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成為齊國國相後，除了在國家政治上進行改革外，業以富民為治國之本，在任相之初，就開始加強國家的經濟建設進度，以此來作為富民政治的實際推行措施，分為重農政策、農業勞力的管制和生產的分配、工商政策、幣制與金融和國際貿易《齊國物品也出口過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前些年都有文物出土》這五個方面，下面詳細介紹和申論這五個方面。
首先是重農政策，管仲認為欲富民必先重農，因為當時仍處於農業時代，主要就是由於農業生產的基本因素分佈最廣，且隨著鐵器的普及，從業農業生產也比以前變得輕松，況且當時食粟為齊國國民最為依賴的基礎物資。
而這也在《管子·治國篇》中有所提及，而從這就可以看出來，在管仲主政時期，可謂是以重農為本，而農業生產也為百業生產的根本，他深知民以食為天的道理，管仲真是熟知治國理政的根本所在啊。
其次在農業勞力生產與生產分配方面，管仲對於農業與勞力采取管制政策，而對其生產則采取分配政策，此舉頗有近代管制經濟的意味。
管仲之所以施行此政策，就是由於周代井田制度長期推行下來以後，早已將基礎設施齊全、肥沃的土地，都分配給了封建貴族武士，已形成了牢固的莊園經濟組織。
而至於新增封建貴族旁支小宗和民眾，早已無土可耕和無工可作，也成為了社會中遊蕩失業的寄生分子，也是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
對於這種情況，隨著管仲對國家政治組織的改革完成，已將齊國國民納入軌裡連鄉管理體系當中，與此同時也將土地進行重新分配。
主要措施如下:
一、人民必須付出勞動從事生產工作，這在《管子》的《輕重甲篇》《一民不耕，民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為之寒》、《八觀篇》《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侈靡篇》《民欲逸而教之以勞；勞教定而國富》和《乘馬篇》《故曰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中多有提及，而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齊國政府采取了廣泛嚴格的管制措施，以讓國民從事勞動增強國家生產力。
二、當時管仲在采取措施管制人民從事生產勞動的同時，也著重農耕技術、水利、桑麻和畜牧等方面的研究和發展，務求地盡其利。
在這方面，也能從《管子》中的諸多分篇中能看到，如《小問篇》《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八觀篇》《行其田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則饑飽之國可以知也》、《牧民篇》《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稟不盈，野蕪曠，則民菅；文巧不禁，則民乃淫》，除此以外，在《立政篇》中也有所論述，由於內容過多，在此我就不贅述了，主要就是四曰和五官之事，大家若感興趣的話，可自行查看。
上述諸篇詳細介紹論述了，管仲在施政過程中，著重發展農耕技術、加強水利設施建設、培山林、養桑麻、育六畜的各項措施，並設置專門官員進行督導。
而這些督導官員，就是虞師、司空、由田、鄉師各官。
三、管仲除了采取諸多措施加強齊國農業生產水平，還采取措施節制消費並調劑國民貧富差距。
比如著名的『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出自《管子·八觀篇》》、『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稟。
國多財，則遠來者；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出自《牧民篇》》』。
上述內容都是關於節制消費和獎勵儲蓄方面的。
除此之外，管仲還認為若國民貧富不均的話，將於國不利，因此國家必須采取措施防止國民貧富差距過大。
對此管仲的辦法，就是先計算出每家一年所需要的物資總量《計算方法在《禁藏篇中》》，如此管仲便可根據戶籍田簿知曉各家貧富情況和所需物資幾何，自然也可算出每家的餘糧和積儲物資情況。
而管仲也制定了一個積儲的標準，那就是『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鐘之藏，藏鏹千萬。
千室之都，必有千鐘之藏，藏鏹百萬』《見《國畜篇》》
管仲還命各級卿、大夫以及富商蓄賈都分級儲栗，『令卿藏千鐘，令大夫藏五百鐘，副大夫藏百鐘，富商蓄賈藏五十鐘』《見《輕重乙篇》》。
如此施行下來，確保了農民的利益，也讓他們可以通過販賣粟糧換得其他必需品，滿足他們的日常生活需求，與此同時，也讓全國各階層和地區都有了豐富的藏儲，也達到了使民富足的目的，而民足則國自富矣。
再者在工商政策方面，管仲所指的工商，其包含范圍甚廣，比如捕撈漁業、產鹽販鹽、工藝品生產制造、冶煉鐵礦和鐵器制造等，都屬於工商。
而齊國早在薑太公時期，大肆發展漁業鹽業，推廣工商之業，而齊國也因此而富強。
而到了管仲主政時期，在全國新劃分的二十一個鄉中，有六鄉民眾從事工商工作，而管仲也專門安排了官員《鄉師工師諸官》，對六鄉工商從業者進行了督導《詳情見《立政篇》》。
而管仲對於士《戰士》農工商各業，不僅安排了專門官員進行督導，還下令讓他們世代從事這個行業，就是讓其子孫後代相傳技藝，已確保技藝精湛的目的。
而齊國漁鹽產出甚多和工藝品的精湛，也有利於齊國商業的發展，所以齊國產品才能暢銷於中原各國，並展開了規模弘大的中原跨國貿易。
至於在幣制與金融方面，就不得不提管仲齊國設計規劃的另一套重要經濟措施了——制造金幣通貨，以此來作為貿易的媒介，並借此來操控市場，以求流通商品的價格變動維持基本平衡。
管仲采取這種措施的背景就是，當時進行的貿易，多是以貨易貨，而主流的貨幣——貝幣隻起到輔助作用，因此可以將當時的貿易制度，定義為一種自然物價貿易制度。
管仲還運用金融手段，以此來平衡食粟與工商品的價格。
主要措施就是在農收季節粟多價賤時，各地官府會大批收購糧食，以此確保農民利益；而當粟少價貴時，則各地政府將以前收購的糧食，轉售於工商業的消費者，以此來確保工商從業者，能獲得足夠的糧食。
而且這種政策還有一層深層次的用意，前文提到，管仲通過行政手段，確保民間有一定的糧食儲備，尤其是農民，故在糧食出現短缺時，農民不會因為糧食價格的變動，而擔心無糧可食；而至於工商從業者，為了盡快獲得足夠的食粟，他們不得不廉價銷售手中的商品，如此下來工商物品的價格，斷然不會太高。
若以新時代的情況來分析，這種金融措施，肯定無法適用於組織結構復雜的現代社會，似乎漏洞弊病頗多。
不過在管仲主政時期，當時社會的組織結構還很簡單，況且加上管仲設計的那套嚴密管制措施，這就意味著這種金融制度在當時是完全可行的，而齊國官府也因此獲得了很高的財政收益。
而正是因為齊國實行這種貨幣制度，才使得齊國在中原跨國貿易《國際貿易》中，能明確制定每種商品的價格，此舉也給了齊國開展對外貿易，給予了很大的便利。
最後在中原跨國貿易中，管仲通過全力經營國內農工商業的方法，在使齊國國富民足的同時，還確保有大量齊國商品在中原各地暢銷流通《食粟漁鹽工藝鐵器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鹽鐵兩項。
管仲深知鹽為每人每天必需之物，而鐵器則是當時一切工作的基礎工具，故管仲明令鹽鐵為齊國政府管控，並由官府作統制銷售，此舉也給了齊國和後世官府操縱鹽鐵價格提供了方便，也讓官府可以從中獲利。
具體內容詳見《管子·海王篇》。
正是由於管仲認識到鹽鐵為每人必需之物，所以才開了官府統治銷售鹽鐵的先河，也日漸讓國庫充盈起來。
最後我想說的是，管仲還利用此種中原跨國貿易，表面上看操縱了周邊各國的經濟，實際上等同於現代經濟戰的一種方法。
至於管仲首倡的經濟戰，則是利用齊國國庫的富裕，以此達到操縱鄰國的目的。
不過此舉也可能隻是一種美好的幻想，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可能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最終沒能堅持實施下去，不過齊國的諸多鄰國《如宋、魯、萊、代和衡山諸國，這裡的衡山也稱恒山，到了戰國時代就是中山國》，起初皆因鹽鐵服從於齊，也與齊國的關系維持在一個較好的水平《特指齊桓公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