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用人短板
在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中，各方政治勢力集團的爭鬥紛亂如麻，而各方力量的強弱轉化更是波譎雲詭。
政治人物的榮辱與所屬政治勢力集團的興衰密切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極為普遍。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之中，政治家們的用人之術難以擺脫親疏有別的窠臼。
其中，即使是傑出如諸葛亮，也難以跳脫這種狹隘的中國傳統政治勢力集團意識。
作為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的諸葛亮在政治、軍事領域的成就早已彪炳史冊，但是其光輝業績卻難掩其主政蜀漢政權之時用人策略上的重大失策。
諸葛亮在用人上的最大敗筆當屬大力扶植起來、又讓其北伐大業付諸流水的馬謖了。
諸葛亮與馬謖一家關系非常親密，與馬謖形同父子。
再加上馬謖本人的確有才能，還曾在諸葛亮平定南中的時候提出『攻心』之策，為諸葛亮消除了日後北伐中原的後顧之憂。
所以，諸葛亮在他身上寄予了事業接班人的厚望。
對馬謖過高的期待，讓諸葛亮將馬謖放在了一個不是他擅長的舞臺上。
這個毫無實戰經驗的參謀天才在與曹魏名將張郃的街亭一戰中，輸得一敗塗地，使諸葛亮的北伐大業遭受重創。
馬謖也因此役兵敗被大失所望的諸葛亮斬掉了腦袋。
此外，諸葛亮臨終之際啟用的薑維也難當大用，在蜀漢政權大廈將傾之時，未能力挽狂瀾。
具有文韜武略的諸葛亮為什麼會在用人上會犯下不能『量才而用』的失誤呢？
從根本上來說，這是他狹隘的政治圈子意識作祟的惡果。
蜀漢政權建立之初，軍政官員的構成主要來自四種地方政治勢力集團：涿州勢力、荊襄勢力、益州勢力、涼州勢力。
涿州集團是劉備從涿州起兵到寄寓荊州之前依靠兄弟朋友情誼形成的政治勢力；荊襄集團是劉備寄寓荊州劉表之時，拉攏而成的政治勢力，代表人物是諸葛亮、龐統、蔣琬；益州集團是劉備進入巴蜀之地後，接納的劉璋舊部和益州當地豪強、士人所形成的政治勢力，代表人物是法正、李嚴；涼州集團主要是由與曹操作戰失敗後入川歸附的涼州名將馬超及其部屬構成的政治勢力，他們實力較小。
到諸葛亮被劉備臨終托孤之時，蜀漢政權內部的政治力量已經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政治局面。
涿州集團和涼州集團衰落，蜀漢政權的政治局面逐漸演變成了荊襄勢力和益州勢力兩元並存的局面，尤其是荊襄勢力在諸葛亮的經營和培植下，勢力更為膨脹，在與本土的益州勢力的對抗中占據了優勢地位。
劉備雖對荊襄勢力一支獨大之勢看得一清二楚，他從穩定政權的立場出發，向諸葛亮臨終托孤，但即便如此，劉備還是將益州勢力的李嚴作為了僅次於諸葛亮的托孤重臣。
諸葛亮主政之後，對荊襄勢力的經營就再無掣肘了。
很快他就通過政治手腕大力削弱益州勢力，尤其是重點剪除益州勢力中能夠對其構成潛在威脅的代表人物，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以整頓朝綱為名罷免了托孤大臣李嚴。
同時，諸葛亮大力提拔近臣，並委以重任，確保荊襄勢力的主宰地位。
諸葛亮這種立足於狹隘集團利益的出發點，讓他在用人上難以做到『量才而用』，而是將一些人安置在了無法勝任的位置上，這才有了啟用馬謖的敗筆。
終其一生，諸葛亮也沒有意識到執著於經營荊襄勢力的危害性。
即使是到了臨終之際，荊襄勢力中無大用之人可以繼承他的事業，他寧願啟用涼州的薑維作為他的接班人，也不願意啟用益州勢力中的實力人物。
諸葛亮的這種用人方略無疑對日後蜀漢政權的政治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是由於諸葛亮用人上的失策，使後期的蜀漢政權缺乏政治凝聚力，讓益州當地士人對它在認同程度上降低。
在曹魏攻蜀的時候，對蜀漢政權擁護度不高的益州勢力多不關心蜀漢生死，這和荊襄勢力對曹魏進行的殊死抵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曹操的用人成功之策
反觀同在三國的一代梟雄曹操，則較少受到狹隘政治勢力集團意識的束縛，在用人韜略上比諸葛亮顯得睿智的多。
東漢末年，曹操為了在軍閥混戰的爭鬥中有所作為，在吸引天下人才上大做文章。
他一改東漢以門第取人的傳統，在短短的七年當中，先後頒佈三道『求賢令』，明示天下：不拘一格，唯才是舉。
不論是寒門還是世族，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只要願為其所用，曹操都能兼收並用，並不偏廢。
這一用人舉措改變了士族豪強壟斷政權的局面，使社會中下層的庶族地主中的優秀人才廣為其用。
因此，曹操周圍聚攏了比其他集團多得多的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治國人才。
正由於曹操對士族人才政策的這一導向，才使他最大限度地獲得了北方士族的廣泛支持。
正是基於此，曹操在後來即使殺了一些士族代表人物如邊章、孔融、荀彧、楊修、許攸等，對他的霸業和個人名望造成了一定影響，也沒有激起大的政治波瀾，更沒有影響到北方士族階層對他的擁護。
在任用人才時，曹操更難得可貴的是能夠做到『量才而用』，使他們發揮出自己的才幹。
如荀彧勸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取得政治上的優勢；韓浩、棗祗等勸曹操推行屯田，發展生產，解決了軍糧問題；官渡之戰中，曹操集眾人之智慧，最終打敗袁紹，統一北方，等等。
正因為曹操的知人善任，兼收並蓄，才在他身邊聚集來自各種途徑的人才，既有主動投效的人才，如荀或、郭嘉、桓階、賈詡等人；又有投降的敵將，如徐晃、張遼、張郃、龐德等人；也有歸附的地方豪強，如任峻、李乾、李典等；還有通過推薦得來的人才，如荀攸、鐘繇、陳群、司馬懿、華歆、王朗、荀悅等；還有通過選舉的正常途徑得到的士人，如袁溪、張范等人；更有像陳琳這樣罵過他祖宗三代的，曹操一樣都能既往不咎地給予任用。
這麼多的賢才聚攏在曹操身邊，形成了當時天下三分人才有其二的壯觀局面，也構成了曹操事業的重要基礎。
其實，讓諸葛亮與曹操在用人韜略上比高下，對諸葛亮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在用人的根本出發點是不同的。
諸葛亮雖說有北伐中原，恢復中原的壯志，但從根本上來說隻是輔佐蜀漢政權的重臣，自身政治勢力在政權中的地位是其立足之本，地位穩固才能助其推動政治抱負的進行。
而曹操身為一代梟雄，有帝業之志，因此他在用人韜略的視野上，勢必將立足點置於擴大統治基礎之上，著力於維持各種政治勢力的制衡，以維持曹魏政治的穩定。
與諸葛亮出發點的不同，自然讓他在用人之策上高出了諸葛亮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