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約自商周起，就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化意識，用以區別四周的玁狁、鬼方等族；到了春秋時代，四周異族開始大量進入中原，和諸夏民族頻繁接觸。
正因如此，為了維護諸夏文化的純粹性和政治秩序，齊桓公搬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希望借此重建秩序，共同抵禦異族的入侵。
當時秩序雖有賴霸主的重整，但是各國間的盟誓行為也是穩定秩序不可或缺的互信基礎，已見春秋盟誓的頻繁與重要性，其中也不乏與異族結盟約誓的情況。
盟誓在春秋戰國雖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戰亂紛擾的時代，這樣的約束力仍是不夠的，孟子已認為『春秋無義戰』，更遑論戰國。
那麼，連中原諸國都未必能信守盟誓，諸夏國與異族結盟是否就能讓彼此維持和平的狀態？
華夏文化的優越感
中原諸夏希望邊境穩定，因而需要與戎狄部族建立盟誓以求和平共存。
如魯與戎立潛唐之會盟；齊與狄盟於邢等。
雖然是以盟誓的方式冀求和平共處，中原諸夏國是否存有敬意則令人懷疑。
從魯襄公四年晉國決定與戎結盟的例子來看，這恐怕是一種保護諸夏的策略。
晉侯原本認為『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但是在聽了魏絳的建議後，接受與諸戎結盟，此後八年晉國九次會諸侯，戎狄與諸侯都服從於晉，呈現平和的狀態。
魏絳並非是站諸戎的角度提出看法，而是考量到倘若攻獲了禽獸般的諸戎，卻失去同為一體的諸夏(陳國)豈不是不智的決定？
由此可見，即便諸夏願意和這些非華夏族群結盟約誓，但對他們的看法未必都是正面的。
《趙氏孤兒》魏絳劇照
因為受到戎狄和秦楚吳越等國的威脅，華夏諸國為了尋求保護、互相合作提出『華夏』、『諸夏』的口號。
這是發揮自身的群體意識以對抗異族的表示，諸夏逐漸以區別異族來確定自己共同的文化意識。
齊桓公的『尊王攘夷』及會盟定霸，更加深了華夏意識的形成。
華夏意識不但成為了諸夏國的認同基礎，諸夏國並借此強調文化的優越感：隻有蠻夷才會有不合於諸夏文化的行為舉止。
雖然諸夏對四周的蠻夷之邦充滿歧視，但是為了保護華夏各國的安全，除了階段性和權宜性考量需要和非華夏族群締結盟誓，華夏各國也需要聯合成同盟，必要時共同對抗外敵。
對於稱霸的大國而言，不參與盟約不但會受到懲罰，而且會被視為蠻夷。
杞成公死，春秋隻記『杞子卒』，因為杞國未和諸夏同盟，又用夷人的禮節，所以書曰『子』不書名。
諸夏除了遵守盟誓外，盟誓的場合更要遵守規矩儀節，否則也會被視為蠻夷。
如齊魯會於頰谷，原本兩國國君作揖升壇，但是此時齊人起來鼓噪，並想挾持魯君，因此孔子便譏嘲齊國說：『兩君好和，夷狄之民，何為來為？
』
中原華夏具有『我族本位』的優越感，乃是文化認同之心理現象，與事實關系或許不大。
吳王夫差在會盟黃池前，勾踐前來偷襲，邊境軍事告急，吳王為了要不要參與會盟而憂心忡忡。
大夫王孫雒建議吳王一定要參與會盟，並且爭到先歃血的盟主地位，只要吳王凝聚士氣，那麼晉國必會不戰而讓吳國主盟。
可見，吳國遇到身為華夏代表的晉國也並不覺得自己低下，吳國本身所凝聚的認同讓他們無懼於晉國，這種凝聚力是以武力作為後盾的。
然而，《春秋》記『公會晉侯及吳子於黃池』仍然對吳國帶有貶低的眼光——只要具有華夏文化的高尚道德，盟誓的先後順序也就不值得爭論了。
《東周列國·春秋篇》吳王夫差劇照
同樣的，在宋之盟，楚國最後在締結盟誓時取得主位率先歃血，不是因為諸夏認同楚國，而是如叔向所言：『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諸夏基於自身的文化優越感，跟異族結盟甚至排於次位，都不會影響他們身為華夏文明一份子的榮耀。
盡管諸夏自認為具有高於四周異族的文化，但是背盟的情形卻屢見不鮮。
面對紛亂的局勢，各國追求強盛和自保的企圖心強烈，講求『信』與『禮』的道德約束，終究不能阻止背盟毀約的事情發生。
因此在《左傳》中，關於『二』的論述特別多，主要都是在說明不論華夏或非華夏諸國，多懷有二心參與會盟。
當然不僅在會盟中，臣對國、君的反叛亦是如此。
非華夏族群對盟誓的態度
秦、楚、吳、越崛起之後，通過和諸夏結盟約誓或戰爭等方式，自然大量接觸到中原的諸夏文化。
在戰爭或外交場合，可以發現非華夏族群與諸夏交往時，使用共同的方式和語言，如在楚人心中周朝文、成二王是他們模仿的對象，並把商周成敗的事當作訓典。
楚國知識階層對華夏禮儀十分嫻熟，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吳國公子季札。
他出使魯國展現了嫻熟華夏禮樂的風范，出使各國對其國君皆有建言，而贈劍於友人墓前更為佳話。
這些例子皆反映出為了贏得華夏諸國的認同，非華夏族群有時在文化上可能表現得比華夏還要『華夏』。
從秦、楚、吳、越的祖源傳說來看，對於華夏及邊緣異族而言，有共同的祖先源流，是彼此認同的方法之一。
春秋時的秦、楚、吳、越、犬戎、苗民皆是黃帝後裔，與華夏有共同的族源，不管這些先祖記憶是自己創造或是中原華夏的想像，原本被華夏視為蠻族的族群，都借攀附共同的祖源——黃帝，成為了華夏的一份子。
但是，攀附並非是單向的『邊緣』向『核心』的模仿，亦有華夏攀附外來文化的情況。
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雖是為了發展軍力而采借異族文化，卻不失具有特殊的意義，更顯現出戰國時期軍力強盛是國君治國的首要任務。
此時，華夏文化的優劣似乎不那麼重要了。
《風雲戰國之列國》趙武靈王劇照
由結盟、約誓的角度觀察，原本那些諸夏眼中的『蠻夷』，鮮少有機會參與會盟，但隨著他們武力強盛而興起，不但有能力召集諸夏各國會盟，而且還自比為華夏光榮的一份子。
如吳王想要與晉爭奪盟主之位，晉國基於吳國的武力強大隻能婉言擺出低姿態，並且會盟之時由吳王先歃血為盟，晉次之，最後終於讓吳王願意尊周天子，並聯合諸夏『兄弟之國』平定楚國。
可見，當秦、楚、吳、越取得霸主地位後，他們和諸夏結盟約誓同樣以諸夏的兄弟國自居，以保護周天子和諸夏為己任。
然而，隨著權謀詐欺的風氣逐漸蔓延，盟誓已經毫無約束力可言。
如楚國要北上攻打鄭國，子囊認為此舉違背盟約，萬萬不可行，但是子反以為只要攻打敵人有利可圖，哪管得了盟誓！最後子反得到『必不免』的評價；反觀秦穆公，楚人滅江國，秦穆公為此而素服不舉宴，君子便吟詩稱贊穆公。
這兩個例子最後的評論一褒一貶，看似相反，其實都反映了春秋戰國時期盟誓已無法約束各國。
自稱華夏的諸國，雖然因自身的文化優越感而歧視非華夏族群，但是在現實的考量下還是必須和非華夏族群結盟。
然而，卻不能因此斷定華夏諸國已將他們視為華夏的一份子，即使是非華夏族群的秦、楚、吳、越已經稱霸主盟，他們還要不時強調自己和華夏是兄弟國。
當然華夏諸國樂於看到非華夏族群學習華夏文化的成果，也不吝給予正面的贊賞，但是深究起來，華夏諸國贊美的，其實是那一套以華夏文化為標準的價值。
諷刺的是，文化高尚的華夏諸國卻常有毀約背盟的舉動。
原本被視為蠻夷的國家，如楚、秦、吳、越等，他們國勢變得強大，對中原國家造成了不小的威脅，因此在彼此的競爭上，人們便不再遵守過去的禮儀規范了，這也宣告了新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