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歷史有個問題值得探討：為什麼有武則天的先例，中國歷史上卻再也出不了女皇帝？
常見的解釋是，女人竊權，就像牝雞司晨，必定亂政，武則天之後，整個社會已經不能容忍女皇帝的出現。
所以，沒有女皇帝，是王朝之幸，天下之幸。
這種解釋，在歷朝歷代都很盛行，構成我們認識歷史的『常識』的一部分。
但是，背後的邏輯，細思恐極：
這是否隻是傳統男權社會，強加給我們的歷史的『偏見』呢？
劉娥畫像
1
歷史上，宋真宗的第二任皇後劉娥《969或970—1033》是一個傳奇人物。
她以自己一生的經歷和身後之名，生動地詮釋了傳統男權士大夫對女性政治的提防，以及持續不斷的污名化。
劉娥，四川人，孤兒，自幼父母雙亡，被寄養在外婆家。
十來歲便嫁給銀匠龔美，跟著龔美來到當時的京城開封。
史書說，劉娥『善播鞀』，鞀鼓現在俗稱撥浪鼓，說明她是開封城內一個底層的取悅市民開心的藝人，生活艱難。
宋真宗趙恒繼位前為襄王時，聽說四川女人漂亮聰慧，一心想娶個川妹子。
碰巧底下有個叫張耆的人，打聽到龔美家貧，想讓劉娥改嫁。
劉娥由此以卑微的出身和再嫁之婦的身份，進入了襄王府邸，並得到趙恒的寵愛。
但是，她那卑微的身份，必將如影隨形，時刻打擊、摧殘著她。
在作為皇族的女人這條道路上，她的出身一直是周遭攻擊她的主要原因。
先是趙恒的乳母向宋太宗告狀，說太子竟然娶了個『野女子』，您得管管呀。
嚇得趙恒趕緊把劉娥轉移出去，藏到張耆家裡。
張耆為了避嫌，連家都不敢回，夜夜在單位打地鋪。
就這樣熬了許多年，熬到宋太宗去世，趙恒繼位為止。
難得趙恒貴為新皇帝《宋真宗》，卻未對劉娥產生嫌棄，而是歡天喜地把她迎進宮裡，封為美人。
景德四年《1007》，出身名門的郭皇後去世後，宋真宗開始運作劉娥當皇後。
然而，這一動議立即招致了群臣的抗議。
不是因為劉娥人品有問題，而是出身有問題：『章獻《指劉娥》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宋真宗安排翰林學士楊億起草封後詔書，並許以榮華富貴，楊億公然拒絕，說這是對自己祖上的羞辱。
群臣一致推薦沈才人當新皇後，推薦理由依然無關人品，無關是否賢良淑德，而是血統。
參知政事趙安仁說：『劉德妃《指劉娥》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
在這場風波中，後人讀史，當然無法苛求宋人的階層偏見，但是，設身處地想一想，處於輿論中心的劉娥，究竟背負了多少莫名的原罪，蒙受了多少無端的攻擊和冤屈呢？
宋真宗挺劉娥成為自己的皇後，然而備受阻撓，不能如願，隻好擱置下來，中宮虛位多年。
真宗的意圖，或許是在等待自己寵愛的劉娥，為自己生下第一個兒子，這樣就可『母以子貴』，沖破階層的禁錮而正位中宮。
可是，為皇帝生男娃，對於年屆四十的劉娥來說，這個概率有點小。
劉娥采用的應對辦法是借腹生子。
她安排莊重寡言的侍兒李氏擔任真宗司寢，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氏生下一子，即後來的宋仁宗趙禎。
劉娥將這個男娃據為己有，由楊淑妃撫養。
這個事，當時知道的人極少，連趙禎在劉娥生前都一直誤以為劉娥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李氏自己不敢吭聲，劉娥則通過宋真宗不斷提升李氏的地位來彌補她的愧疚。
但宋真宗肯定是知道內情的，而且默許了劉娥借腹生子的做法，這樣才有了一個相對正當的理由來冊封自己心愛的女人為皇後。
盡管朝中主要大臣仍然反對劉娥為後，不過這次宋真宗不管不顧，終於在趙禎兩歲的時候，1012年，冊封劉娥為皇後。
這一年，劉娥已經接近43歲。
即便貴為皇後了，但她敏感的內心仍然為自己的出身感到苦惱。
朝堂之上對於出身階層的傲慢與偏見，讓她心生懼怕。
她專門去找了朝中的劉姓官員，主動去攀親戚，說我知道你出身名門，能否借你們家的家譜一閱，說不定我們是同宗哩。
結果，人家隻回了她兩個字：『不敢』
表面是『不敢』，內心是『不屑』。
然而，諷刺的是，這樣一個出身卑微的女子，事實上已經成了大宋的皇後，而且此後還成為實際上執掌最高權力的皇太後，這可讓當朝的士大夫感覺到難以接受。
於是他們反過來，在史書中替劉娥粉飾家世，說她其實出身名門望族，她的祖父是五代的大將軍，父親是刺史等等，隻是後來家道中落了。
士大夫們始終認為，一個來自底層的劉娥，竟然成了大宋的女主，這是大宋之恥，士人之恥；所以他們在現實中阻撓無效之後，便隻能在史書中將她塑造成名門之後，隻有高貴的血統才配得起他們的大宋，配得起他們的臣服。
這就是，傳統男性士大夫的精神勝利法。
圖源：攝圖網
2
打破出身的偏見，已經這麼難；打破性別的偏見，則幾乎不可能。
劉娥是一個聰明人，《宋史》記載：『後《指劉娥劉皇後》性警悟，曉書史，聞朝廷事，能記其本末。
真宗退朝，閱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後皆預聞。
宮闈事有問，輒博引故實以對』
意思是說，劉娥這個人悟性高，記性好，善於觸類旁通，舉一反三。
宋真宗每天批閱奏折，都會跟她交流，她往往能把以前的同類案例告訴宋真宗。
不僅如此，劉娥辦事果斷，考慮問題周密，因而逐漸贏得宋真宗的依賴。
特別是在宋真宗後期，這個皇帝執著於在歷史上刷存在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制造天書、東封西祀和修廟建觀等迷信活動上，對於朝政，要麼不管，要麼瞎搞。
這時候，劉娥的存在對宋真宗就顯得很重要，她從旁協助處理政務，並隨著政治才幹的增強而逐步切入政事核心。
到天禧四年《1020》，宋真宗生病以後，更是將朝政直接交由劉娥處理。
史書說，『事多決於後』。
劉娥介入朝政的路徑，跟武則天挺像的，都是個人有能力，皇帝又有病，順理成章就從內朝走向了外朝。
在這個過程，反對力量來勢洶洶。
宰相寇準等人力勸宋真宗以太子監國，將統治大權從劉娥手中奪回。
宋真宗原本同意這個計劃，但由於寇準酒後失言，大嘴巴泄密，讓支持劉娥的丁謂等人抓住把柄。
計劃失敗，寇準被貶。
乾興元年《1022》，宋真宗駕崩，年僅12歲的太子即位，是為宋仁宗。
宋真宗遺詔尊劉娥為皇太後，『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後處分』。
劉娥名正言順地成為攝政太後，開始了長達11年的垂簾聽政生涯。
垂簾之初，她欲擒故縱，縱容丁謂勢力膨脹，以激起眾怒，又利用王曾等人對丁謂擅權的不滿情緒，借故將丁謂遠謫海南，從而擺脫了丁謂位高難制、尾大不掉之勢。
可以看出，在鬥寇準、鬥丁謂這兩場政治鬥爭中，劉娥實際上充當了朝中兩股政治勢力的棋子。
不論後世如何以寇準為忠臣，以丁謂為奸臣，但這兩人的個人權欲是一致的，隻是前者希望通過控制太子、後者希望控制太後來達到他們各自專權的目的。
而劉娥的高明之處在於，利用這兩股對立的勢力，借力打力，披荊斬棘，一步步穩固了自己作為大宋實際統治者的地位。
在這之後，她又不失時機地提拔王曾、魯宗道、呂夷簡等能臣，重組內閣，為自己行使權力、推行政令構建了新班子。
當她意識到其中有人對她作為女主的身份形成障礙時，她又會時不時地提拔新人進入朝廷中樞，在動態調整中鞏固自己的決策地位。
正如我前面所說，當時整個王朝對出身、性別都構築了堅固的傲慢與偏見，劉娥的上位之路，註定是一條崎嶇艱險之路，一條與整個世界為敵之路。
但即便如此，她仍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以不流血的方式基本實現自己的權力欲望與施政理想，這不能不說是她的厲害之處與魅力所在。
連最有直男癌的司馬光，後來也不得不承認：『章獻明肅皇太後《即劉娥》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奸，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
3
在當攝政太後的11年間，劉娥有沒有做武則天第二的念頭或野心？
從現存的史料記載來看，她肯定有。
特別是在她攝政的後期，她享受的禮儀規格已經跟皇帝接近或沒有區別。
她甚至曾試探性地詢問大臣：『武則天這個人究竟怎麼樣？
』著名諫臣魯宗道回答說：『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一句話就把劉娥噎住了。
唐朝的歷史，對於宋初的人來說，就是他們的近代史。
唐鑒不遠啊，同志們。
女人幹政，甚至改朝稱帝，都僅是兩三百年前的事情。
對比武則天和劉娥各自的時代，武則天的運氣顯然要好得多。
唐代的自由開放之風，尤其是在男女平權方面，均是帝制時代的一個巔峰，被稱為中國自由婚的第二次高潮。
即便是這樣，武則天要打破男權社會的成見，想自己上位做皇帝，仍必須使出讓她後來都追悔的酷烈手段。
劉娥所處的北宋，是宋明理學的孕育期，雖不像南宋以後對女性有那麼多變態的約束，但比起唐朝，女性的地位已經明顯被看低了。
從武則天在宋代以後不斷地被妖魔化，也能看出男性士大夫對女人參與政治的極端不滿。
劉娥不像武則天那麼下得了狠心，雖千萬人吾往矣。
她本質上是內心純良的窮苦出身，在上位過程中步步驚心才企及今日的身份。
即便身在高位，她仍不忘窮苦的記憶，具有深切的同情心。
有一次，在去南禦莊的路上，她遇見一名貧窮的織佈婦人，當場就命隨從給予賞賜，然後，她說，一個勤勞的農婦仍不免於貧，國家難道不應該體恤一下嗎？
此後，她多次下令有關部門廢除各種無名雜稅，減輕百姓負擔。
北宋的政治鬥爭，不像武則天時代那麼酷烈，基本都能守住底線，僅到貶官為止。
很難想象，像范仲淹這樣屢次捋老虎須的直臣，屢次被貶，又能屢次回到朝廷。
這種讓政治立場與個體生命相分離的文明法則，劉娥不是開創者，但她是一個很好的堅守者。
這就決定了她不可能更改北宋的『祖宗家法』，去做出武則天那樣消滅異己的事情。
權力之梯是用血鋪就的。
時代對女性從政的阻力在加大，個人又對政治鬥爭抱有最後的良善之心，因此，劉娥隻能在柔性的政治鬥爭中，一步步鞏固自己現有的地位，把攝政太後的權力用到極致而已。
無論她的執政能力有多高，她始終無法擺脫身邊人基於她的女性身份所進行的指責。
事實上，北宋一共產生過5個垂簾聽政的皇太後，劉娥是第一個也是最有作為的一個：
她攝政期間，終結了宋真宗極端荒唐的天書政治，讓朝廷回歸正常狀態；
她先後六次下令嚴懲貪官，並掌握朝中高官所有親戚的名錄，嚴防裙帶關系；
她順應商品經濟發展趨勢，一度改革茶、鹽的官榷制度，實現茶、鹽暫時局部的通商；
她審時度勢，獨具慧眼地在川峽地區發行流通交子，印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作為女性，她還強調夫婦齊體，提高婦女的地位和財產繼承權；
最重要的是，她攝政期間，沒有讓少年的宋仁宗脫離政治，而是讓他臨朝聽政，參與決策，學習執政手段。
在她的指導下，宋仁宗積累了大量經驗，後來，仁宗曾對臣下說，以前『太後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然識之』。
宋仁宗後來成長為有宋一代口碑最好的皇帝，應該說跟劉太後的培養和調教是分不開的。
然而，歷史的不公就體現在這裡：與男性相反，作為女性，她越有作為，越想作為，她所受到的掣肘就越大，所得到的評價就越低。
北宋5個攝政皇太後，總體評價算不錯，用史書來說，叫『累朝母後之賢，非漢唐可擬議』，因為在強大的男性士大夫壓制下，最後沒人邁出武則天那一步。
但比較而言，劉娥可能是5人中評價最低的一個。
反而是最沒作為、完全淪為舊黨打擊王安石變法派工具的神宗朝高太後高滔滔，竟然被史書捧為『女中堯舜』，原因無他，僅僅是因為高太後迎合了司馬光一黨的守舊主張，而司馬光恰好是個傑出的史學家，如此而已。
用高滔滔的姨媽、英宗朝攝政曹太後的話來說，這就叫『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
攝政皇太後越無權，越聽話，她們在男性士大夫寫就的史書中，評價就越高。
而一生飽受爭議的真政治家劉娥，最常被人記起的歷史評價，卻是這聽起來十分曖昧的10個字：
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
表面是在誇劉娥有政治才幹，實際上是在說，好險啊，這個女人要是再往前一步，那就是另一個呂雉，第二個武則天。
武則天劇照
4
在男性士大夫看來，劉娥確實差一點成為那個『十惡不赦』的武則天。
明道二年，1033年，劉娥生命中的最後一年。
史載，劉娥穿袞衣，戴儀天冠，去參謁太廟。
朝廷士大夫都炸了。
袞衣，是天子舉行國家大典穿的衣服。
太廟，相當於趙宋家族的家廟，是男性皇權的象征，歷來隻能由皇帝祭祀。
劉娥的做法，在士大夫看來，不但侵犯了皇權，而且嚴重擾亂了男性社會的權力秩序。
此次參謁太廟，被認為是劉娥有心效法武則天的證據。
連清初大儒王夫之在論著中，都對劉娥大加鞭撻：『劉後以小有才而垂簾聽政，乃至服兗冕以廟見，亂男女之別，而辱宗廟』
你看，男性士大夫最氣憤的，正是『亂男女之別』。
一切的根源，僅在於這是個男權社會，而劉娥偏偏是個女的。
以前，有一次劉娥與宋仁宗一同出行。
她讓自己的車駕先仁宗而行，參知政事魯宗道趕緊制止道：『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歿從子』用女性的三從四德，而不是用皇權不可僭越那套理論給劉娥施加壓力，劉娥很無奈，隻得命令車駕跟著仁宗走。
沒有一種史書會記錄下這個頗有『女權意識』的女主的痛苦和悲哀，畢其一生，周遭都是男人的反對聲，一開始反對她的出身，後來反對她的性別。
沒有人在乎國家統治者的本質，是能否讓天下太平；所有人隻在乎這個國家的統治者，不能是一個女人。
她沒有像武則天一樣發動流血政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她把手段看得跟目的一樣崇高，希望以溫和的方式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不光是為了自己，還為了後來的女性。
在她攝政後期，她命人編制了《新編皇太後儀制》，記錄她垂簾聽政期間的各種制度，以後的後妃可以據此在禮制上繼續分享男性皇權。
美國漢學家賈志揚說，《新編皇太後儀制》在劉太後攝政十年後才推出，不是因為她想最終更有效地運用自己的權力，而是因為她想建立一個歷史遺產。
但是，男性士大夫認為，這些制度太超前了，在劉娥死後，將這部文獻毀掉。
直到生命彌留之際，64歲的劉娥仍然堅信自己可以像男性皇帝一樣，有效地統治國家，她仍然希望這個男權社會，可以給她最終的認可。
史載，劉娥死後，宋仁宗跑出來對輔臣說：『太後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
』參知政事薛奎心領神會，回答道：『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
』
劉娥臨死已經不能說話了，仍在撕扯身上的衣服，宋仁宗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薛奎一聽就明白過來，劉太後是想穿上龍袍，享受皇帝的葬禮啊。
但薛奎緊接著說，『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如果給劉太後換上龍袍安葬，她又有何面目去見宋真宗呢？
宋仁宗聽從薛奎的建議，以後服下葬劉太後。
用一場正常的葬禮，將這個生前走得有點遠的太後，重新拉回了男權社會的秩序裡。
還有一個細節，可以說明劉娥對男女平權有很深的執念：她在遺誥裡，要求尊楊太妃《即宋真宗朝楊淑妃》為皇太後，與皇帝共同決策軍國大事。
她想創立一種女性參與政治的傳統，但在強大的士大夫政治的歷史慣性面前，她的努力顯得十分孤單。
她失敗了。
在她死後，禦史中丞蔡齊立馬提出來，說皇帝早已成年，這才開始親政，怎麼能讓女後相繼稱制呢？
宋仁宗於是把劉娥遺誥裡『皇帝與皇太後裁處軍國大事』的表述刪掉。
劉娥所追求的『歷史遺產』，至此全部被扼殺了。
宋仁宗畫像
5
但是，針對劉娥的非議，並未到死為止。
宋仁宗親政後，進行了一場大刀闊斧的政治變革，對劉太後生前的內外勢力實施打壓。
這幾乎是所有在強權母後幹預下成長起來的皇帝通用的做法，展現了被長期壓抑的人性爆發。
最典型的一點體現在人事安排上：凡是劉太後信任的官員，都遠貶他處；凡是被劉太後貶謫的官員，都召回朝廷。
通過這些發泄式的政治操作，宋仁宗既表達了對劉太後的不滿，也樹立了自己的威信。
看到此，有人開始進一步離間宋仁宗對劉太後的感情，向宋仁宗奏明：『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於非命』宋仁宗從此懷疑自己一直生活在一個驚天大騙局裡面，直到親自開棺驗屍，看到李宸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後，以水銀養之，故不壞』，這才相信李宸妃不是被劉太後所害而斃命。
宋仁宗反過來責備離間的人多事，說：『人言其可信哉？
』
在沖動過後，宋仁宗回想起劉太後攝政的十幾年間，自己的人身安全從未受到威脅，國家也被治理得有條不紊，不禁對劉太後產生了感激之情。
然而，宋仁宗『放過』了劉太後，天下人卻沒有放過劉太後。
在民間流傳的『貍貓換太子』故事中，劉娥被刻畫成一個權力欲膨脹、心狠手辣的毒婦。
這個形象也成了劉娥在歷史中的刻板印象，不讀歷史的人，輕易就上了虛構戲曲的當。
劉娥因為是女性，在傳統的男性權力架構中，是不允許接觸權柄的。
歷史上所有幹政的女性，甚至包括那些特別有個性的、詩詞寫得好的、舞蹈跳得好的、長得極其漂亮的，無一不是在傳統歷史記述中被妖魔化，被醜化，被鞭撻。
幾乎沒有人替她們說一句公道話，或者替她們說話的人，本身就很邊緣。
魯迅曾在他的雜文中，批判過男權社會的這種『甩鍋』心理：
我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亡吳，楊貴妃亂唐那些古老話。
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裡，女性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由男的負。
但向來男性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
劉娥沒有大惡，都會被後世虛構出『貍貓換太子』的戲碼，以醜惡的形象代代傳唱下去。
呂雉、武則天這些做過殘忍之事的女主，就更招黑了。
我們當然可以批判呂雉、武則天在宮廷權鬥中的手段太過殘忍，但她們作為政治家的身份能不能因此就一並抹殺掉呢？
劉娥的政治才幹，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
同樣的，呂雉在其攝政時，舉國休養生息，三次『大赦天下』，連司馬遷都說，呂後主政期間『政不出戶，天下晏然。
刑罰罕用，罪人是希。
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武則天也是如此，在位期間推行一系列開創性的改革，一舉奠定了後來開元盛世的根基。
我們說，善惡要有標準，而且必須分清。
宮廷權鬥中的殘忍，到底是政治的問題，還是女性的問題？
難道沒有女性參與的政治鬥爭，就很斯文，很紳士嗎？
李世民、朱棣對自己家族的兇殘，十倍於呂、武，但他們的歷史功績尚且能夠得到公正評價，而呂、武僅僅因為是女性，就隻剩下女性的殘忍，而忘卻了她們作為政治家的能力和功績。
反過來，一個占據權力核心的女性，如果能力不行，禍國殃民，大家抨擊她的理由也隻有一條：女人禍國。
依然是在用女性的標簽，來為一個失敗的掌權者背鍋。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認識到，政治中的成敗輸贏，跟性別沒有關系？
我們可以罵她是個失敗的權力玩家，但不能罵她是個女人啊。
因為她們是女人，做得好要罵，做得不好更要罵。
這樣的語言暴力，在歷史上太常見了，可悲的是，在現實中，也仍未消失，而且大有市場。
劉娥生前曾問一直反對她當女主的北宋名臣李迪：『你看我把仁宗皇帝教養成這樣，你覺得如何呢？
你一直反對我參與政事，是不是有點過分了呢？
』李迪回答說：『今日見皇帝聖明，臣不知皇太後盛德，乃至於此！』
可惜，在男權社會裡，像李迪這麼頑固而最終卻能改變對女性成見的男人，真的不多。
但我希望，一個真實的劉娥，能夠讓大家記住，記住她沖破階層與性別的桎梏，記住她在歷史上留下的欲望、掙紮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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