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贊亦滿天下、謗亦滿天下
在一眾的法家人物中,商鞅絕對是頂級之人,亦是最成功之人,他讓秦國一躍而成為當時列強中的『超級大國』,至少在我們汲取知識的那個年代,是這樣告訴我們的。
即使於今來看,這也是沒錯的,商鞅變法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造就了一支所向無敵的虎狼之師,經秦六代君王的努力的,由秦始皇一統天下,開創了一個大中華的雛形,由此來看,商鞅的變法,是決定我中華民族千年大勢的開端,他是歷史之巨人,於我華夏,功莫大焉。
但在歷史上,自西漢『獨尊儒術』以來,商鞅的名聲其實並不好,這當然是緣自於他使用暴力手段推行改革,而秦國也被冠以『虎狼之國』的蔑稱,其殘暴之名久久的揮之不去,以至於秦國二世而亡,也被歸於這『暴秦』之必然。
司馬遷對商鞅也是沒太多好感的,他在《史記·商君列傳》中,直接寫出了他對商鞅的看法: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
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但對他贊譽有加之人亦是不少,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改革家王安石,他曾寫詩贊曰: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王安石變法的轟動效應是能比肩商鞅的變法,他對商鞅的贊美當然是可以理解的,而大學者梁啟超對商鞅也是情有獨鐘,將他與管仲、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張居正並列,稱之為『中國六大政治家』。
但是,盡管有這樣的大家為商鞅站臺,效果卻也甚微,一直到新中國建立前,這商鞅的名聲還是不太好的。
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實行變法,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使秦國日益強大,傲視群雄;及秦孝公死後,被指謀反,處車裂刑暴屍示眾,年約57歲。
他是衛國人,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或公孫鞅,後因率軍在河西之戰中獲勝,封於商地,故號為商君,一般稱之為商鞅。
衛國大致在今天的河南一帶,是歷國九百餘年的諸侯國,作為中原開發最早的地區之一,這裡物華天寶,人才濟濟,跟隨孔子的子路和子貢、改革家吳起、政治家呂不韋、刺客荊軻和聶政,第一位愛國詩人許穆夫人等等,皆出於衛國,當然,還有這商鞅。
商鞅所處的時代,正是社會急劇動蕩,際會風雲之時,周王室式微,各諸侯國相互征戰,爭霸天下;經過數百年的兼並戰爭後,隻剩下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大諸侯國,在這華夏大地上演繹著弱肉強食的歷史悲喜劇。
七國中,秦、楚兩國是最被看不起的,楚國地處荊湘,中原以蠻夷視之;而秦國原是公元前9世紀時,一個叫非子的人,在西北偏僻之地為周王室養馬,得到了一小塊封地,號為秦贏,這便是秦國的前身,這兩個國家一直是被各老牌帝國當作未開化的野蠻人部落來看待的。
相對於楚國,秦國更是被視為化外,屬於文化荒漠,人才奇缺,整體人才質量水平,能同當今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媲美,而且北方又直接面臨外族義渠國的威脅,『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東方各國是不帶它玩的,毫無國際地位,所以,變法圖強一直是秦國歷代國君努力的目標。
由於貴族勢力較弱,思想開放,秦國無各國私家的養士之風,反而是以招賢納士為要,所以,秦國的開放度是在七國中最高的,秦孝公為此頒佈了著名的《求賢令》,而商鞅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來到秦國的,於是,秦國隊終於等來了馬拉多納,史載商鞅是『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一個外國人,不遠千裡來到秦國,商鞅的目的首先是要實現自身的價值,將自己的才華展現給世人,一泄在魏國不受重用的怨恨,而這前提便是在得到國君的信任後,以變法來改變秦國原有態勢,而達到強盛的目的。
他走的是秦國君近臣景監的路子,有人說這姓景的是太監,其實未必,司馬公隻說他是『嬖臣,』嬖者,偏愛也,我覺得他隻是國君的寵臣而已,但商鞅卻是通過他,得以接近秦孝公,通過他的口才,最終說服孝公,鐵心實施變法改革。
商鞅的名字是同變法緊密相關,其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戰』,確立秦國以耕戰立國的價值觀,以可量化的激勵制度擊穿階層流動的壁壘,簡言之,商鞅變法是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具體措施:
政治上:結束分封制度,推行郡縣制,打破原有的貴族制度建立戶籍制度,實行連坐法,制定大秦律;
軍事上:獎勵軍功;實行20等爵位制和『什伍制』;
經濟上:廢井田,民得買賣,所有領土,不再分封;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建立戶籍制,統一度量衡;
文化上:焚詩書而明法令,輕視教化,壓制民眾思想;
習俗上:改革原有陋習,改變社會風貌。
其實,商鞅變法的內容並非其首創,應該說是他繼承和借鑒了先前各國變法的內容,加以整理和完美,並利用秦國貴族舊勢力相對較弱的有利條件,進行了大刀闊斧地革新變法並取得了成功,而其中最關鍵的是秦孝公強有力的支持。
商鞅變法是分兩步三個程序走的,分別是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而在此之前,或大致同時期之際,各國都在進行變法改革,其中有魏國的李悝、楚國的吳起、韓國的申不害、齊國的鄒忌等等。
而趙國趙簡子及趙烈侯這些人的改革,在成效上就可忽略不計了,倒是那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成效顯著,但那是局限於軍事上的,各國一個模仿便功效全無,至於那一味死守周禮的奇葩燕國,於變法是邊也不沾的。
商鞅之所以會在後世被人詬病,主要是以他為代表的法家在人情上的冷漠和無情,加之律令太苛,幾不近人情,而這一思想又被後繼者一衣相承,所以,相比於其他國家,暴秦之名與其壯大和發展的進程是相依相伴,遂形成了一個以殘暴為底色的國度。
而進入新世紀之後,歷史上凡是搞改革的,不信天、不信命,敢於向統治集團和傳統思想發出挑戰之人,統統都受到高贊,而不管其合理性有多少,所以,哪怕是惡貫滿盈之人,都在一句『造反有理』的大旗下,金衣貫身,這是那個時代的潮流。
商鞅是變法圖強,當然是反對舊勢力和舊法規對現行實際的束縛,他針對『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謬論,響亮地提出了『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
』在變法之前便做好了輿論準備。
他審時度勢,並不是如後世光緒發動『維新變法』那樣,一天數道詔命,如狂風暴雨般地迅疾,整個過程分三步走,先是頒佈墾草令,這隻是一個試探,三年後,再適時進行較大規模的變革;六年後,又進行了第二次徹底的變法,歷時十年,循序漸進,終於使秦國變法為民眾所接受,也徹底改變了秦國舊時的面貌。
變法的結果實現了商鞅預期的目標,按司馬公的說法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
民勇於公鬥,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在此期間,商鞅通過河西之戰、固陽之戰及西鄙之戰,打開了東進之門,檢驗了變法成效,個人威望亦達到了頂峰。
常言道,『功高震主』,商鞅變法能夠成功,靠的是秦孝公強有力的支持,而商鞅在變法中的鐵面無私的酷吏言行,也得罪了很多的貴族高官,及孝公去世,秦惠王上位,商鞅便瞬間悲催了。
曾被他割去鼻子的秦惠王老師公子虔等人率先發難,他們告發商鞅『欲反』,於是秦王下令逮捕商鞅,他提前得信後立即潛逃,欲去魏國避難,但魏王卻因他曾率軍打敗魏國而怨恨,不許入境。
無奈之下的商鞅被迫潛回封邑商,及追兵至,商鞅戰亡,屍體被運回咸陽,在處以車裂刑後示眾,當然,全族被滅也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商鞅死而君法存,變法的內容一直被後世秦國最高統治者奉為治國根本,一脈相承,從而保證了秦國持續地強盛,大國崛起,一枝獨秀,並在後來張儀、范雎等一眾人的操控下,縱橫捭闔,碾壓六國,最終在嬴政手中,『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完成了統一大業。
在我們觀念的深處,一直是認為改革者是偉大的,商鞅變法及後世的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其實是包括所有的變法,都是好的,因為,改革和變法的對立面就是因循守舊,就是頑固保守,肯定是要被唾棄的,這是那個時代在我們身上留下的烙痕。
當然,其中不包括王莽變法,這哥們兒也太超前了,還篡位當了皇帝,惹起綠林和赤眉造反,最終死於非命,如果這樣被後世看作穿越的奇葩之人,是萬萬不能放入改革家之列的。
在我讀了一些書以後,對商鞅變法有了自己的看法,其實商鞅變法的根本,就是要將秦國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軍國主義國家,在這個國家中隻有兩種人,一是戰士,一是農民,前者強兵,後者富國,而這兩種人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但都是可以隨意被奴化的愚民。
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國家就是為戰爭勝利而存在的一架機器,一個國家版的殺戮機器,百姓的幸福隻有通過戰爭來獲得,變法看似是依法治國,法律至上,實際上是通過建立軍國主義體制,把所有的國家資源捆綁在一起,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形成最優化的結果。
所以,當秦國士卒看見敵方士兵時,哪兒還是一個個對手,你的腦袋就是我的財富,就是秦卒們為之奮鬥的田地,那一顆顆人頭,就是等著他們去拿的爵位和幸福,這如何能讓他們不興奮。
所以,這時的秦國民不再是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這部戰爭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秦民『聞戰則喜』,自此,商鞅卻成功地將統治者自己欲望的殺伐兼並,變成了一場全秦國的人民戰爭,這虎狼之師就是這樣打造出來的。
另外還有個怪異的現象是,既然秦國的變法是成功的,秦國迅速地強大也是各國有目共睹的,那為何其他國家不效仿而為,以此來提升自己的綜合國力呢?
其實這也很好解釋,就變法本身而言,並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見影之事,沒個十數年的時間,誰也不知道是如何一個效果,這在傳統思想根深蒂固的諸侯國中,誰敢去摸著石頭過河,當第一個吃螃蟹之人,及至商鞅變法有了成效後,再去效仿,怕也是水過三秋了。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各國實情不同,阻力大小不同,原有的政治制度不同,如那一直實行貴族政治的楚國,不可能出現秦國那樣的招賢納士之舉,最多是偶爾一試,淺嘗輒止,在任用吳起變法失敗後,便不敢再為之了。
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中原的老牌諸侯國,秦國的各項制度最是粗糙,而近於戎狄的彪悍民風及貴族不算太強大的封君勢力,都可以降低變法阻力,這些都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有利條件。
再說了,秦國當時作為一個為周王室養馬的邊鄙之國,中原皆以禮樂不興的蠻夷視之,如三晉燕齊這等公爵之國,如何能放下身段去跟風效仿?
商鞅,一個早已落魄的中庶子,大致相當於魏國國務院辦公廳的秘書,一旦效仿他,豈不就意味著承認自己的變法不如商鞅,這在那個臉面比性命還重要的時代,是萬萬不能為的。
於是,在中原打成一片,魏、齊、楚相繼稱霸的時代,秦國這個地處西陲,被人瞧不起的國家,在夾縫中贏得了20年大好時光,力行變法,在人們的不知不覺中,夢醒之時突然發現,身邊不知何時已出現了一個隨時能吞噬自己的龐然大物。
當這些國家醒悟之時,再想行變法之事肯定是來不及了,而商鞅被秦惠文王將商鞅車裂的事實,也昭示了一個變法者的結局,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何人敢於再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法.
商鞅悲慘的結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嚇退了所有試圖變法之人,為了理想,商鞅可以獻出生命,但其他人不行,所以可以說,要想在哪個國家實施徹底的變法,除非商鞅再生!
盡管後人對商鞅變法及他本人非議較多,但都不可否認的一點是,這是秦國乃至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變法使秦國一躍而成為實力最強的帝國,對中國是產生了重大影響的。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商鞅變法是一個在特殊時期所實施的特殊政策,變法在短期內取得成效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正常的國家來說,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措施,如果將其作為國家的基本國策,勢必會將走向災難的深淵。
這就如同一個重疴纏身的病人一般,用猛藥也許能回光返照,起死回生,然而,如果長期吃這猛藥,必然後患無窮,甚至致命,所以,商鞅變法從長期的效果來看,雖然秦國一統江山,但終究是在『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怪圈中倏忽而亡,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司馬公對商鞅是很不感冒的,他直言說:『商君者,其天資刻薄人也』,讀他的著作則言,『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
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而對商鞅變法的結果他也並不是太欣賞的,甚至是很鄙視的,他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茍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 他的這一看法,也是後世的評價商鞅及其變法的主流看法。
變法是將本來的一個偏僻之國變成了一個與中原各國王道民風迥異,各國視為虎狼之國的國家,見利忘義,殘暴兇狠,人與人之間六親不認,如禽獸般地無情,這些話怎麼看可都不是好詞。
對商鞅及其變法的評價,現在其實是陷入了一個怪圈,一方面是贊揚他奠定了秦國一統天下的基礎,另一方面卻又從各個角度來批判其給後世帶來的負面影響。
其實這個並不奇怪,就如同我們一邊贊美愛因斯坦等科學家對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另一方面又對其主導的曼哈頓計劃中,原子彈對人類的傷害及無法預測的危害一樣,看似矛盾,實則是一個統一體中的兩個對立面,說人話就叫『人嘴兩張皮,咋說咋有理』。
關於商鞅的話題肯定還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是,相信這也是個沒有結論的話題,我對商鞅是很崇敬的,至少在義無反顧,為信仰而死的勇氣上最是讓我感動。
閑話漁樵江渚上,回首笑看夕陽紅,俱往矣,回首青山,流水桃花,忍不住地道一聲,商君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