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儀』一詞，源自於周禮。
周王朝之前的華夏族，其實是比較『迷信』的，商王朝就是典型代表。
那時的商王，不僅自詡『天命神授』，而且幾乎在下所有決定前，比如是否該打仗、自己身體不舒服是出了什麼問題等等，都會讓專業人士《祭司》先行占卜。
但這並不能保證政權的長治久安。
商紂王為了平定東夷，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後更是遷移了十餘萬百姓與東夷人混住。
從長遠來看，這一舉動也許是正確的，但在客觀上使得商王朝的國力空前虛弱；其後，在戰俘與周武王的內外夾擊之下，商王朝慘敗而亡。
而周人本來也信神鬼，但在周王朝建立後，他們吸取殷商的滅亡教訓，體會到了穩定人心對政權安危的重要性。
因此，周王朝統治者對傳統的宗教神學作了大幅修正，創新性地提出了德』的重要性，認為『德』體現上天意志，『敬德』即『敬天』，因此他們推崇『敬德保民』。
周公
按照上述出發點，周公旦對殷商及之前的禮樂進行了全方位的整理、改造；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了一套系統化的社會行為規范乃至制度體系，這就是後來孔子以及儒生們推崇的『禮樂文化』：『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六年諸侯朝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禮樂文化典籍《《易》、《詩》、《書》、《禮》、《樂》等》涵蓋了天地人文、典章制度、儀表規范、文化素養、人生哲學等等方方面面，最終形成了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政治倫理的準則。
再加上分封制的實行，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等級尊卑鮮明，各階層各安天命，使得周王朝延續了數百年。
而起初那些為貴族階層提供禮樂服務的專業人員，就是『儒』的前身。
到了春秋時期，有感於『禮崩樂壞』，孔子對周禮進行了全方位的完善與全新解讀，並逐漸形成了影響中國2000多年的流派：儒家。
經過秦朝的摸索、楚漢相爭的戰亂後，到了漢武帝時期，結合現實的發展及客觀形勢的需要，董仲舒等人對儒家理論進行了再度完善，並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可，由此正式確立了『外儒內法』的治國方針，即以法家為內核、以儒家為外包裝，剛柔並濟的治國思路。
這也成了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基本制度框架，儒家的哲學思想、行為規范，已經深深地烙進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
而在同時期，其他文明則要麼被野蠻無情打斷，要麼仍未擺脫迷信鬼神的束縛，與中國的體系之間存在較大差距；相比較之下，我們無愧於禮儀之邦。
如今在世界上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則是典型的『後起之秀』。
在希臘、羅馬等古典文明覆滅後，西方世界處於長時期的『中世紀黑暗時代』之中，政教合一，宗教在政治及社會生活中扮演著幾乎壓倒性的統治地位。
而西方的宗教本質上是野蠻的，他們從不拒絕對異教徒進行花樣百出的血腥屠殺。
西方的文明實現真正突破，則是在三大思想解放運動——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與啟蒙運動之後。
而在啟蒙運動開展時，西方的思想家對當時東方的文明體系仍處於頂禮膜拜的狀態。
伏爾泰是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泰鬥，被譽為『法蘭西思想之王』、『法蘭西最優秀的詩人』、『歐洲的良心』，但他曾在乾隆七年《1742年》這樣感嘆:『就算是不為中國人的種種優秀品質而癡迷的人也能認識到……他們的帝國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
美國的著名中國史研究學者喬納森·斯賓塞也這樣說：『在法國的啟蒙運動中，伏爾泰等思想家認為，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的中國人確實有很多值得歐洲人借鑒的地方，比如關於人生的思考、品行、學識、涵養、高雅藝術以及生活藝術』。
當時，歐洲的諸多王室中興起了中國風，甚至建設了眾多的中式建築，以體現他們對東方文明的神往。
但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三大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歐洲很快對東方形成了代差的優勢。
實力決定一切、落後就要挨打，面對絕對的實力碾壓，滿清政府不堪一擊，西方對中國的心理自卑徹底成為了過去，取而代之的是高高在上的優越感；這種感覺，一直持續到近代，甚至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