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李淵帶兒子們反隋，為何李世民要搶奪，晉陽起兵的首功呢？】『晉陽起兵』是隋亡唐興過程中的一件大事，歷來為史家所重視。
但誰是起兵的決策者呢？可以說從唐初起這就是一樁疑案。
貞觀史臣如魏征、房玄齡等，雖有『良史』、『直筆』之美稱，但他們修『國史』、『實錄』 皆是應太宗本人『自看國史』的要求撰錄的，『曲筆之惰』在所難免。
關於『晉陽起兵』首謀決策人物的記載，就有貶低高祖，吹捧太宗之功的傾向。
新、舊《唐書》、《資治通鑒》均-致頌揚了太宗在『晉陽起兵』時的作用，都是沿襲唐初的《實錄》等史書的觀點。
『晉陽起兵』是叛隋的秘密行動，是在極其隱秘的情況下策劃的，其真相本不易知，及經貞觀史臣的篡改之後，就更難於探明它的究竟了.『晉陽起兵』的首謀決策人物，究竟是李淵還是李世民？作為歷史上的疑案，曾引起學界的眾多討論。
有人認為李淵是胸無大志沉溺於酒色的無能之輩，根本不能掀起反隋的風暴，他起兵取關中、建立唐王朝，主要是依靠的是李世民的謀略與戰功。
而且，李淵的起兵最開始也是被迫的，是李世民拉他踏上了反隋的大船。
這都是根據新、舊《唐書》、《資治通鑒》的記載：『我兒誠有此計，既已定矣，可從之』(《舊唐書》)；『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書》)；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之謀』，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資治通鑒》)。
有的人對此持不同意見，他們對李淵的作用作了較高的評價。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為：『後世往往以成敗論人，而國史復經勝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見當時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歷史學家呂思勉先生也說：『謂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則可，謂其純出太宗則遲矣』『謂其素無叛隋之心，固不可也』(《隋唐五代史》上冊)。
要了解『晉陽起兵』的內幕，必須抹去新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料的曲筆灰塵，才能顯露出歷史的真相。
實際上，李唐起兵反隋的全過程，自始至終都是李淵組織領導的。
李淵是一個頗具雄心，且富於權謀，早有四方之志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早在『晉陽起兵』 前，他就曾命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派李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為反隋積蓄力量，作組織上的準備。
接著，李淵又以策略手段，穩住了隋煬帝，掩蓋了自己叛隋的意圖，為起兵爭取了充分的準備時間。
李淵擔任太原留守之後，通過努力表現，逐漸獲得了太原周邊各種力量的支持，成為北方部分力量尋求的新的保護傘人物。
早在大業七年(611年)，楊玄感起兵前，李淵任衛尉少卿往懷遠(今遼寧省朝陽縣附近)督運糧草、路過涿郡時，就曾與人密論過天下大事。
楊玄感起兵後，他握有重兵，但始終遷延不發，表明他是一個富有政治經驗的老官僚、是個老謀深算的宿博。
隋末之際，各路起兵反隋者大有人在，卻均以失敗而告終，惟李淵獲得了成功。
歷史證明，他選擇的大業十三年於晉陽起兵，是一舉成功的最好戰機。
『晉陽起兵』是李淵久已在胸的反隋計劃的第一步。
接著，他就攻入長安，『約法十二條』，很快地穩定了關中秩序，取得了做地主階級代理人的資格，順利地走完了從起兵到坐上皇位的全過程。
他在隋末諸雄的角逐中，無疑是最有遠見的，因而取得了地主階級的擁護，建立了大唐王朝。
綜上所述，有理由認為李世民是『晉陽起兵』的直接參加者和策劃者之一，但絕不是首謀決策者。
大業十三年，李世民年僅二十歲，雖然在『解雁門之圍』等戰鬥中嶄露頭角，但無論從資歷還是聲望上，都無法蓋及李淵。
他以『聰明勇決、識量過人』的才智，參與了『晉陽起兵』，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是事實，但他這些行動都是在李洲的‘授意』 下進行的；他在『晉陽起兵』時的組織和領導作用，是絕不會超過父親李淵的。
公平地說，參加『 晉陽起兵』隻是唐太宗走向政治舞臺的起點。
正因為如此，李世民的皇位，不能從合法的繼承方式取得，而隻能經過『玄武門之變』這樣的手足殘殺事件取得。
這種行動，當然受到了 封建法統與封建倫理的指責與非議。
他當上皇帝後，就命史臣撰寫《國史》，為自己辯護。
史臣們鑒於太宗的功績和優秀的執政表現，也願意挖空心思，幫助他在『晉陽起兵』的密謀上略作文章，所以便委屈了唐高祖，突出太宗的主動地位，把太宗捧為起兵的精心策劃者，使太宗成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奠基人，這樣就能使他獲得的皇位更加『合法』。
可是這樣一來，就留下了『千秋功罪，後人評說』的歷史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