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學者弗洛裡斯•科恩曾在《世界的重新創造》中曾對中華文明給出了不夠全面但較為精準的判斷——中華文明一直關注的問題便是：如何建立一種穩定的社會秩序。
為了實現這種穩定的社會秩序，中華老祖宗便想方設法加強集權，並匹配形成了相應的等級禮法，如此形成了以皇帝為核心的道綜合。
何為穩定的社會秩序呢？
對於中國古代而言，很顯然特指治理國民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對於中國古代統治者而言，老百姓能忍、聽話、不鬧事，就是對他們而言的最好消息，所謂的『害莫大於亂，利莫大於治』就是這個道理。
也正是因為意識到『治』的重大作用，故而古代統治者一直都將『維穩』當成了畢生的追求，而學者也都將如何『維穩』當成了畢生的唯一課題傾盡全力去研究，如此導致有關治國方面的論文煩不勝數，早期的一次大爆發就是後世耳熟能詳、萌發於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至於用於維護以皇帝為核心的道德綜合、實現社會穩定的等級禮法，想必不用說大家也知道：就是以孔子為代表建立的儒家思想。
孔子曾經這樣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恥有格』
在孔子看來，利用刑法和政令來治理民眾屬於『無恥』的行為，因為民眾隻會因為恐懼而被迫屈服，內心其實是不服氣的；反之，若用道德和禮法來治理，情況則大不一樣：民眾不僅會崇德尚禮、秩序井然，而且還會激發出難得的羞恥心，使其對於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心服口服』。
單從字面理解，很顯然孔子說得太對了：人是有靈性、有悟性的個體，如果能夠通過道德教化、禮義廉恥教育民眾崇德尚禮，並且自覺遵守社會秩序，很顯然，對於皇帝向往的『天下大治』，是再好不過的消息了。
但問題又來了：既然依靠道德和禮法治國，能做到『民齒有格』，使得民眾能夠自覺遵守社會秩序，實現『天下大治』，那麼何須憑空弄出一個皇帝來『治理』民眾呢？
皇帝完全是多餘的擺設嘛。
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國古代不僅皇帝沒有被淘汰，反而愈演愈烈，另外，強有力的君主對於弘揚聖人禮法、實現『天下大治』十分重要，甚至達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
歷史上所謂的明君也都貼上了『強有力』的標簽，比如秦始皇、唐太宗、明太祖、康熙皇帝，因為過於雄才大略，威震四方，故而他們任上，帝國都呈現出了欣欣向榮的景象，而一旦他們離任之後，新繼位的帝王因為不夠硬，帝國很快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局面。
雖然孔子設想的『德禮治國，民齒有格』非常美好，也存在可行性，但其中並沒有看出與皇帝有半毛錢關系，為何實際情況卻是：弘揚聖人禮法必須靠強有力的君主？
也就是說：為何民眾必須皇帝來『治』？
這是因為：聖人孔子提倡的『德禮』，實際與皇帝有著莫大的關系。
何為德？
如何才有禮？
這都與君主專制關系密切。
『德』按如今的解釋是『品德』的意思，但在古代卻特指『信』與『恩惠』。
能夠取『信』於天下，你才能得到萬民的擁護，才能邁上當皇帝的成長之路；當了皇帝之後，你再對老百姓施加『恩惠』，你才能夠激發老百姓的感恩之心，也才能做到『民齒有格』。
至於『禮』，實際就是等級制度的產物，是不同等級人群之間相處的方式，且更多的是下級用於表達對上級的尊崇、忠心的方式，比如臣子對皇帝要行君臣之禮，下級對上級行叩拜之禮，子女要對父母行請安之禮等等。
所以說，孔子提倡的『德禮治國』，實際上就是先給君主專制的一份治國方略，而且孔子曾經還說過：『天上沒有兩個太陽，所有人世間隻能有一個君王』，對於君主專制可謂是極盡贊同。
既然孔子提倡的『道德、禮法』都是針對君主專制下的治國思想，那麼弄一個皇帝來『治理』民眾，就再正常不過了，而且還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