主權，但隻有漢軍、義兵可用《有時也有極少的蒙、色軍》。
這樣一來，蒙軍專據南北要害之地，北可強固中原，南可控壓兩江，同時免去蒙古兵不適江南暑濕、疫病的困擾。
為鞏固這個鎮戍格局，元室又以宗王出鎮南方，其鎮所也選在蒙古、色目軍隊密集之處，從元文宗時代起，正式形成了所謂『三王鎮江淮』，三王都是脫歡的後人，鎮所的位置決定著未來張、陳、朱誰面臨的壓力最大：
『鎮南王』駐揚州
『宣讓王』駐廬州
『威順王』駐武昌
以上三處，淮南獨占其二，荊湖占其一。
朱元璋勢力形成氣候的蘇南、浙西反倒被蒙元視為防控次要區。
元末起義爆發後，威順王被倪文俊所敗，丟了武昌鎮所和軍隊，被元廷奪印，一文不名的去投奔一個江陰的萬戶。
廬州的宣讓王帖木兒不花為劉福通所率潁州紅巾軍所敗，棄城北逃。
鎮南王孛羅在揚州堅持到至正16年《1356》，被張士誠所敗，鎮南王也想北逃大都，但路上被紅巾軍截住，落水而死。
也就是說，隻論大明北伐之前的抗元戰爭，張陳朱三人行，隻有張士誠消滅過蒙元宗王，而且是三王最尊貴的鎮南王，他所攻占的揚州一帶，是整個南方蒙古軍最多、最集中的地方，難度頂級。
陳友諒雖屬天完系，但打敗威順王主要是倪文俊的成績，考慮到陳友諒是倪蠻子器重的部下，此役或許算是沾點邊。
其二，張士誠在抗元大業中起過獨特的作用，甚至是劉福通、彭瑩玉第一代『老革命』也難以比擬的。
這與元代中國的經濟格局有關：張士誠先取泰州，又占高郵，擢痛了蒙元的肺管子。
泰州一帶是天下最大的產鹽區，鹽是元廷主要財政來源；且泰州距揚州近在咫尺，揚州又集運河、稅運、江防三大要素於一身，揚州一失，不僅半個國家機器要停運，且與揚州挨著的蘇南各海運口岸也將不保。
元帝國的漕運全得完。
漕糧和鹽稅是大元的命根子，正所謂
『上自公卿，士大夫，下至府吏、胥徒，歲以海漕之遲疾、豐儉，順阻為憂喜，休戚之分』《朱德潤《送張尚書序》》
如果說南方的起義讓元廷慌亂的話，張士誠則令蒙元抓狂，就像是搏命一般，傾其所有，征天下之兵，從中央的怯薛軍，到漠北、中原、江南各省的蒙色漢各軍，以及『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
甚至還征調數萬名高麗兵，大軍號稱百萬，『旌旗累千裡，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三者也』，由權相脫脫親自出馬，一切指揮調度皆可便宜從事，擺出滅此朝食的架勢撲上來。
此時的張士誠，簡直成了海內矚目的焦點。
才起義不久，力量還很稚嫩的他，以區區一隅之城當蒙元傾國之力，如果張士誠選擇放棄，天下大勢去矣，未來的人們也不可能知道還有什麼朱元璋、陳友諒。
可老張還真就頭鐵，硬是頂住脫脫大軍三個月之久，終於堅持到轉機，久攻不下的敵人內部有變，元惠帝以『老師費財』為由罷免脫脫，將之貶死。
脫脫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威望很高，元軍軍心大亂，紛紛潰散，甚至倒戈加入各地義軍，蒙元主力一朝瓦解，不僅張士誠得以復興，還使整個處於低潮的天下反元大業起死回生，迎來一個波瀾更為壯闊的大高潮。
這一歷史性的轉折，實屬張士誠之功，不論後來他如何降元自保，他的抗元貢獻堪稱一騎絕塵，令陳、朱望塵莫及。
沒有高郵的奇跡，就沒有朱元璋取金陵的外部條件。
1357年末，陳友諒殺倪文俊，吞其所部，開始自立。
隨後從黃州東征，原本表現不俗的江西元軍被他連根拔起，如秋風掃落葉一般席卷江西十三路，又攻克戰略要地安慶，元廷在南方數得著的幾個能人，像西夏後裔餘闕《淮南行省左丞》、道童《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顏不花的斤《江東廉訪副使》，皆敗死其手。
但陳友諒的崛起還是太晚了，朱元璋已在集慶《南京》站穩腳跟。
綜合三人的表現來看，張士誠抗元貢獻遠超陳、朱之和。
而陳又次之，朱元璋最下，這並非個人好惡，而是根據歷史記載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至於之後明軍北伐的含金量如何厘定《元廷上層已自相殘殺了近七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