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三國時代結束之後，魏蜀吳三國的國君其實都活了下來，並得到了優待。
其中魏國皇帝曹奐被封為陳留王，蜀國皇帝劉禪被封為安樂公，而吳國皇帝孫皓則是被封為歸命侯。
那麼問題來了，既然都是亡國之君，為何三人的待遇卻相差甚遠？
其實這裡面是有一定講究的。
首先第一個被冊封的是蜀後主劉禪，因為蜀國是第一個滅亡的。
當時劉禪一家，被遷到魏國都城洛陽居住，然後魏國的傀儡皇帝曹髦給他封了一個安樂公的爵位。
這個爵位基本上就是參照當初曹魏篡漢後給與漢獻帝的待遇來的。
當年漢獻帝退位之後，被封山陽公，食邑萬戶。
注意，這裡的公，和我們常講的『三公』是不一樣的。
所謂的『三公』乃是官職，比如丞相、太尉等等，位及人臣，權力很大。
而漢獻帝這裡的公，乃是爵位，是身份榮譽的象征，有封地，有稱號，可以世襲。
其就像是西周時期的的諸侯。
有著漢獻帝這樣一個例子，劉禪作為主動投降的亡國之君，自然也不會超出這個范疇。
當然，雖然都是公爵，但是劉禪的這個安樂公和劉協的山陽公完全不能相提並論，二人地位相差是很大的。
當初劉協退位，曹丕給了他很高的禮遇。
首先其封國是整個山陽郡，乃是郡國級別。
而且劉協被允許永居封國之內，並在其封國內享有天子地位，保留天子的儀仗，地位處於包括曹家人在內的眾諸侯之首，不必對曹家皇帝稱臣，接詔書時也可以不拜。
這些待遇都是曹魏宗親不享有的。
並且，漢獻帝在封地內，可以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獻帝的宗廟、祖、臘皆如漢制，不必改為魏制。
奉帝為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
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為列侯』
總而言之，劉協的這個山陽公，乃是魏國爵位中，最高貴的存在。
實事求是的說，曹丕對漢獻帝可以了。
雖然他篡了漢，但魏國的江山本來就是曹操自己打下來的，也沒沾獻帝多少光。
相較而言，劉禪的安樂公就要普通很多了，首先其封地在是漁陽郡安樂縣，那裡乃是兔子不拉屎的北方邊陲的，地理位置與山陽郡完全沒法比。
而且級別上也僅僅隻是縣公，比劉協的山陽郡公要低上不少。
當然，這樣的差距也很合理，畢竟劉協乃是正兒八經的前朝皇帝，而劉禪頂多是一個割據政權首腦，他不可能比劉協的地位還高，連平起平坐的都不行。
否則不就是證明劉禪所在的蜀國是漢朝正統的延續了嗎？
那麼，問題又來了，為何魏國滅亡後，魏國皇帝曹奐被降封為陳留王，而不是和漢獻帝一樣的公爵呢？
關於這個原因，我覺得主要是晉武帝司馬炎想要和曹魏有所區別，顯是自己更加大度。
畢竟之前曹魏接過東漢政權的時候，曹丕已經給予漢獻帝一定的優待禮遇。
而且明確規定，山陽郡公的地位，乃是在諸侯王上。
也就是說，山陽郡公這個爵位，其實已經已經是公爵中到頂的存在。
而司馬炎篡位之後，山陽郡國依舊存在，而且人家也沒有犯錯，他不會將這個爵位轉封給曹家。
而如果封以其他的爵位，顯然都無法超過山陽郡公。
晉朝新立，天下不穩，司馬炎將曹奐封為王爵，顯然可以更好的安撫人心。
並顯示出，自己比曹家更加大度。
再者曹丕封漢獻帝為山陽公，這是魏國處置亡國之君的封爵標準。
劉禪被封公時，也是按魏國的標準封的公爵。
現如今曹奐退位了，天下已經是晉朝了，曹奐如果再封一個公爵，不能顯示晉朝的新朝新氣象，給人一種晉朝模仿魏朝的感覺。
事實上，除了爵位高一級以外，曹奐待遇和漢獻帝是差不多的。
都是食邑萬戶，並在封國內享有天子待遇，且上奏不稱臣，受詔不行禮。
至於吳主孫皓，其待遇乃是三國君主中最差的，連劉禪都比上。
其爵位上隻是封了一個歸命侯，而且沒有封國。
其他人都是食邑萬戶，而孫皓隻有良田三十頃，以及一些財物賞賜。
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谷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
孫皓的待遇之所以這麼差，其實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點是，吳國的政權地位其實是不被司馬炎所承認的。
因為當初孫權曾向曹魏稱臣，其相當於魏國下屬的官吏。
後來即使孫權稱帝，但其帝號，名不順，言不正。
總之，東吳在晉朝眼裡，屬於魏國的叛逆，本來隻是魏國的藩國，但卻僭越稱帝，魏國根本不承認吳國是個政權，連『偽政權』都算不上。
而晉朝繼承了魏的正統，自然也不承認孫皓的皇帝之位，隻承認他是地方諸侯。
相較而言，人家曹魏，乃是漢獻帝禪讓而來，而蜀漢也有著所謂的劉氏皇族血脈，隻有東吳，什麼都不占。
這也是為何後來在兩晉十六國時期，鮮卑拓跋氏攀附曹魏之名建立北魏，氐族李氏攀附蜀漢之名建立成漢，這都是後世政治家對曹魏和蜀漢政權的一種追認。
但唯獨東吳政權沒有攀附，這或許就是孫權這種野路子出身，靠著自身努力建國稱帝的寒門，在那個講究門第的時代的悲哀吧。
所以，從認可度上來講，孫皓是不如劉禪的，更不要說作為漢室正統傳承的漢獻帝和曹奐了。
再者，劉禪投降時，天下未定，曹魏內部爭權，東吳虎視眈眈。
所以司馬昭給予劉禪較好的待遇，其實是在樹立一個投降的榜樣。
而孫皓投降時，晉朝已經再無其他威脅，孫皓存在的價值也就不大了。
反而是其在蜀漢滅亡之後，還負隅頑抗了近二十年，需要以示懲戒。
另外，孫皓本身也不是什麼明君，臭名遠揚。
晉朝沒有通過任何拉攏他，借他的名聲安撫東吳故地老百姓的必要。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蜀漢一直是個沒有本土化的外來政權，蜀亡之後，司馬昭實行蜀人治蜀，將荊州人等外來勢力全部遷至洛陽為官，這種情況下必須善待劉禪以安北遷降官之心，以示無秋後算賬之意。
而東吳後期已是完全的本土化政權，孫皓遷至洛陽乃是孤家寡人，隨便怎麼折騰他，本土化的江東世家也不會有兔死狐悲之感。
所以，孫皓本身已經沒有多少利用價值，給他一個侯爵的待遇，已經仁至義盡了。
所以綜上所述，三國君主投降之後，魏稱王，吳稱侯，蜀稱公，各自是有著諸多考慮的。
雖然都是亡國之君，但其各自亡國的時間不同，手中的籌碼不同，以及自身所處的位置不同，最終導致了幾人的地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