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儒家十三經之一。
《左傳》既是古代漢族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
《左傳》的誕生，不僅與其作者的史學、史才、史識密不可分，更與其作者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
作為中國古典史學的開山之作，它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變革時代。
在劇烈的政治與社會變革之中，湧現出一批文學遊說之士。
他們著書立說，招收門徒，組成學派，彼此間展開激烈的爭論，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
政治與社會的變革，文化的繁榮，為《左傳》的成書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百家爭鳴中，諸子探討歷史的熱情空前高漲。
然而，『諸子百家多起於民間，與官府隔絕，沒有機會讀史書和檔案，未受過史官的教育和熏陶，他們所有一些歷史知識多得之於傳聞，不辨真假』。
同時，過去那種片段的、零散的歷史記事，也容易造成人們對歷史認知的嚴重分歧，如《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載，孔門後學對《春秋》的解說，『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
戰國時代迫切需要一部以敘事的方式全方位敘述歷史的史書。
《左傳》正是適應時代需要而產生的一部史書。
關於《左傳》一書的作者，眾說紛紜。
多數學者認為，《左傳》由左丘明創作，經其後學增益而成。
左丘明是魯國的瞽史，大約與孔子同時。
左丘明創作《左傳》，得益於他的史官身份，也得益於時代的變革。
一方面，作為史官，左丘明精通周代官學，能夠掌握大量史料，具備創作《左傳》的便利條件;另一方面，史官制度的衰落與士人自我價值的覺醒，又使左丘明能夠突破傳統的束縛，根據自己的史識和方法撰寫史書。
左丘明及其後學，在繼承歷史文化的基礎上，撰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敘事史，完成了一項前無古人的偉業。
除了時代的客觀需要之外，大變革時代還為敘事史的創作提供了以下兩個有利條件。
其一，私人著述的湧現與史料的劇增。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私學興起和士階層的活躍，私人著述空前增多。
近二三十年來，出土的先秦簡帛文獻有大量的事語類故事，如前文所舉的上博簡與清華簡的事語類故事等。
此類事語類故事以記述人物間的對話為主要內容，有不少充滿智慧的嘉言善語，有的還有精彩的情節描寫。
這些事語類故事，它們與《左傳》的關系目前尚不能確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類似的事語類故事曾於春秋、戰國之際廣為流傳。
大量私人著述的歷史故事，不僅為《左傳》提供了重要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左傳》的敘事方式。
其二，散文的勃興與敘事藝術的進步。
春秋、戰國時期的私人著述，極為註重語言的技巧，注意邏輯、修辭與謀篇佈局，重視運用形象化、故事化的表現手法。
在文學上便表現為散文的勃興。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的著作，文辭優美，風格各異，『如《論語》的雍容和順、迂徐含蓄，《孟子》的靈活善譬、氣勢充沛，《莊子》的奇氣襲人、想象豐富，《荀子》的層次清晰、論斷縝密，《韓非子》的鋒利峭刻、說理透辟，等等』，既是深刻的說理論文，也是優美的散文作品。
可見，用生動的文辭著書立說，已經成為當時士人的普遍追求。
《左傳》敘事生動逼真，富有文學感染力，與春秋、戰國時期散文藝術的積極影響有很大關系。
司馬遷撰寫《史記》，秦代以前的部分，主要取材於《左傳》。
司馬遷的《史記》所開創的紀傳體，是繼《春秋》《左傳》的編年體之後出現的一種新的史書體例。
《史記》在體例上對成書於戰國時代的《世本》有所借鑒，但《史記》紀傳體的敘事范式與風格，更多的是受到了《左傳》的影響。
《左傳》還以『君子曰』的形式，發表對史事的評論，這是中國史論的肇端。
《史記》繼承《左傳》的『君子曰』，創立了『太史公曰』的論贊體例。
這一體例為後來歷代正史所沿襲。
雖然在《左傳》作者的頭腦中，還沒有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的明確概念，然而，出於全方位敘述歷史的需要，他『選擇某一史事中的一個關鍵時段或時點，把它作為時間坐標，然後把該史事系於其上，盡可能敘明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
這樣，便不自覺地創造了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的手法』。
《左傳》在編年敘事之中孕育了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雛形，是中國史書編纂體例與方法的一個重大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