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門庭很少出現淡季，每天的遊人數以萬計。
這裡有諸葛亮最大的塑像，並匯集了歷代名人名士為他題寫的詩詞文章，天下溢美之詞幾乎囊括。
多少年來，國人正是在這樣的地方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從而日益堅定了這樣的信念：理想的社會主要是由理想的人格組成的：象劉備這樣的『明君』，諸葛亮這樣的『賢臣』，關羽、張飛、趙雲這樣的『忠勇之士』。
然而在歷史現實中，『明君』隻能有一個，且通常具有血緣、身份的不可選擇；『忠勇之士』在非戰爭年代也不那麼重要，且戰爭的年歲畢竟不多，因此在國人的這個理想的人格系統中，『賢臣』《好官》就格外值得講究。
似乎萬民的福與禍，國家的興與衰，都系之於有無既智慧超群，又鞠躬盡瘁、克己奉公的『賢臣』身上，這大概是諸葛亮倍受崇拜的一個原因。
在封建社會中，民間對好官稱為清官。
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對好官一般不稱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機構的國家，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就出現了對官僚的類型化評價。
好官的標準是什麼？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側重點。
司馬遷的標準是：行教、清廉、守法。
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戰國、秦及漢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標準。
到了『獨尊儒術』時期，推行教化又成為好官的標準。
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難考核，從三國未年開始，根據司馬懿對諸葛亮的評價，『清、慎、勤』成為正式的為官標準，清官也就逐漸成為好官的代名詞。
諸葛亮的形象何以千古不衰？
現代社會可能有些難以理解。
今天的新聞媒介，每天都在推出大量典型形象和新聞人物。
然而，大量新形象的確立，總是伴隨著舊形象的迅速遺忘，名噪一時而後無影無蹤，或者說，名人象秋風掃落葉在人們的意識中一掃而過。
古往今來，有幾個人物形象能同諸葛亮一樣在舞臺上從不間斷地表演一千多年？
這個事實本身就有耐人尋味的東西。
亂世英雄在中國歷史上並不算少，不同於諸葛亮的是他們都很難成為倫理道德上的典范。
他們都有個人私欲，因此多被稱為『奸雄』，很不得人心。
諸葛亮在給劉禪的上書中說：『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死後，果如其所言。
足見諸葛亮身居相位，卻能嚴格要求自己。
中國人隻願推崇沒有私欲的人，中國皇帝隻願選用沒有個人野心、忠心耿耿的人，而諸葛亮的『志』恰恰是無私欲的『淡泊明志』，諸葛亮的『遠』恰恰是無私欲的『寧靜致遠』，他『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
他既無意篡阿鬥的位，又內無餘帛，外無贏財。
他圖什麼呢？
《前出師表》中似有表白，他說：劉備尊重我，信任我，不嫌我出身卑微，讓我『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我諸葛亮『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
今人來看這些，似乎有點知恩感恩，其實，在古代中國找不到比這更高的道德境界了。
另外，諸葛亮忘我工作，積勞成疾，直至病死軍中；他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個字，成為後世為官的最高準則。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評價諸葛亮說：『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佈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總之，諸葛亮的人格符合國人的理想模式和心理意願，他首先是倫理上的典范，然後才被承認是政治上的典范，智慧上的典范。
封建社會的清官也好，好官也罷，其實都是統治階級的代表，都是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的。
隻是，比之於貪官、昏官而言，他們畢竟對人民有益，為人民做過一些好事，對社會歷史起過一定的作用，也更為人民所稱道。
後人特別推崇諸葛亮的運籌帷幄，神機妙算，將其視為智慧化身。
小說《三國演義》更是將其神化，其情節更是廣佈人口。
其實諸葛亮的『清、慎、勤』和已成為中華民族寶貴財富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才對我們現今幹部隊伍的選拔、培養、教育以及先進典型的宣宣傳更具學習和借鑒的意義。
當然，諸葛亮的塑像崇拜還折射了國人國民性中的一大弱點，對偶像寄望過高，視榜樣為法寶，指望貪官污吏能在榜樣之前照到鏡子，受到責難，悔過自新。
結果一千多年過去了，直到現今，一切毛病依舊。
諸葛亮的塑像倒是多了，貪官污吏則更多了，由塑像崇拜也可見古代倫理構想與歷史進程的深刻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