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個小國，它在歷史上曾是我們國家的『鐵桿小弟』，也是視我們國家為學習楷模的『三好學生』，它向我們虛心求教，就連自己要改個名字，也要煞費苦心征求我們的意見——這個小國就是日本。
大家對於日本都不陌生，但如果說『日本』這個國名，是由一代女皇武則天酒後即興給改的，相信很多人會感到很吃驚。
這其中究竟有何緣由，讓我們回溯歷史，一探究竟。
大國附從，亦步亦趨
從歷史文化發展進程看，日本比中國要晚得多，當中國已進入秦漢文化發展成熟期的時候，日本尚處於彌生時代早期的原始社會階段。
中國史書對那時候的日本島稱之為『山島』，如：《後漢書·倭傳》所載∶『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而居，凡百餘國』；《三國志·魏書·倭人傳》記錄∶『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山島』即為日本國名雛形。
中國進入東漢時期後，日本開始步入奴隸社會，日本島上的眾多部落逐漸演變成大大小小的奴隸制國家，其中最為強大的當屬擁有28個屬國附庸的『邪馬臺』。
東漢政權曾派使節對包括『邪馬臺』在內的日本島上國家進行訪問考察，《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對此做了詳細記錄，這也是中日間最早的正式交往歷史。
『邪馬臺』因在當時的日本島上影響力最大，從而成為島上各政權的代名詞。
與日本島相對原始的發展狀況相比，當時的東漢無論在生產經濟，還是政治文化方面都非常超前，這也吸引了島內國家主動前來示好依附。
據《後漢書·倭傳》所記：『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自東漢時起日本始稱為『倭』，而對方上貢我方賜印，則表明中國與倭國是一種君上臣下的附從關系。
至4世紀後期，在日本島中部又一個大國開始強勢崛起，並不斷向外擴張，其族人逐漸成為整個日本島人口主體，這個國家就是『大和國』。
伴隨著大和國的膨脹發展，日本島內對自己有了一個新的稱呼——『大和』。
這一稱呼和『倭』同時並用，官方對內多以『大和』指代本國，但是對外尤其和中國交往，依然沿用『倭』稱。
《註1》
公元607年，『倭國』聖德太子派遣使節拜會當時的隋朝皇帝隋煬帝，同時呈送親筆手書一封。
信的內容無特殊之處，但有意思的是聖德太子沒有按照慣例在信的落款自稱『倭國國王』，而是寫道：『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聖德太子將自己稱作『日出處天子』，把隋煬帝稱作『日沒處天子』，這在兩國交往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在這之前，中國一直對日本以『倭奴』相稱，兩國間是一種高下有別的主從關系，而聖德太子這封信明顯是把自己和隋煬帝放到了一種對等關系上，隋煬帝看後大為不悅，對下屬禮官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註2》。
此事貌似是聖德太子違背了兩國間約定俗成的外交禮節，但細究其裡，這其實是日本島內民族自尊心開始增強的一種反應。
他們已不甘心久居中國之下，想要謀求相互平等的外交地位。
好學自強 國名思變
公元645年，一場政治變革席卷整個日本島，舊的奴隸主貴族世襲制被新的封建制度所取代，一個仿效當時大唐政權的封建集權國家出現在日本島上，這一事件就是日本歷史上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促進了島內政治、經濟全面發展，而發展又進一步帶動了他們民族獨立意識，一種抵觸『倭國』之稱的民族情緒開始在島內蔓延，《新唐書·日本傳》所載：『倭國自惡其名不雅』。
在這種氛圍下，當初聖德太子所提的『日出國』給了大家啟示，《舊唐書·日本傳》記載了『日本』名字的由來：『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一個用來擺脫『倭國』心理陰影的新國名就這樣被提出來。
但是，當時的日本雖有所發展，但它對強盛大唐的依附狀況並沒有改變，現實中他們還是大唐的附庸國，他們要想正式改變國名必須得過唐朝政府這一關。
日本於公元630年開始，陸續向大唐派出多批遣唐使團，這些使團來到大唐後，一方面學習當時先進的管理制度、科技文化等知識，另一方面也受國內統治者所托，把一些重要信息傳遞給唐朝政府。
其中公元670年第六批遣唐使到訪時，『倭國』即向當時在位的唐高宗提出更改其國名為『日本』。
但是那會兩國間剛爆發過一場『白村江海戰』，日本大敗於唐，作為戰敗國來使，說話自然不被重視，加之來使河內直鯨在陳述其國內情況時，被認為有欺瞞嫌疑，所以此次更名不了了之。
《註3》
時間轉眼過了30年，在這30年裡日本沒有再向大唐再委派新的遣唐使團，但他們對唐朝的學習模仿卻一直沒有中斷，他們效仿唐朝《永徽律》，制定了本國第一部成文法典《大寶律令》，這一法典匯總了刑罰條例和國家制度規范，對強化日本封建集權統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這部律令的主要編纂者之一粟田真人，在完成了法典編纂任務後領到了一項新的任務——帶領第七批遣唐使團出訪大唐。
此批遣唐使團是遣唐使制度中斷30年後的再次出訪，意義重大，不僅要續接兩國關系，重啟對唐學習，還要繼續完成上一批遣唐使團未完成的任務——讓唐朝政府同意日本更改國名。
為保證此次出訪能達成所願，當時主政日本的文武天皇經過深思熟慮，決定讓通曉唐朝文化的粟田真人領銜帶隊。
公元701年6月，四艘滿載日本國內各行業精英近500人的大船，離開都城藤原京，從難波《今大阪》向著大唐方向進發，但船行至築紫《今九州福岡》一帶遭遇暴風雨，船隻受損，不得已於次年6月從築紫重新啟航。
經過2個月海上顛簸，粟田真人終於在大唐楚州登陸《今江蘇》。
把酒承歡 得償所願
日本史書《續日本紀》曾記載了粟田真人一行抵達大唐地界後，與當地人的一段對話。
當地人問粟田真人：『你們是哪裡人？
』
粟田真人回答：『我們是來自日本的使節，這是什麼地方？
』當地人告訴他：『這是大周楚州鹽城』
粟田真人很吃驚：『不是大唐嗎，怎麼變成大周了？
』當地人答：『高宗皇帝已經駕崩了，現在是皇太後武則天即位，國號已經從大唐變為大周了』
聽到本地人的介紹，粟田真人心中憂喜參半：憂的是唐皇易人，且為女流，其對日本來使會是何種態度不得而知，此行更多變數；喜的是大唐自己的國號都已做改變，那作為屬國國名變更也在情理之中了。
從粟田真人與本地人的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做自我介紹時，並未提『倭國』而是直接說『日本』，可見他此行已抱定更改國名的決心。
粟田真人一行向鹽城駐防官吏遞交了通關文牒，當地官吏立即著人快馬加鞭向朝廷稟報，同時對使團成員予以放行。
702年10月，遣唐使團趨近京師長安，在京城附近的長樂驛，他們受到了朝廷派來的五品中書舍人熱情迎接，見此粟田真人內心忐忑稍有安定。
其時已為人皇的武則天，對於『倭國』時隔30年再派來使是持歡迎態度的，一是其登基後希望能有外邦來朝，以示治下國威；二是當時新羅《今朝鮮》有日益強大之勢，武則天也有借機拉攏『倭國』共對新羅之意。
在武則天召見粟田真人一行之前，先安排他們與朝中相關官員進行了會面，聽他們詳細介紹此行目的，再由各官員幫助他們做好與不同行業的學習對接。
朝中官員在與粟真人交流過程中發現，與以往島國來使言行鄙陋、禮儀欠周不同，粟田真人不僅舉止有度，而且學識淵博，談吐不俗，官員們把他們對粟田真人的印象據實稟報給了武則天，這不禁也引發了武則天的好奇。
703年正月元旦，武則天在含元殿召見了粟田真人等遣唐使節，在朝堂問答交流中，武則天發現粟田真人果如大臣們所奏，氣度高雅、舉止大方，給武則天留下了非常好的第一印象。
當日武則天安排在麟德殿設宴款待來使，這讓粟田真人有了與武則天更充分交流的機會，他暗下決心，要在宴會上完成文武天皇交代的更改國名的任務。
宴席過程中，粟田真人將自己這段時間留心了解到的武則天當政國策進行了一番恭維，還對武則天自創的則天文字極力褒揚，說得武則天心花怒放，頻頻舉杯，竟不覺間有了幾分醉意。
粟田真人眼見時機成熟，便將話題引向大唐國號變更，進而提到本國變更國名之想，心情大好的武則天當即同意了粟田真人的請求。
沿用了幾百年的『倭國』稱謂就此變成了『日本』，粟田真人完成了他此行重要任務，日本也從此翻開了新的歷史一頁。
《註4》
宴會過後，粟田真人留在長安對京城建築、商業、佛教等方面進行了系統考察，並結交了很多有識之士，學到了很多之前從未接觸過的知識。
704年7月，粟田真人回國復命，得到了文武天皇的高度褒獎，將其官位從『正四位下』擢升到『從三位』，並賜予大量田產。
羽翼漸豐 兇相畢露
武則天之所以容許日本改名，不僅僅是因為她對粟田真人賞識有加，更重要的還是與其個性相關。
史學家岑仲勉曾評價武則天『任事率性，好惡無定』《註5》，武則天本身就是個不願受傳統觀念束縛的人，這一點從她自掌權、自創文字等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出來。
正是由於武則天這種相對開明的態度，加之粟田真人恰到好處地表現出了當時日本對中國政權的順服、敬仰姿態，所以此事才能順利達成。
更改國名後的日本進入奈良時代，這一時期的日本自身發展繁榮穩定，與大唐也繼續保持了互動頻繁的良好外交關系。
此後，中國與日本這兩個隔海相望的國家各自演繹著自己的朝代更迭，隻是大唐時期那種兩國間緊密互動的關系漸去漸遠。
進入13世紀，日本沿海開始出現一些以劫掠中國商船，襲擾中國沿海村落為生的海盜組織，而後隨著日本本國南北分裂、戰亂頻仍，日本海盜現象越發猖獗，到中國明朝時期漸成東南海防大患。
明太祖朱元璋稱帝後，也曾派使到日本以圖恢復關系，共治海患，但由於日本處於國內戰亂狀態，無暇他顧，海盜現象愈演愈烈。
受日本海盜影響，中國上至朝廷下至平民，都重新拾起了那個被廢棄已久的日本舊稱——倭，將那些屢屢侵害沿海百姓，挑戰海防邊關的海盜稱之為『倭寇』。
原本中國以『倭』指稱日本毫無貶義，但此時重拾『倭』稱，則開始明顯帶有了憎惡痛恨的主觀色彩。
後經明清兩代政府斷斷續續清剿，加之戰亂平息後日本政府加強海船管理，『倭寇』現象逐步停息。
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對日本影響逐步加大，最終促使日本爆發了資產階級改革運動——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想開始抬頭，與中、俄等國相繼發生軍事沖突，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徹底走向對外侵略的道路。
中國作為日本的近鄰，在日本對外擴張中深受其害，無論是清朝時期的中日甲午海戰、八國聯軍，還是民國時期占領青島、簽訂『二十一條』，抑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入侵我東三省、發動盧溝橋事變，日本的侵略野心在不斷膨脹，給我們國家和人民持續帶來深重災難。
此時，我們對日本侵略者的稱呼變為『日匪』、『日寇』或是『日本鬼子』。
日本島國特點決定了他們具有依附性和侵略性兩方面特征，站在我們國家歷史角度看，日本這兩種特征都有充分表現。
而作為日本自身來說，這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國家性格，不僅存在於他們歷史上，在現今日本外交活動中依然有跡可循，它們影響著日本的國家形象，也引發了外在對他們稱呼的不斷變化。
從『倭國』到『日本』，名稱並沒有代表一個國家的尊卑，但從謙遜好學到侵略好戰，這種國家性格的巨大轉變，卻對日本國家形象帶來了迥乎不同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