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一個國家想要走向富強，不僅要取得對外戰爭的勝利，還要在內部擁有穩定的向心力。
也就是說，隻有國家內部團結一心，才能有生存及向外擴張的機會。
面對戰國七雄競爭越來越激烈的局勢，在對外作戰方面，國家往往為了自己的生存而背信棄義，如『商鞅詐騙魏公子卬事件』；可是在對內統治方面，商鞅又『徙木立信』。
看似矛盾的行為，實際上卻有相同的目的——為了使國家更加強大。
如此一來，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在過去宗法親親的社會結構瓦解後，人們開始不再講求『信義』，那麼，沒有血緣關系的君、臣以及民之間的關系，將如何鞏固和維系？
《風雲戰國之列國》商鞅劇照
君與民——由
『使民知信』到『
以法治人
』
商代天與神的地位崇高，有祭祀天神權力的君，其地位自然也是高高在上的。
到了周代，人們開始肯定和重視人本身的價值以及自身的所作所為，但是君與民的距離仍是遙遠的，所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即是在表達此時對民的看法。
然而，在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遷中，以『正民』、『治民』為宗旨的『禮』，不得不發生一些變化，社會觀念亦隨之而變遷。
民的地位開始提高，不僅表現在其與天、神的關系上，更表現在其與統治者的關系上。
諸侯國的興衰已經不是求神的庇佑就能決定的了，而是要取決於民，即使是神，也要『依人而行』。
《東周列國·春秋篇》晉文公劇照
正因如此，春秋時的國君就十分注意『取信於民』一事。
如晉文公在圍攻原之時，下令準備三日糧食，如果攻不下原即離去，當三日過後下令撤軍，諜報原將要投降，軍吏皆請文公等待，文公則說：『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
可見，春秋時代在治國方面就相當重視『信』，認為『信』是使民長久之道，否則國家便會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也無法保護人民。
與此同時，君主也重視政令的可信，否則『出令不信，刑政紛紛，動不順時，民無依據，不知所力，各有離心』而晉文公之所以能夠成為威震一方的霸主，主要也是因為他認識到『使民知信』的重要性。
『信』不但是教民的重要觀念，也唯有『使民知信』才能讓國家團結一心，使國力更加強盛。
《風雲戰國之列國》商鞅劇照
至戰國以降，春秋時代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信』更加受到重視，法家繼承了這些思想並加以發揚擴充。
法家的重要人物商鞅就曾為了變法而『徙木立信』，表示在戰國時代『信』在這一方面，仍是具有其價值和效用的。
然而，在法家所繼承的『信』的觀念中，不僅止於保護百姓安定國家，而是要進一步主張以法治人。
戰國的國君之所以重視人民，乃是因為國家的財富與兵力皆是從人民而來，能夠有效的統馭人民，方能使國家安定而國力達於鼎盛。
法家為了讓國君能在短時間內達成國家富強的目標，便將控制人民、強調君主權威作為最有效的方式。
『信義』成為統治的手段，所以在法家看來，『信』既不是倫理道德的表現，尤其『義』對統治國家人民更沒有實質的幫助，如《商君書》就說：『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以矣』所以在法家思想中，『信義』逐漸褪去了倫理道德的色彩，不再是發自於內心的道德了。
《商君書》
君與臣——由
『明德』到『
契約
』
從春秋到戰國時代，君臣關系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為時勢的改變，所以形成不同的君臣關系。
過去周朝實行封建制度，在周天子之下還有諸侯、大夫、士等階級，彼此之間不但有君臣關系也有血緣關系。
在封建禮制崩潰之後，佈衣卿相的情況越來越多，是由於春秋戰國時代為了國家強盛，各國國君尚賢的結果。
那麼，君主和沒有血緣關系的臣子是如何維系彼此之『信義』的？
君主以官爵來
籠絡
臣子，戰國時代也就形成了以利益為交換的君臣關系。
春秋時代雖然周天子已經失去地位，但是各諸侯在名義上還是周天子的臣子，仍是有尊重周天子的必要，此時的君臣關系仍具有道德上的精神意義。
即使是貴為霸主的齊桓公，也不能輕易破壞君臣之間的分際，如僖公九年，齊桓公與諸侯會於葵丘時，周天子派大臣賜祭肉給桓公，大臣傳達天子之命，說桓公不需下拜接受，但是桓公最後依舊下拜接受。
因此在當時，『尊王』是普遍的想法。
隱公九年，宋殤公沒有對周天子朝覲，鄭莊公就以天子名義討宋國，並將攻得的郜邑、防邑歸還魯國，《左傳》更以君子的話來稱贊鄭莊公。
《東周列國·春秋篇》鄭莊公劇照 ？
以齊桓公和鄭莊公的舉動來看，雖然是以天子之命行動，表面上維持了諸侯與周天子間的君臣關系和禮節，但實際上多少已經做出了逾越臣子地位的行為。
戰國時代，國君的地位已經比春秋時提高許多，不過有鑒於過去春秋之時君權被強臣掠奪的情況，如何既『使臣子效忠』又『防范臣子犯上』，便成了君主的目標。
韓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
由此可見，只要君臣的地位關系井然有序，那麼即使君不肖臣子也不敢侵犯，這與儒家強調的人治是非常不同的。
韓非畫像
然而，君主要如何維持自身的威勢呢？
簡言之，隻有能夠駕馭群臣，才能夠保有君主的威勢，而駕馭群臣首先要做到『必罰明威，信賞盡能』，信賞必罰乃是戰國時期君臣之間維系關系的重要方法。
脫離了封建血緣及禮制的關系，戰國時期國君以禮賢下士、以師相待、平等相處的方式尊重士人，但這些和官爵俸祿一樣是招攬人才的權術。
因為戰國的臣是『異姓之卿』，君臣間的關系發展到最後，則是一種契約——君以爵祿作為獲得臣子效力的方式，這也是國君必備的治術。
君臣之間不是『父子之親』的倫理關系，而幾乎是一種類似買賣的關系。
要使沒有血緣關系的君臣互相信任，戰國時代的各國君主就以官爵作為臣子效忠的方法，君臣之間通過物質、利益交換，而能夠維持互相信任，可說是十分符合戰國時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