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的觀念起自印度，不過早期的印度佛教認為，雕刻或是描繪釋迦牟尼的面容都是一種褻瀆佛陀的行為，所以普遍用符號，如菩提樹代表『成道佛』、足跡則象征『遊行佛』。
直到公元1世紀至2世紀，大乘佛教在犍陀羅《Gandhara》地區《犍陀羅為印度列國時代的十六國之一，該國的核心區域包括今日巴基斯坦東北部與阿富汗東部》開始流行後，造佛像才逐漸普及。
為何印度佛教願意為佛陀造像呢？
可以從佛經《增一阿含經》裡的記載找到源頭。
據載，佛陀曾上『忉利天』《意譯為三十三天，為佛教三界之欲界六重天之一》為母親說法三個月，景仰佛陀的優填王因未能禮佛而病倒，為了讓王康復，群臣為此造佛像。
佛陀回來後見到佛像不僅沒有反對，還說作佛形象有德有福，這則故事被認為是印度制作佛像的開始。
因此，當東漢明帝《28－75年》於永平十一年《68》修築白馬寺時，據《高僧傳》載，已繪制中國第一幅佛像。
而中國第一座佛像的建造紀錄則是在東漢末年，徐州刺史陶謙《132─194年》的部將笮融利用糧道立佛寺、造佛像，以此招攬信徒。
由於優填王造佛像的故事，被後世佛經不斷大書特書。
通過在各地遊走的僧人宣揚佛法、佛經、文人記載的佛像靈驗等故事，逐漸讓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們深信，造佛像可以累積福報、庇蔭子孫，於是蔚為風潮，亦產生『觀佛』的修行方式，即觀佛像進行懺悔，以此得道成佛。
到了唐代，雖然李唐皇室信奉道教，不過仍有多位皇帝造佛像的記錄，據《佛祖統紀》與《法苑珠林》載，唐高祖李淵《566－635年》為太祖元皇帝《李淵之父李昞》、元貞皇後《李淵之母獨孤氏》下造等身佛三尊、唐太宗《598－649年》在終南山造龍田寺與等身佛像六尊。
除此之外，還有唐高宗《628－683年》、武後《624－705年》與唐玄宗《685－762年》皆有在各地建造佛像的事跡。
不過造佛像從魏晉流行至唐代，在求得佛法功德之外，還包含許多中國傳統倫理思想。
不論皇室還是百姓，多是為家人造像，其中隱含傳統孝道觀念。
而魏晉時期佛教在南北方分別衍生出不同的特色，如，北方重實踐、南方重義理。
造佛像也有南北差異，以南方來說，雖然也風靡造像、開鑿石窟，但可能石材難尋、氣候較北方潮濕等因素，佛像數目始終沒有北方多。
擺放的位置也有差異，北方多將佛像放在大道供人敬拜，而南方的佛像不僅較小，其地點多放置於寺廟與家中。
唐代佛教大興，加上自魏晉以來造像風氣普遍，佛像買賣遂成為朝廷感到棘手的社會問題，因此唐代多不願民間大量造像。
唐太宗在位《626－649年》時，曾下敕令：『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
供養之人，競來買購，品藻工拙，揣量輕重。
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
賣者本希利潤，唯在價高。
罪累特深，福報俱盡』。
唐太宗還依《像法決疑經》的規定，認為買賣佛像的行為除了徒增貪心與攀比之心外，還有礙功德善舉。
唐代宗時期《765─779年在位》，寺院經濟快速發展，以致『凡京畿之豐田美利，多歸佛寺觀』，也逐漸影響朝廷的財政收入。
而唐代宗事佛的虔誠、規模都遠遠超過肅宗，不僅征發高僧49人常住長安大興善寺，隨時聽候入宮念佛祈願，每年正月、五月、九月都要在大興善寺開壇灌頂，教化文武百官。
盡管永泰元年九月《765》仆固懷恩《？
─765年》領回紇、吐蕃兵，聚眾10萬、進逼奉天《今陜西咸陽乾縣》，京師戒嚴，但唐代宗依舊舉行大規模、持續16天的講經法會，命『兩街大德，嚴潔幡花、幢蓋、寶車，太常音樂梨園仗內及兩教坊，詣銀臺門，百戲系奏』，平定叛亂都不及崇佛來得重要。
唐代給於僧人免稅與免繇役等特權，不少男性為逃避賦役選擇出家，造成朝廷征兵、勞役嚴重人力不足，官府借動員能力展現的公權力下降。
另外，寺廟的土地也不用納稅，僧人仰賴百姓供養，也侵蝕朝廷的稅收。
長年累月下來，不少文人對佛教相當反感，如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778－820年》遣中使持香花迎佛骨於宮內供養三日，造成社會狂熱的禮佛風潮。
時任刑部侍郎的韓愈《768－824年》為此寫《諫迎佛骨表》，擔憂人們對宗教的迷信、瘋狂，會為社會帶來巨大災難『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
然而韓愈的下場就是『夕貶潮陽路八千』，遭貶官至嶺南道潮州《今廣東省潮州市》當刺史。
果然不過20多年的時間，由於僧人造成的經濟壓力，終於迫使唐武宗《814－846年》於會昌年間《841－846年》發起一系列『滅佛』行動，史稱『會昌法難』。
當時共收繳寺廟良田數千萬頃、強迫還俗的僧尼約26萬人、被拆除的寺廟約有4,600間，對佛教來說無疑是場浩劫。
除了前述的稅收問題外，中唐以來民間鎔鑄銅錢造佛像的情況非常普遍，讓當時貨幣流通發生問題。
唐敬宗寶歷元年《825》曾載：『河南尹王啟奏，盜銷錢為佛像者，請以盜鑄錢論』；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朝廷下詔：『照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藍鐵，唯鑒、磬、釘、鍰、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不僅限制銅不得用在佛像上，還下令私鑄銅像者一律死刑，顯示出朝廷對於民間私用銅錢鑄造佛像一事非常困擾。
到了會昌六年《846》，則規定隻能使用黏土或木材制作佛像，且不可使用金銀銅鐵等金屬寶玉裝飾。
武宗『會昌廢佛』一事，雖打擊佛教，使造像在此轉入衰頹。
不過當時規定任何銅像、鐘磬、鐵像必須上交朝廷，隻有木石制作的佛像方能保存於原地，其政策實為朝廷搜羅不少佛像金屬，緩解財政問題。
唐代佛教之所以興盛，除了承自魏晉以來的基礎外，主要與當時社會中外貿易交流活躍，使經濟文化皆有大幅發展有關。
然而，唐代佛教成也經濟，敗也經濟。
由於武周後，唐初以來實行的均田租庸調制遭到破壞，男丁所得土地不足，還要繳納定額的租庸調，讓多數農民無法負擔，紛紛出家逃往寺院躲避賦役。
而安史之亂後，朝廷財政枯竭、軍費日增，因此過去享有特權的寺院僧人，蓬勃發展的佛像等華美造像，自然也成了朝廷主要打擊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