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被視為中國古代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體系改革;而商鞅《公孫鞅》作為『冠名者』,也被視為這一變法的第一罪人/功臣。
但這一觀點實際上忽視了一個關鍵問題:商鞅作為孑然一身的外來者,為什麼能在秦國一手遮天、如願推行讓人聞之色變的法家制度?
蘇軾在《商鞅論》中這樣寫道:
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雖然有刻意貶低商鞅之嫌,但這句話也點出了當時的秦國國君——秦孝公,才是變法的關鍵人物。
如賈誼所言,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最終才得以一統天下。
對於秦孝公的作用,可不僅僅是『功不可沒』,筆者認為可以將其視為秦國大業的『奠基人』與『引路者』。
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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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排眾議,推行商鞅變法,奠定秦國強盛的基礎
秦孝公是開啟秦國改革大業的第一人。
公元前362年,秦獻公去世,21歲的孝公即位。
當時,秦國作為西部邊陲小國,生存狀態相當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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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馀,楚、魏與秦接界。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
當時,秦國被中原各國當成野蠻人,壓根不帶它玩;同時,在如日中天的魏國的打壓下,失去了河西的秦國被堵在關中,宛如像一頭困獸。
胸懷大志的秦孝公發憤圖強,決心振興秦國。
第二年,他向天下發佈求賢令,對於能使秦國強大的人才,他允諾將『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功名利祿的誘惑下,大量人才前往秦國,其中就有在魏國不得志的公孫鞅。
史書記載,對於公孫鞅的法家理念,秦孝公極為認可,並在公元前359年決定任命其全權負責變法。
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一舉措顯然是水到渠成的正確選擇,但結合方式的環境,設身處地站在秦孝公的立場上,就知道這一決策有多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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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時的公孫鞅人微言輕。
在魏國時,公孫鞅隻是相國公叔痤的中庶子,也就是侍從官,從來沒有什麼出色的政績表現。
所以面對公叔痤的推薦,魏惠王壓根沒當回事。
而秦孝公僅僅出於對公孫鞅理念的認可,就決定全權委托其負責推行變法,這一氣魄非常人能及。
二、阻力重重,想推行變法並不易。
歷來改革最不易。
商鞅變法的核心,是改變沿用了幾百年的貴族政治,將利益割給在『農戰』政策鼓勵下的全體秦人,其難度可想而知。
因此,得知秦孝公想推行變法,摒棄老祖宗留下來的治國規矩,秦國朝野的功臣勛舊們反彈強烈,他們的代言人甘龍、杜摯還與公孫鞅進行了一場公開辯論。
鐵了心的秦孝公力排眾議,不顧朝野反對,強行推進變法。
這一舉動,可謂冒天下之大不諱,除了壯士斷腕的勇氣,還需要對政權的高度掌控力。
三、為推進變法,拿自己兄長與太子開刀。
由於各界的反對與排斥,公孫鞅的表法推進了一年卻毫無進展,史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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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天天有大批人在國都投訴變法的不合理。
這時,秦孝公的太子犯法,公孫鞅為了殺雞儆猴,割掉了太子師傅公子虔的鼻子以示懲戒。
要知道,公子虔可是秦孝公的親大哥,能對他施加這種侮辱性的刑罰,若沒有秦孝公本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做到的。
刑不避王族,秦國人大為震驚,從此變法得以順利推行。
吃螃蟹不可怕,敢第一個吃的才是英雄。
後世對商鞅推行變法津津樂道,更應該明白敢於慧眼識珠、對其無條件支持的秦孝公才是實現這一壯舉的關鍵。
簡而言之,持續、全面、深刻的變法是秦國一統天下的關鍵,秦孝公是奠基人,後世的君主則是跟隨者。
引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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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實的治國與用人理念,定型秦國發展的基因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是以聖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
成大事者,不能奢求所有人的認可,要敢為人先;只要可以令國富民強,就不應該遵循守舊。
正是秉承這一理念,秦孝公大膽啟用來自魏國的小人物公孫鞅,奠定了秦國強盛的基礎。
同時,在嘗到甜頭後,這一極度務實的治國理念,也成了其後秦國歷代國君的行動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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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惠文王重用魏國人張儀為相國,以連橫之策,擊破東方六國的合縱,極大削弱了強敵楚國;
秦昭襄王任用來自魏國的亡命人范雎為相,除掉權貴,強化王權;遠交近攻,削弱六強;施展反間計,促成趙括為將,長平一役令軍事強國趙國元氣大傷;
秦莊襄王嬴楚借助衛國人呂不韋咸魚翻身;他的兒子嬴政則重用楚國人李斯,軟硬兼施、金錢與暗殺相結合,大大加速了統一六國的進程。
秦國的崛起歷史,是一部不斷挖掘各諸侯國人才為自己效力、不斷踐行新的謀略理論的歷史,而這一切的先行者,正是秦孝公。
用人不看出處、為政隻看效果,這一極度務實的治國之道,不僅幫助秦國一統天下,也是華夏民族在其後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不屈不撓、頑強生長的真實精神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