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古代王朝的文武平衡之前,我們應該先考慮帝王們的政治需求是什麼,之後才是國家的處境是怎樣的,我們還可以思考一個問題,矯枉是否應該過正?
唐朝在唐玄宗統治時期,國力達到了頂峰,加上在邊境上和周邊國家,少數民族控制區域都有一定程度的摩擦,為了維護邊疆地區的穩定,最好的選擇以戰止戰,多次發動了對外戰爭。
而在封建王朝國力最鼎盛時期,開始走上對外擴張領土的道路,這也是必然的選擇,秦,漢已有先例。
但是制度不會永遠一塵不變,唐朝時期,疆域空前遼闊,而要應對的外敵,除了契丹,回鶻,奚族,還有吐蕃,南召等等,所以不可能等有了戰事後,才突然往某一區域集結部隊,古代部隊行軍作戰可不像今天如此靈活機動。
那麼怎麼來應對這種局面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在邊境屯兵,但問題是在邊境地區面對的潛在敵人,數量有多少,軍事實力如何,該屯多少兵,這些情況除了駐守邊關的將領有所了解外,朝廷並不清楚這些狀況,而戍邊將士在唐玄宗統治時期,又常常依靠開疆擴土來封官進爵。
所以要和境外之敵交戰,兵力自然越多越好,在唐朝中後期,為了配合邊境作戰,開始在軍事重地設置軍鎮,唐玄宗本身也好大喜功,朝廷的征兵制度從府兵制開始往募兵制轉變,節度使們可以根據實際需求,招募士兵。
而另外一個情況是,邊境上因為節度使,將領們大量招兵買馬,朝廷無法及時供應糧草,所以開始在邊境屯田,朝廷放權給節度使截流一部分地方財政作為軍費使用,這種制度就會導致朝廷對軍隊的控制減弱,進而造成了唐末藩鎮割據的局面。
而節度使們在地方具有很大的權力,包括截流地方財政的特權,處置死刑的權力,也會導致一些節度使野心膨脹,而為了籌集軍費,很多地方不經過朝廷允許,設置了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這些都是朝廷來背鍋,長久下去必然會導致百姓生活水平下降,進而造成民變。
唐朝因藩鎮而亡,這種說法並不全面,這和唐玄宗執政晚期昏庸,之後數任皇帝執政能力平庸也是有直接關系的,而藩鎮勢力的擴張,則是唐朝國力強大後,軍事戰略變革走向極端的體現。
而宋朝建立後,因為經歷了五代十國戰亂不斷,政權更替的局面,軍事戰略變革往另外一個極端轉變。
趙匡胤黃袍加身逼柴宗訓禪位,五代結束,五代隻有短短的五十三年,其中就有七位皇帝是通過篡位得到的皇位。
出現這種情況,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唐朝時期的藩鎮制度,藩鎮勢力過強,導致五代期間君弱臣強,很多人認為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後,集中了兵權,朝廷的統治就穩固了。
『杯酒釋兵權』主要是把石守信,王審琦這些禁軍將領的權利收回來,症結是在地方藩鎮上,這一出政治戲,真正的作用主要還是讓趙匡胤掌握住禁軍,有實力制衡藩鎮,讓北宋政權不那麼容易垮臺罷了。
之後趙匡胤剝奪地方藩鎮的權力,這才時穩定北宋政權的關鍵,趙匡胤開始從朝廷派遣文官,去頂替地方各鎮的馬步判官,把司法權收攏。
之後有把地方藩鎮判決死刑的權力收回,維持地方治安的權力移交給縣尉。
不久後朝廷有開始逐漸解散各鎮的幕府,遣散,安置了其中的牙將,幕僚,藩鎮制度逐漸被瓦解。
唐朝時期為了滿足戰爭需求,藩鎮可以截流地方財政,這一特權也在乾德二年被廢除,地方的軍費必須由朝廷撥給,朝廷專門派遣官員接管地方稅收,廢除了各種苛捐雜稅,這樣一來即便藩鎮們手握重兵也無錢養兵,自然就談不上造反了。
所以在北宋建立後,朝廷是先強化禁軍的實力,之後才開始剝奪藩鎮權力,通過收回各種特權瓦解藩鎮制度,而讓文官接管地方權力,最大的好處就是削弱地方的軍事實力,我們不難發現,唐朝地方軍隊也具有很強的戰鬥力,但是宋朝明顯是禁軍實力遠強於地方軍隊,而這背後主要還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政權穩定做出的考量。
因此,在中國古代對於文武平衡的把控,很多時候並不合理,主要是因為這是出於對統治者的政治需要進行調整的,而不是根據國家所面對的實際處境來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