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孔子作春秋」一事，一直是學術史上懸而未決的問題，《孟子》、《史記》俱肯定《春秋》為孔子所作，自古以來的經學家也深信不疑。
至唐代劉知幾開始懷疑孔子與《春秋》的關系，其後宋代王安石、劉克莊，明代徐學謨等亦有疑意。
[1]五四運動後，《春秋》並非孔子所作或所修的問題才正式被學者提出討論。
所見的史料相同，隻因解讀的差異，導致不同的結論，因此，本文以意見不同的兩位學者觀點為討論對象：一是楊伯峻《春秋左傳註·前言》[2]，主張《春秋》非孔子所作或所修；一是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第二章第二節〈《春秋》的作者問題〉，持孔子修《春秋》的說法。
透過兩位學者對史料的解讀，以看出彼此的差異，並對其論點提出討論，以厘清孔子作《春秋》的疑點。
二、沈玉成反駁楊伯峻之說法
沈玉成主張孔子修《春秋》的理由中，第四點意見是針對「對已有的學術成果中懷疑或否定孔子與《春秋》關系的意見」《頁35》所進行的討論，所列四點意見中，雖未明言是何人的觀點，但前兩項顯然是對楊伯峻的說法有不同的看法，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論語》無一字提及《春秋》
楊伯峻認為：
《論語》是專記孔丘和他們弟子言行的書，卻沒有一個字提到《春秋》，更不曾說孔丘修或作過《春秋》。
《頁11》
孔子曾在《論語》中提到《詩》、《書》、禮、樂、《易》等，唯獨未見《春秋》，楊氏以此否定孔子與《春秋》的關系。
沈玉成則以《論語》一書的性質及秦漢典籍中孔子事蹟未見於《論語》為例，說明楊氏說法猶可商榷：
《論語》是一部記載以孔子為主兼及門人語錄的書，並不是孔子的傳記。
不見於記載的言行不等於沒有發生過這些言行。
最簡單的例子，秦漢典籍所記有關孔子的言行，就有許多逸出《論語》的范圍，任何學者都沒有不加分辨地一概斥之為偽。
那麼，《論語》中沒有提到《春秋》就不能成為否定孔子和《春秋》有關的鐵證。
《頁35》
楊氏僅以《論語》未載而否定，證據顯得較為薄弱。
相反地，沈玉成的推斷合乎情理，具說服力。
《二》「述而不作」的問題
楊伯峻認為孔子「作」《春秋》與己說相違背：
《左傳》和《公羊傳》隻說孔丘「脩」《春秋》，孟子竟說孔丘「作」《春秋》，越說越遠。
孔丘自己說過「述而不作」《《論語·述而》》，孟軻硬說他「作《春秋》」，豈不和孔聖人自己的話矛盾嗎？
《頁10》
如果在相信《孟子》的記載為真的前提下來討論，則孟子之說確實與〈述而篇〉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一則的宗旨相違。
沈玉成認為這是對述、作兩字的誤解，他把「述」、「作」、「編」歸為同一意思予以說明：
《史記·太史公自序》：「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
」《論衡·對作》：「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
……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
」這雖然是司馬遷和王充的謙辭，但可以看出漢人所因襲「作」和「述」的概念。
《論語》的「述而不作」，也不妨這樣理解，所謂「述」，其含義相當於今人所說的「編」。
所以，如果說孔子對《春秋》做過或大或小的編訂，和「述而不作」全無矛盾。
《頁36》
沉氏的解釋恐怕未能解決「述而不作」的問題。
從沉氏所引漢人對「作」和「述」的概念來看，「述」和「作」是有嚴格的區分：司馬遷隻敢言自己的著作僅是「述」，王充更明指隻有聖人才可以「作」，賢者隻能「述」不能「作」。
沉氏引用漢人的例證，不但未能厘清楊氏的質疑，反而證明「述」與「作」確實是不同的概念，無法為自己的立論補足證據。
含糊地將「述而不作」理解成「編」，以說明其間「全無矛盾」，論理過程不夠嚴謹，況且並未解決楊氏的疑問。
劉寶楠《論語正義》於此則之下「正義曰」有雲：
《説文》雲：「述，循也。
」「作，起也。
」述是循舊，作是創始。
《禮·中庸》記雲：「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為之。
故《中庸》又雲：「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註》：「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
」[3]
孔子在春秋時代「有德而無位」，隻可述之而不能作。
如以漢人的標準，隻有聖人才可以「作」，以孔子在漢代的地位而言，說其作《春秋》，應無可厚非。
孟子推崇孔子學說，將其與聖人同列，說其作《春秋》，以表達敬仰之意，其心態應可理解。
孔子之前也有許多聖人言行值得效法，孔子言「述而不作」是因當時禮制的規定，抑或是謙遜不敢自比為聖人之列，都可再議。
沈玉成在「述而不作」的問題上，未能提供合理的解釋。
三、沈玉成主張「孔子作《春秋》」之理由再商榷
沈玉成主張孔子修《春秋》的理由有四項，除了末一項是反駁前人的說法，前三項則是其研究的心得，然其中仍有疑義，值得再加以討論，且其所引用的史料，與楊氏重複，也有不同的解讀，因此一併討論，以厘清若幹疑點：
《一》孔子作《春秋》的說法見於《孟子》、《公羊傳》、《史記》
沉氏認為孟子上距孔子之卒僅一百多年，故孟子說孔子作《春秋》的說法是有根據；所引用《公羊傳》原文最晚寫定於漢初，其授受源流和《孟子》不同而所記相同[4]，可互相補正。
而《史記》關於「因史記作《春秋》」的說法則來自《孟子》。
這些典籍都認為孔子作《春秋》的說法可信。
1.關於《孟子》的記載
《孟子·滕文公下》雲：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
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維《春秋》乎？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這段文字交待孔子作《春秋》的背景、事實及效用，是贊成作《春秋》的有力證據，孟子更將孔子成《春秋》一事，與禹、周公同列聖人之徒。
但是此處僅呈現當時的亂象，並無「明褒貶，別善惡」的寓意在其中。
在《孟子·離婁下》則僅說明：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
此處「《春秋》作」之「作」當為「興起」之意，但是《春秋》所指為何？
是泛指下列的各國史書，抑或是專指孔子所作得《春秋》？
尚待商榷。
末三句以「其……則……」的句型以說明《春秋》的內容，「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不出孔子有作《春秋》？
若相信孔子作《春秋》，可解讀成《春秋》之義法，若否定者，則此段文字隻說取「其義」，未明言孔子取義的用途為何？
故無法成為孔子作《春秋》的有力證據。
至於「其事則齊桓、晉文」，也有學者考證今本《春秋》所記載齊桓公、晉文公的事蹟偏少，不合乎孟子所言[5]，則《孟子·離婁下》所言似乎不能做為孔子作《春秋》的有力證據。
2.關於《公羊傳》的記載
沈玉成引用兩段《公羊傳》的記載，斬釘截鐵的認定「《公羊傳》則毫不含糊地提出《春秋》為孔子所作或所修。
」《頁29》以《公羊傳》昭十二年為例：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於陽。
伯於陽者何？
公子陽生也。
子曰：「我乃知之矣。
」在側者曰：「子茍知之，何以不革？
」子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耳！」
尤其是孔子的一段話，「說明《公羊傳》認定《春秋》是孔子所作或所修。
」《頁29》但是，若否定孔子作《春秋》，亦可解讀成當時已有一部《春秋》，孔子也親眼看到。
姑且不論「伯於陽」的問題，楊伯峻認為：
據何休《註》和徐彥《疏》，孔丘親見其事，魯史有誤而不改。
那麼，明知史文有誤而不訂正，孔子到底，修了《春秋》沒有？
這不是不打自招，孔丘隻是沿舊史文麼？
俞正燮《癸巳類稿》卷二〈春秋不告不書義〉曾經問：「策書參錯，孔子何以不訂正之？
」《頁14》
楊氏以孔子無法訂正史文之誤而認定未作《春秋》。
另《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解「西狩獲麟」記：
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
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
曰：備矣。
文中僅陳述《春秋》記載的時間起迄，並無明顯作《春秋》之意。
3.《史記》的記載
《史記》是明確記載孔子作《春秋》的始末且交待相當仔細，〈孔子世家〉雲：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
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
」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
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則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
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
《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
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
幾乎把《春秋》所有的討論均納入，由動機，進而「因史記作春秋」，寓有褒貶之意於其中，並以《春秋》教導弟子。
在〈匈奴列傳〉、〈儒林列傳〉也有「孔氏著《春秋》」、「因史記作春秋」等語。
〈太史公自序〉雲：
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
……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雍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
對於何時作《春秋》亦約略提及。
然而，在年表的記載就有差異，在〈十二諸侯年表序〉雲：
孔子明王道，幹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
〈三代世表〉曰：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
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
以上兩處均言「次《春秋》」而非「作《春秋》」，則「次」是否為「編定次序」而沒有寫入孔子自己的意見，而「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才是真正的作《春秋》。
此外，孔子何時作《春秋》，在《史記》裡就有不同的時間：一是上述〈孔子世家〉所引文是記在「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見麟」一事之後；二是〈十二諸侯年表序〉所雲「西觀周室」之後；三是〈太史公自序〉所雲擔任魯司寇及「厄陳蔡」之時，這正是《史記》在記載孔子作《春秋》的時間上，自相矛盾之處。
從以上沈玉成所羅列的《孟子》、《公羊傳》的說法，很難證明孔子作《春秋》，《史記》雖詳實，但已是晚出的資料，非先秦典籍原貌，也加入不少漢人的觀點。
《二》非儒家學派對《春秋》的記載
沈玉成舉出儒家對立面的《莊子》和《韓非子》，以證明孔子和《春秋》修撰有關的跡象。
1.《莊子》的記載
《莊子·齊物論》雲：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楊伯峻認為聖人指的是孔丘，莊子「似乎也肯定《春秋》有孔丘的思想意識，即有孔丘的筆墨。
不過隻『議』而不『辯』，目的在『經世先王之志』而『道名分』。
」《頁10》沈玉成認為「這裡的『春秋』當是『百國春秋』的『春秋』，意即史籍，而且《莊子》中的『聖人』多數不指孔子，所以這一條材料不能用做論據。
」《頁32》雖然解讀不同，可是均沒有論及作《春秋》一事。
《莊子·天運》雲：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治」而非「作」，所以，沈玉成的這條證據不夠具說服力。
2.《韓非子》的記載
《韓非子·內儲說上》雲：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
」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
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
天失道，草木猶犯幹之，而況於人君乎？
」
此段文字主要是說明時令不正，沈玉成認為「魯哀公向孔子提出這樣的問題，不難窺見孔子和《春秋》之間存在某種關系。
」《頁33》哀公與仲尼一問一答，僅言《春秋》所記之內容，未言作《春秋》之事，姚曼波認為：
所引《春秋》文句同於《春秋經》僖公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隻相差個別字《古人引文未必嚴格按照原文》。
既然在孔子生前，魯哀公已看到的，自然不可能是孔子所修《春秋》。
因為私修《春秋》是違法行為，孔子不可能把自己私修的《春秋》給魯哀公看。
[6]
姚氏持否定態度，且又牽涉私人是否修史的情形。
沉氏以《莊子》、《韓非子》少數例證，僅能說明孔子當時有《春秋》一書，但不能證明作《春秋》一事。
《三》《不修春秋》與《禮記·坊記》的記載
沉氏以《不修春秋》的存在以肯定孔子修《春秋》的可能性，《公羊傳》莊七年記載：
《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
」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
」何以書？
記異也。
文中的「君子」必須是孔子，經過修了以後，才有今本《春秋》：「星隕如雨」四個字。
楊伯峻於此段《公羊傳》引文也解讀成：「《公羊傳》作者認為有所謂不脩《春秋》，大概就是魯國史官所記載的原本《春秋》。
孔丘曾經脩改它，便是今日的《春秋》。
」《頁9》楊氏於此處似乎認同孔子修《春秋》，與其論點相左。
另有《禮記·坊記》的兩則記載，也說明了《魯春秋》經過加工的痕跡：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
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
取妻不同姓，以厚別也。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
《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沈玉成與今本《春秋》比對的結果，沉氏以為「《春秋》經過筆削即今天所謂修訂、編定的證據，如上所述各點，都比較可靠，至於這個筆削者，孔子應該是一個適當的人物。
」《頁35》其所下的結論似乎太快速，缺乏論辯的過程。
四、尚待厘清的問題
《一》《左傳》「君子曰」的問題
《左傳》成十四年記載：
九月，僑如以夫人歸薑氏至自齊。
舍族，尊夫人也。
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
此處「君子曰」與「聖人」是否同為孔子？
《左傳》昭三十一年記載：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
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
沉氏以孔子「這樣的自稱自贊和他一貫的謙遜平易就很不合拍。
」《頁29》因而懷疑這兩段文字頗有後人竄入的嫌疑。
因《左傳》的「君子曰」是不易解決的問題，動輒以竄入為理由，仍無法釋疑。
《二》孔子作《春秋》於何時？
如前面《史記》所述，若孔子作《春秋》是早在西觀周室，或周遊列國，厄於陳蔡之際，實有充裕的時間蒐集資料，完成一萬六千馀言的《春秋》，但是若花費長久時間準備，孔子自己不會透露出絲毫訊息嗎？
若是自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引發其「因史記作春秋」的動機，則孔子死於兩年後的哀公十六年，「以古代簡策的繁重，筆寫刀削，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書，過了七十歲的老翁，僅用兩年的時間，未必能完成這艱巨任務罷。
」《楊伯峻，頁10》張以仁先生認為孔子以魯史為據，非憑空捏造；文字不多，不到兩萬字；書寫情形非想像的艱難，這三點理由[7]，反駁楊伯峻的說法，認為孔子在兩年內完成《春秋》是不成問題。
《三》今本《春秋》與先秦之春秋的差別？
今本《春秋》與孔子時代所見之《春秋》、魯之春秋，甚至孔子所作之《春秋》，彼此之間有何關連，史料上所呈現的是何種《春秋》，均可一一檢視，以厘清各種《春秋》所造成的迷惑。
五、結語
孔子與《春秋》的關系，眾說紛紜，學者各自解讀現有的史料，竟然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解釋，楊伯峻和沈玉成均以研究《春秋左氏傳》而知名，對於史料有時也有過於武斷的推論。
沉氏之書晚出，在反駁楊氏之議論上，對於「《論語》無一字提及《春秋》的推理具說服力；於孔子「述而不作」的問題，未能厘清「述」、「作」的差別，無法解決楊氏的疑問。
沈玉成所主張的「孔子作《春秋》」的三項理由，證據也顯薄弱：孔子作《春秋》的說法見於《孟子》、《公羊傳》、《史記》，但是有力的證據僅《孟子·滕文公篇》，《史記》也有自相矛盾之處；《莊子》、《韓非子》的例證僅能說明當時有《春秋》一書，無法證明孔子作《春秋》一事；至於《不修春秋》和《禮記·坊記》說明《魯春秋》經過筆削，但此人是否就是孔子，可再議。
《左傳》是最早提到修《春秋》的問題，但也必須解決「君子曰」、「聖人」究指何人？
方可進一步探討孔子是否修《春秋》；孔子作《春秋》的時間，也是爭論未休；今本《春秋》和先秦之春秋有何差異？
均是極為複雜的。
透過本文，可呈現學者的某些思考盲點，以及想當然爾的結論，缺乏有力的證據以支持其推論過程，這也是往後學術研究宜避免的缺失。
引用書目
沈玉成、劉寧著：《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
楊伯峻註：《春秋左傳註》，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7年9月
〔清〕劉寶楠、劉恭冕撰：《論語正義》，臺北：世界書局，1992年4月
姚曼波著：《《春秋》考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張以仁：《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二刷
[1] 見沈玉成、劉寧著：《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頁30—31。
[2] 楊伯峻註：《春秋左傳註》《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7年9月》，頁7—18。
[3] 〔清〕劉寶楠、劉恭冕撰：《論語正義》《臺北：世界書局，1992年4月》，頁135。
[4] 相傳孟子是傳自子思，《公羊傳》是子夏所傳。
[5] 見姚曼波著：《《春秋》考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43—44。
[6] 見姚曼波著：《《春秋》考論》，頁53。
[7] 見張以仁先生：〈孔子與春秋的關系〉，收錄於氏著《春秋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二刷》，頁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