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課本對商鞅變法給予了極高評價，表示秦國的統一大業，其基石就是商鞅變法，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但也有人認為秦孝公時的商鞅變法被後世嚴重誇大了，其改革力度似乎也沒有通史以及宣傳中那麼大，更像是一種持續多年的中央集權努力的延續，那麼，是又是什麼因素使得秦最終掃清六合統一華夏？秦國能夠統一中國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商鞅變法的真實作用是否被誇大？
其實，秦國能夠統一中國的四大根本主因是：
一是秦孝公啟用商鞅變法
秦國步入變成『一切為了耕戰』的高效模式，主要內容為：改革戶籍制度，實行什伍連坐法、明令軍法，獎勵軍功、廢除世卿世祿制度、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獎勵耕織，重農抑商，嚴懲私鬥、改法為律，制定秦律和推行小家庭制。
開阡陌封疆，廢井田，制轅田，允許土地私有及買賣、推行縣制、加收口賦、統一度量衡、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禁遊宦之民和執行分戶令。
但是法家思想跟現代的依法治國是兩種不同的事物，它有著極大的偏激和缺陷，商鞅認為應該富國弱民，民強則生變，民弱則依國，應該讓民恐懼私鬥，勇於殺敵，善政會導致奸民，因此摒棄一切善政，要燒毀儒家崇尚大一統的詩書，用嚴酷法令治國，用立功、法律來管理國家社會。
重法重刑自此籠罩秦國，也加強了秦公對基層的掌控，法家思想在初始的短時期有整合力量的作用，但是其偏激和缺陷也不是一個國家的長久之計。
二是秦惠文王承上啟下的功績
秦惠文王絲毫不比開啟變法的秦孝公、完成統一的秦始皇要差。
秦惠文王車裂商鞅，清除商鞅家族，他認為商鞅的單純的全民耕戰制不切實際，無異於異想天開，而褫滅工商業這樣的極端行政，則會使國家經濟陷入僵死癱瘓。
所以，全民耕戰制被他取消，為了推動工商業的發展，他在秦國歷史上第一次發行貨幣，我後人熟悉的，中國使用了2000多年的圓形方孔錢就是他選擇的樣式。
秦惠文王因為郡縣制與法家沒有必然聯系，保留郡縣制，但因為沒有更好的軍功制度保留了斬首授爵制。
秦惠文王在法家路線實行一段時期後及時把秦國拉了回來，他實行以國為本，攻克義渠，滅巴國蜀國設立巴蜀二郡，取得蜀地為秦國增加一個大糧倉，為秦國固本培元，因此有人認為，獲得蜀地已經基本註定了秦國的最終勝利。
三是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間，發動的大規模戰爭
昭襄王期間發生了著名的伊闕之戰，五國伐齊，鄢郢之戰，華陽之戰，長平之戰等等，他被稱為『語文課本大BOSS』，完璧歸趙，請為趙王擊缶的是他，坑殺趙國四十萬是他，逼死白起的也是他。
他鞏固對巴蜀的統治，巴蜀的穩定對秦以後的統一戰爭有很大促進作用；徹底消滅義渠，義渠隱患的解除，不僅消除了秦的後顧之憂，戎地驍勇的士兵眾多的牲畜 ，還為秦滅六國提供了雄厚的軍事資源。
他實行遠交近攻和近交遠攻的外交策略，造就一支能征善戰的強大軍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戰役的勝利。
他滅周，表明了秦統一天下的決心和意志，更顯示了秦已具備擊敗東方各國聯合進攻的雄厚實力，這一事件會給各國造成深刻的心理威懾，意義是深遠的，滅周是一個新紀元的真正開始。
秦昭襄王在位時間是秦歷代君王中最長的，在最後六七位秦君王中，他統治的時間超過了前任的孝公、惠文王、武王的總和，也超過了後面的孝文王、莊襄王的總和。
他在政治軍事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勛，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成就，他重用范雎、白起等人，為秦國的發展做出極為傑出的歷史貢獻，可以說昭王時代是秦國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決勝時代。
翦伯贊說，昭王末年，『秦對六國的鬥爭已取得決定性勝利』是非常精辟的論斷！
隻是秦國長年征戰，到了秦昭襄王後期已經民生凋敝，陷入『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的境地，遭到諸侯國的聯合打壓，戰果一一丟棄。
此時，秦國能否調理陰陽，化解這種凋敝虧空的危險境地，滿血重生，向統一天下吹響最後的號角呢？呂不韋登上歷史舞臺。
四是呂不韋以霸道和王道結合治理秦國，將秦國達到極盛
在呂不韋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政策下，秦國之前被透支的國力逐步被找補回來。
呂不韋下令修建都江堰，巴蜀地區自此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舉全國之力修建鄭國渠，不但治理了秦國延續百年的水患，更使身處苦寒之地的大秦徒增良田萬畝，這兩項名垂千古的水利建設不但使秦國糧草民生更為盈實，且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他編纂的《呂氏春秋》記載了先進的農業生產理論及技術，還下令編纂了中國農學史上的四篇開篇之作：《上農》、《任地》、《辨土》和《審時》，完善了一部新歷法《月歷》，記載了每個月農民應該完成的農活，各郡縣長官必須勸農，秦國的農業產值大幅提升，逐漸解決了軍民的糧食問題，讓秦國東出之路不在有後顧之憂，實乃大秦東出之本。
呂不韋設立『太平倉』，發行文信錢，提倡商業貿易，規定商人可以不交稅不服勞役，秦國的商業貿易達到了空前繁榮。
呂不韋愛才，招覽天下賢能之人聚於大秦，給秦國儲備人才，『欲以並天下』，文臣甘羅，王綰，李斯等等，武將蒙驁，王翦，李信等等，呂不韋在職期間任用的人才可以說都是大秦東出的核心力量。
呂不韋開始要求秦軍出征講究師出有名。
呂不韋廢除了自商鞅變法以來盛行的『計首授爵』規定，抹除了商鞅變法的最後遺跡，提倡『義兵』政策，所謂『義兵』，就是不擾民，不亂殺人，攻入敵國後，要『不虐五谷，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
該政策使秦國達到了『克其國，不及其民』『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之目的，敵軍拼死抵抗大大減少，秦國統一步伐加快。
呂不韋兩次打破六國合縱聯軍的圍攻，親自部署軍隊滅掉東周國，徹底將周朝殘餘勢力消滅；派蒙驁出兵攻打韓國奪取大片領土，設立『三川郡』；派蒙驁攻打趙國，奪取了太原、榆次、新城、狼孟等三十七座城池；又攻取了魏國的高都和汲；命王齕攻打上黨郡，設立『太原郡』；呂不韋還用24萬兩黃金離間致使聯軍最後一位強大統帥信陵君去位；攻取魏國二十餘城，設立『東郡』。
東郡的設立，使秦國版圖直接與齊國相連，為秦國取得極為有利的戰略態勢，徹底斷絕了六國合縱的可能性，燕趙和魏楚的地理聯系已經被隔絕了，六國陷入待宰割的最終局面，這是秦滅六國統一天下進程的重大突破和裡程碑，統一天下進入收官階段。
假使秦國順著呂不韋霸道、王道兼用的路線一直走下去，或許秦國的統一進程比歷史上更加迅速，而統一後秦朝對天下實行呂氏休養生息愛民政策，秦朝可能成為一個政局穩定、民生恢復、國祚綿長的偉大王朝。
然而遺憾的是，歷史終歸沒有如果，嬴政長大了，嬴政親政，呂不韋罷相，呂不韋將《呂氏春秋》進獻給嬴政，嬴政棄之不用，他篤信韓非子觀點：君王不靠德行才能，而僅僅是因為他手中的權力。
韓非子主張君主必須把權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裡，君主要時刻提防身邊的人分割，搶奪，削弱自己的權力，這些身邊人包括妻妾子侄，叔伯兄弟在內的全部親戚，還包括近臣親信，他們被韓非子統稱為八奸，都是高度警惕的對象，對於受到楚系外戚鉗制，長期大權旁落的嬴政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吸引力。
但是嬴政當時也難以去大范圍更改政治路線，因為政治路線是個系統國家工程，除了楚氏外戚的政治影響，沒有一位法家相邦也不可能實現這一國家工程，嬴政的法家路線實際是完成全國統一後立李斯為相邦進行的。
呂不韋繼任者昌平君為相十二年，在沒有鮮明的新思想路線代替呂氏思想前蕭規曹隨，權力觀完全迥異的秦王政也不可能像呂不韋那樣將呂氏路線方方面面嚴謹遵行奉為圭臬，各方面行政條款可能有微調損益，比如秦王政期間應復辟過一陣『斬首授爵制』，但又黯然取消了。
等到前225年昌平君罷相，已經距統一僅僅四年了，因此，至前221年統一六國，是一種『大致沿用呂氏治國路線』的路線。
今天出土的那一時期秦簡記載了與後期苛暴秦法完全迥異的德政思想，應系公元前218年李斯為相之前或大規模鋪開法家路線之前。
科學的節奏應該是，統一前用極端的法家路線集中力量辦大事來完成統一大業還有點道理，統一後應果斷拋棄法家啟用德政路線。
可惜的是，秦始皇反而完成統一後啟用法家路線，先是，法律制度全面更替啟用法家路線；然後，發生了淳於越對秦始皇的規勸，引起李斯的激烈反應和焚書坑儒建議；然後，秦始皇研究過決策結果為，大力嚴肅推行法家路線，采納李斯焚書坑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法家』。
除了人們關注的兵役徭役問題《計算總人口能出多少丁，然後南征50萬軍，擊胡30萬軍，修長城的，修阿房宮的，修驪山陵墓的，修甬道的等等》，關鍵是嚴苛秦法對民生的結構性傷害。
秦始皇在大統一之後反而選擇法家，導致了秦朝覆亡，後世每次亂世統一人們對和平珍惜感恩，新政容易鋪開，秦滅六國不同的是，六國之人很多有故國之思和滅國亡親之恨，鋪開嚴刑峻法缺乏人和基礎。
即便如此，極端政策在推行一段時期是有集中力量辦大事效能的，但隻能實行一段時期，一段時期以後就應該調整了，秦始皇不但生前未能自行調整路線，也沒有為繼任者安排好。
秦惠文王一上位立即誅殺商鞅，清除商鞅家族，廢除法家政策，將秦國從極端拉了回來；而扶蘇不認同法家任法重刑，若其上位立即誅殺李斯，清除李斯家族，廢除法家政策，重現秦惠文王之功，則大秦尚有可救。
但是生命倒計時的李斯沒有認命，他夥同趙高除掉了扶蘇，大秦徹底失去撥亂反正機會，很快滅亡。
因此，法家的商鞅變法僅僅在起步一段時期起了作用，但將秦國富強決勝都歸功於它，不是誇大冒功的問題，是害益搞反了。
現代的依法治國與偏激排斥善政的戰國法家孑然不同，戰國法家的歷史作用，其實被誇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