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薑 鵬
來源:《家族企業》雜志
公元655年9月，李治力排眾議，立武則天為皇後，後者如願以償地正式進入政治舞臺。
此後的幾年裡，武則天借著李治的手接連處理掉一大批反對派。
但自始至終，反武派的重要人物長孫無忌沒有成為武則天打擊的對象。
而這恰恰是武則天的高明之處，最難解決的人要放到最後，她絕對不是想要和長孫無忌和解，更不會想要放過長孫無忌，她隻是缺少一個機會，而這個機會在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出現了。
武則天像，明·朱天然《歷代古人像贊》
扳倒長孫無忌
這一年，有人舉報，說擔任太子洗*[xiǎn]馬的韋季方和監察禦史李巢等人巴結朝中高官，結黨營私。
武則天得知這件事以後，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就讓心腹許敬宗去審理。
許敬宗這個時候剛剛升任宰相，亟需一個表現自己的機會，而他當然非常明白皇後的意思，不管這件案子裡面有沒有長孫無忌的事情，都要把火往他身上引。
所以許敬宗見到韋季方之後，嚴刑逼供，連打帶騙，不斷暗示韋季方，他在朝中巴結的那個高官，就是長孫無忌。
而韋季方可能是被毆打逼供得太厲害了，於是就萌生了自殺的念頭，結果自殺失敗，被搶救回來了。
這下許敬宗就有話說了，他說韋季方肯定是有罪，不然不會畏罪自殺，所以他就上報李治，說韋季方就是和長孫無忌結黨營私，他們結黨是想要謀害忠良，把權力全都集中在長孫無忌手裡；現在韋季方擔心事情暴露，所以畏罪自殺。
許敬宗這個推論沒有一點合理之處，即便長孫無忌想要把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他也得找一些靠譜的合作夥伴，根本沒必要找韋季方這樣的小官。
但是李治為了把權力拿回到自己手裡，自然是想要解決掉權高位重的老臣長孫無忌，所以他就順著許敬宗的話往下說。
他說，我舅舅在朝中擔任高官已三十多年，他現在被小人欺騙，和我之間有點小矛盾，那是有可能的，但怎麼樣也不至於造反吧。
長孫無忌像
這話聽起來是個疑問，但實際上更像是一句暗示，暗示許敬宗，你就接著謀反這個話題往下說。
所以，許敬宗就回答說：我調查得很深，長孫無忌謀反已經基本坐實，到這個時候，皇帝您還在懷疑，這恐怕不是一件好事。
這個時候，李治就哭了，他說：『我家不幸，親戚間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慚見天下之人。
茲事若實，如之何？』
乍一聽好像又是一個疑問，但實際上也還是一個暗示，甚至像一個設問。
他為什麼提房遺愛案件，就是給許敬宗提供一個參考標準，長孫無忌這件事的性質，和當年房遺愛事件的性質一樣，都是謀反，當年怎麼處理的，你就怎麼處理。
許敬宗把皇帝的話聽得很明白。
他說，不一樣，當年，房遺愛是一個沒什麼政治經驗的小孩，高陽公主，一介婦人，他們再怎麼鬧，也不可能鬧出多大動靜；但長孫無忌不一樣，他曾和先帝一起奪取天下，是前朝的舊臣，論智謀，論能力，天下人有目共睹，而且他又在宰相的位置上坐了三十多年，他要是謀反了，朝中無人能解決；好在現在事情已經被調查出來了，我們就應該趕快采取行動，得嚴辦。
李治想了想說，你再好好查查。
這又是一個暗示，為什麼讓許敬宗接著查，因為李治對當前的這個結果還不滿意。
第二天，許敬宗就告訴李治：我按照您的意思，又查了一番，果然，我查到了更大的陰謀，這件事，不僅牽扯到長孫無忌，還牽扯到褚遂良、韓瑗、柳奭*[shì]等人。
李治聽完之後，授意許敬宗把這些人都處理了。
一開始，長孫無忌被貶到了黔州，在今天的四川。
在那裡，長孫無忌雖然基本退出了政治舞臺，但生活還是有保障的。
可是不久之後，李治就派人到黔州，將長孫無忌逼死。
到此為止，李治終於扳倒了功勛集團，將權力收回到自己的手裡，而在這期間，武則天也有了爬向更高處的機會。
在此之前，李治和武則天形成了政治同盟，李治借助武則天的智謀和果斷，扳倒了以長孫無忌為首的老臣，而與此同時，武則天也通過這一系列事件，鞏固了自己皇後的地位，為日後更多地參與政治做好了鋪墊。
上官儀事件
對於李治和武則天而言，長孫無忌等人的退出是一個雙贏局面，但這也意味著，這夫妻二人的共同敵人不存在了，他們之間權力的爭奪大戲，即將在長孫無忌等人退場之後拉開帷幕。
這種爭奪，可以從顯慶五年《公元660年》開始說起。
這一年，李治犯了頭疼病，現在看這有可能是李氏家族的家族病。
因為我們看唐朝這些皇帝，有明確記載，上到唐太宗、唐高宗，下到唐穆宗、唐宣宗，一共有六七位皇帝，都得過一種叫風疾的病。
這個風疾的症狀有點像現在的心腦血管疾病，而且是家族遺傳。
李治當時頭疼得厲害，看不清東西，他就把政事交給皇後武則天處理。
不得不說，武則天很有天賦，她把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結果出現了《資治通鑒》裡描述的情形：『《後》權與人主侔 *[móu] 矣』。
武則天居然擁有和皇帝李治同樣至高無上的權力。
而這，絕非是李治願意看到的。
李治雖然生性懦弱，但懦弱不等於昏庸。
李治在處理長孫無忌等大臣的時候，那可是毫不手軟，而且經過這麼多年苦苦鬥爭才奪回來的皇權，他一定不願意再把它讓給別人。
所以隨著武則天對處理政事越來越得心應手，李治和武則天這對夫妻之間，也逐漸出現了裂痕。
終於，發生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的一個事件，讓李治和武則天這對夫妻間的關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這件事，我們可以稱之為上官儀事件。
上官儀，是唐朝才女上官婉兒的祖父，而且他還有一個身份，他是唐朝第一批由科舉考試進入官場，然後一步一步做到宰相的官員，很有文人氣質。
上官儀事件得從厭勝這個詞說起。
麟德元年，武則天在後宮大搞厭勝之術，結果被一個宦官告發。
李治得知以後，非常憤怒，就召來宰相上官儀，和他商量該怎麼辦。
上官儀面對皇帝的詢問，非常敢說，他說：『皇後專恣，海內所不與，請廢之』而上官儀的一句『皇後專恣』肯定也說到李治心坎裡面去了。
李治身為皇帝，皇後武則天的專權行為也讓他很不開心，所以兩個人討論了一下，就決定按照上官儀的建議去操作，廢黜武則天，而且是馬上起草詔書。
倆人打算等詔書擬好之後，立刻生效施行。
這可以說是武則天人生當中的一個危機時刻，因為一旦詔書生效，武則天將直接從高高的政治舞臺上跌落，從皇後變成庶民。
結果，這個危機被她化解了，而她化解的方式，出乎我們的意料。
史書上說，當時『左右奔告於後』，就是說皇宮內部的這些宦官、宮女，很多人都被武則天拉攏為眼線，上官儀和李治這邊剛把詔書草擬好，宮殿當中的這些宮女宦官就人頭攢動，東奔西跑，去給武則天報信。
可以想象，這得是多麼發達，多麼龐大的情報集團，才能真正做到讓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在武則天的掌握之中。
當消息傳到武則天那裡以後，武則天和李治這對夫妻在性格上的差異就顯示出來了。
武則天是什麼反應？她想都沒想，馬上找到李治。
速度快到什麼程度？當時起草的那份詔書還在李治的桌子上，墨跡未幹。
武則天就問李治怎麼回事，為什麼要把自己給廢了。
而李治懦弱猶豫的一面又顯示出來了，面對武則天的質問，他是『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
這還不算完，他擔心武則天怨恨、生氣，就騙武則天說：『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
李治性格的弱點在這一事件中顯露無疑，明明是自己想要把武則天排擠出政治中心，現在又甩鍋給上官儀。
那麼以武則天的性格，上官儀會落得什麼下場？——他本人下獄被處死，整個家族也被重罰。
這件事導致了兩個後果，第一，從李治的角度來說，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本來他是警惕，甚至有些反感武則天的。
結果這事兒一出，他又念起武則天的好了，又想起兩個人一起扳倒長孫無忌那段日子了，所以心裡面是後悔加愧疚。
第二，從武則天的角度來說，她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
她本來以為，自己的皇後位子是坐得穩穩當當的，結果她發現根本不是這樣，天下之事還是皇帝說的算。
只要李治想，她被廢幾乎是一瞬間的事情。
這種不安全感也為她日後正式稱帝埋下了伏筆。
那我們再說回這件事情本身，上官儀事件之後，《資治通鑒》對這件事有一段結語性的敘述，說『自是上每視事，則後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
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 *[zhì]、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武則天開始垂簾聽政，天下大權，都歸到了武則天的手裡，人事的調動、案件的處置，都是武則天說的算，李治隻不過是在臺前做個傳話的而已，給人感覺李治隻不過是一個提線木偶，而武則天才是背後那個牽線的主人。
換句話說，李治在和武則天的權力鬥爭中，已敗下陣來。
所以當時的人並稱李治和武則天為二聖。
自此之後，武則天在通往最高權力的道路上，已經沒有什麼太大的絆腳石了。
性格決定命運
在李治與武則天這對夫婦的權力鬥爭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兩個人在性格上的差異。
武則天的性格果敢敏銳、雷厲風行，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標在哪裡。
在她心裡，目標就是奪取最高權力，所以她每一步都很清楚，先是和李治綁定成為政治同盟，然後除掉反武派，最後培植自己的力量，扳倒李治。
而當上官儀事件發生之後，她也沒有一絲一毫的猶豫，馬上采取行動。
另外，在奪取權力的過程中，武則天絕對不是一個被動等待的人，從進入到李治的後宮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主動謀劃、爭奪。
也正因為如此，她才能在一系列緊張激烈的權力鬥爭當中生存下來。
再說李治。
李治絕對不是一個昏庸怯懦的皇帝，從即位之初蟄伏隱忍多年，到借助武則天的力量，一舉消滅長孫無忌集團，我們能發現李治很聰明，也很有能力。
但當他掌握權力以後，在面對武則天的時候，他性格中的兩個弱點明顯地顯現出來。
這兩個弱點，一是猶豫反復，二是沒有擔當。
在李治心中，武則天有兩種形象，一是自己的政治盟友，後轉為政治敵人，他需要處理她；二是自己的妻子，他在情感上對武則天有所依賴，他很難離開她。
在上官儀事件中，李治就在處理與依賴這兩種選擇中不斷搖擺，而這恰恰是最糟糕的，最終導致他在與武則天的鬥爭當中屈於弱勢地位。
而在上官儀事件中，李治的那句『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也讓他吃盡苦頭。
或許很多人認為，必要的時候，找出一個替罪羊來代替自己，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最優選擇，但事實絕非如此。
此事之後，李治很難再在朝中找到一個與自己同心同德的大臣，畢竟沒有人想做第二個上官儀。
在這種巨大的性格差異下，武則天取代李治，最終成為唯一的那個聖，也就不足為奇了。
《作者是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從事唐宋政治思想史、《資治通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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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志2022年7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