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東王公傳說與圖像新探——以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為線索。《網路歷史》

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的木質髹漆彩繪『孔子衣鏡』的鏡框上部繪有兩個正坐的人物形象[1],面向觀者席地而坐,頭向內側傾斜,略呈對視狀,兩者之間有一隻朱色的銜珠鳳鳥《圖一、二》。

根據《衣鏡賦》文字可知兩者的身份為西王母和東王公[2]。

圖一 『孔子衣鏡』鏡框

圖二 鏡框上部彩繪圖案

學界普遍認為,西王母在戰國時期已經出現,東王公的形象是在東漢時期為了和西王母對應而創造出來的[3]。

孔子衣鏡從文字和圖像兩方面將東王公的出現由1世紀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紀前葉,以劉賀去世的神爵三年《前59年》為下限,並且證明了東王公作為男性的『陽仙』與女性的『陰仙』西王母相對應的傳說及其圖像組合模式在西漢宣帝時期已經成型。

西王母和東王公的圖像位於孔子衣鏡鏡框上部的左右兩側。

雖然圖像損毀嚴重,人物形象細節已不可辨,但右側人物面部可以看出胡須的痕跡,且該人物頭戴冠,應為男性[4]。

右側人物的衣服為淺青色,左側人物為白色《圖三、四》。

這兩種顏色或有意對應五行系統中東方的青色和西方的白色。

鏡框四周繪有對應方位的四神圖像。

右側人物位於『青龍』圖像上方,對應方位為東方;左側人物位於『白虎』圖像上方,對應方位為西方。

因此, 我們判斷鏡框上部右側人物為東王公,左側人物為西王母。

圖三 東王公像

圖四 西王母像

早期東王公的文獻與圖像十分稀缺。

現存較早的關於東王公的記錄見於東漢成書的《吳越春秋》以及漢人托名東方朔的《神異經》和《海內十洲記》等志怪著作中[5]。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載『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

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

祭陵山於會稽,祀水澤於江州』[6],『東皇公』即東王公。

這條記載說明東王公和西王母在漢代分別代表了東、西兩個方向,並且是主司陽和陰的男性『陽仙』和女性『陰仙』,兩者已存在明確的對應平衡關系。

《神異經》以西王母在《山海經》中的記載為模本,將東王公塑造成了一位『長一丈,頭發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的半神半獸形象,說明東王公形象的生成和西王母有緊密的聯系[7]。

而在《海內十洲記》中,東王公的形象則被宮廷化, 成為東方治理眾仙官的王公,『扶桑在東海之東岸……上有太帝宮, 太真東王父所治處……真仙靈官,變化萬端,蓋無常形,亦有能分形為百身十丈者也』[8]。

同書中記載的西王母與東王公也呈對應關系[9]。

通過文獻可以看到東王公和西王母在漢代不僅是宇宙觀中東西方陰陽兩種力量對應平衡的象征,同時也是仙界宮廷官僚體系的男女主仙。

文獻中描述的東王公形象及其與西王母的對應關系在目前已發現的漢代圖像資料中也得到了印證。

在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山東嘉祥武氏祠堂中,東王公的圖像刻在東壁上部。

圖中東王公正坐於寶榻之上,背生羽翼,頭戴通天冠, 周圍圍繞著眾多羽人侍者與神獸,反映出其在仙界中所處高位。

同時,東壁東王公的圖像和西壁上部的西王母圖像在空間上形成了兩者各居東西、相互呼應的關系[10]。

此外,在建初八年《83年》『朱師』銅鏡中,東王公和西王母相對而坐,兩旁站立侍女,在兩神之間飾青龍和白虎,其陰陽屬性和對應關系明確[11]。

由此可見,東王公作為仙界統帥的形象及其與西王母對應平衡的圖像組合模式在東漢已經定型並且普遍分佈。

孔子衣鏡上的『東王公西王母圖』為研究二仙的圖像譜系與現存文獻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線索。

《神異經·中荒經》記載『昆侖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

圍三千裡,周圓如削。

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

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

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裡。

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12]。

用這段文獻比照孔子衣鏡上的『東王公西王母圖』,可以發現兩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畫在東王公和西王母之間的鳳鳥圖像。

雖然《衣鏡賦》將其稱為『鳳凰』,但在此圖中該鳳鳥似乎還應可視作大鳥希有。

鳳鳥立於東王公和西王母之間,張開的雙翼指向二仙。

與《神異經》中對希有『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的描寫相似。

畫像石中也有希有與東王公、西王母同時出現的例子, 例如出土於南陽的東王公西王母畫像石,描繪了二仙共同坐在『周圓如削』的倒錐形的昆侖山上,而其上立希有神鳥[13]。

盡管漢代鳳凰和大鳥希有之間的聯系現在仍無法確定,但這些例子至少證明了《神異經》中所記載的漢代神仙傳說與存世圖像之間存在較為緊密的聯系。

其次,孔子衣鏡『東王公西王母圖』中,兩者非完全正面面對觀者,而是頭部略向內側傾斜,呈現出『隔鳳相望』的姿態,應表現了《神異經》中所記載的『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即東王公與西王母相會的傳說[14]。

這個傳說在漢代陰陽二元論的宇宙觀中被賦予了象征意義, 日本學者小南一郎認為東王公與西王母每年的相會和牛郎織女的一年一會一樣,象征著來自東方的『陽』與西方的『陰』兩種宇宙能量的相會和調和, 而這種陰陽的結合對宇宙產生新的生命力是不可或缺的[15]。

從現世利益的角度看, 漢代人認為陰陽兩氣的和諧與順暢是恩福和長壽的根源, 正如孔子衣鏡《衣鏡賦》中所說『西王母兮東王公,福憙所歸兮淳恩臧, 左右尚之兮日益昌……□氣和平兮順陰陽,□觴[萬]歲兮樂未央』[16]。

孔子衣鏡上的『東王公西王母圖』為解讀其他漢代圖像提供了新的提示。

如陜西米脂官莊漢墓墓室西壁上刻畫的閣樓二人並坐圖,圖中右邊一女子戴勝側坐, 左邊一男子憑幾而坐,頭向右,兩者呈對視狀[17]。

此類圖像常被認為是墓主人的肖像[18],然而結合孔子衣鏡『東王公西王母圖』,我們或可將其視為二仙『相會並坐』的場景。

陜西綏德劉家溝東漢墓門額的畫像石表現的是墓主升仙或是『東王公赴會西王母』,亦可再探討[19]。

孔子衣鏡的鏡框上部,在二仙的身邊各繪有一個著黃衫的人物。

西王母旁的人物面向西王母跪坐,左手把臼,右手持杵,作搗藥狀,或與搗藥玉兔相關《圖五》。

東王公旁的人物面向東王公跪坐,面前擺放一盤狀物。

雙手舉於胸前,呈跪拜或獻物狀《圖六》。

這樣便形成了東王公和西王母兩位主仙帶著各自的侍從,在衣鏡鏡框上部各據一方『左右尚之』的圖像結構。

相似的構圖在漢畫像石中常見, 如陜西綏德四十裡鋪畫像石墓門楣的東王公西王母圖, 便刻畫有東王公西王母和相隨的人物仙獸各據門楣兩端的場景。

畫像石中還可以看到東王公正在接受一個人物的跪拜, 西王母旁也有正在用杵臼搗藥的玉兔[20]。

六朝《真誥·甄命授卷一》中記載東王公和西王母的傳說,『昔漢初有四五小兒, 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到復是隱言也。

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

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21],或與孔子衣鏡及畫像石圖像相關。

這不但旁證了《神異經》《海內十洲記》等筆記小說所載東王公西王母相關傳說至晚在西漢已經成型的推測,同時還為研究東漢畫像石中常見的『東王公西王母圖』提供了西漢時期的圖像原型。

圖五 西王母旁人物像

圖六 東王公旁人物像

如前所述,在孔子衣鏡發現以前,學界普遍認為東王公出現在東漢時期,是東漢中期群眾性造仙運動時為了與西王母對應而創造出來的。

目前已知最早的東王公圖像為建初八年銅鏡,屬於東漢早期;畫像石中最早的『東王父』題記和圖像則刻於滕州西戶口一號祠堂的東壁上,該石造於東漢明帝至章帝時期《57~88年》[22]。

而西王母圖像最早的例子可以追溯到建於西漢昭帝至宣帝間《前87~前49年》的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和建於西漢宣帝至元帝間《前74~前33年》的山東鄒城臥虎山M2墓石槨南槨板內側的畫像石[23]。

然而,雖然這些圖像的創作時間與孔子衣鏡的制造時間相近,其中卻不見東王公。

再看文獻,成書於東漢初的《漢書》中雖然對西漢末年興盛的西王母信仰運動多有記載[24],但對東王公卻隻字未提。

至少在海昏侯劉賀下葬的西漢神爵三年到『朱師』銅鏡鑄成的東漢建初八年的140餘年間,東王公似乎完全消失了。

在東王公消失期間,圖像資料中與西王母對應的男性『陽仙』的位置卻一直沒有空缺。

薑生指出,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畫像石中常見的『風伯與西王母』以及『子路與西王母』的圖像對應模式是在東王公出現的東漢以前與西王母形成陰陽對應平衡的『過渡型』組合[25]。

然而孔子衣鏡的發現,可以證明東王公在西漢中晚期就已經出現並且成為與西王母對應的陽仙。

如此看來,漢畫像石中的『風伯與西王母』『子路與西王母』的圖像組合設計或許並非是『過渡產品』,而是有意為之。

但東王公消失及重新出現的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孔子衣鏡上的『東王公西王母圖』和《衣鏡賦》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東王公圖像和文字資料,將東王公的出現時間由東漢早期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紀前葉,並證明以東王公作為男性的『陽仙』與女性的『陰仙』西王母相對應的圖像組合模式在西漢宣帝時期已經成型。

『東王公西王母圖』的圖像與《神異經》等文獻的契合驗證了『東王公會西王母』等傳說在漢代便已存在,為研究漢代神仙圖像提供了新線索。

註釋:

[1]王意樂等《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漆木器》,《文物》本期。

[2]王意樂等《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3]茅盾《中國神話研究初探》,第24~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程憬著、顧頡剛整理、陳泳超編訂《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第2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袁珂《中國神話史》,第110~115頁,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宗力、劉群《中國民間諸神》, 第439、440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美]巫鴻著、孫妮譯《『陰陽理論』與漢代西王母東王公形象的塑造——山東武梁祠山墻畫像研究》,《西北美術》1997年第3期;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第156頁,文物出版社,2000年;李凇《從『永元模式』到『永和模式』——陜北漢代畫像石中的西王母圖像分期研究》,《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

另一種觀點認為東王公和西王母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如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第72~80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蕭登福《先秦兩漢史料中的日神神話與東王公信仰探述》,《世界宗教學刊》第十期,2007年。

[4]關於漢代的冠冕,參見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第229~232頁,文物出版社,1991年。

[5]袁珂《中國神話史》,第110~115頁,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

[6]《漢》趙曄撰、《元》徐天祜音註、苗麓校點、辛正審訂《吳越春秋》,第139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7]《漢》東方朔《神異經》,《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山海經·西山經》載西王母『又西三百五十裡,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袁珂譯註《山海經全釋》,第38頁,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8]《漢》東方朔《海內十洲記》,《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9]同[8]。

[10]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第一卷·山東漢畫像石》,第29、30頁,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11] [日]岡村秀典《後漢鏡銘の研究》,《東方學報》第86期,2011年。

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帶有『東王公』題記和圖像的銅鏡。

[12]《漢》東方朔《神異經》,《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3]蕭登福《先秦兩漢史料中的日神神話與東王公信仰探述》,《世界宗教學刊》第十期,2007年。

[14]該傳說也見於《漢》郭憲《漢武帝別國洞冥記》,《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15] [日]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第91~93頁,中華書局,2006年。

[16]王意樂等《海昏侯劉賀墓出土孔子衣鏡》,《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原文已殘缺,從前後文判斷,此處應為『奉觴萬歲』或『稱觴萬歲』。

[17]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畫像石全集·第五卷·陜西、山西漢畫像石》,第26、27頁。

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18]吳蘭、學勇《陜西米脂縣官莊東漢畫像石墓》,《考古》1987年第11期。

[19]信立祥在《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中提出此畫像石所表現的內容是『墓主升仙圖』,認為日輪旁乘車的人像是墓主。

『日輪左邊,墓主乘坐的雲車由三隻形似燕子的神鳥牽駕, 正風馳電掣般自動向西飛行……月輪右邊, 端坐著頭戴玉勝的西王母……目前,在陜北、晉西地區的漢畫像石墓中, 這是唯一一幅配置在門額石上的墓主升仙圖, 其他墓門額石的畫像幾乎全都是與祭祀墓主有關的內容, 墓主升仙圖一般都配置在門柱上』,第267頁,文物出版社,2000年。

小南一郎在《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中則將這個圖像解釋為『東王公會西王母圖』,並對圖像中東王公往訪西王母的現象《而非傳說中西王母往訪東王公》做出了解釋,認為『大概畫像石中所建東王公訪問西王母的情節, 是東王公身上作為太陽神的性格被強調的結果。

太陽從東方升到空中向西方運行, 晚上在所抵達的西方的女神處獲得再生能力, 第二天再從東方出發做新的天上運動』,同[15],第94、95頁。

[20]榆林地區文管會等《陜西綏德四十裡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3期。

[21]《南朝》陶弘景《真誥校註》,第17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22]燕燕燕《滕州西戶口一號、二號祠堂畫像石中榜題圖像考》,《中國漢畫學會第十三屆年會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

[23]洛陽博物館《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6期;微山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微山縣出土的漢畫像石》,《文物》2000年第10期。

[24]《漢書》中《哀帝紀》《天文志》《五行志》都記載了與西王母信仰相關的運動。

如《漢書·五行志》記載『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稿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

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發徒踐,或夜折關,或逾墻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

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裡巷仟佰,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

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發。

’至秋止』,第1476頁,中華書局,1962年。

[25]薑生、種法義《漢畫像石所見的子路與西王母組合模式》,《考古》2014年第2期。

來源:《文物》2018年第11期,81-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