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之治的出現是必然的。
在強盛隋朝滅亡慘烈教訓的刺激下，身為新王朝的建立者，貞觀時期的君臣整體上都有很強的危機感和責任心。
當然，在君權至上的體制下，皇帝李世民個人尤為關鍵；但人總有弱點，為了避免獨斷造成戰略錯誤，他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來進行輔助。
而魏征，則是這個體系中的佼佼者，但並非不可替代。
出現貞觀之治，隋煬帝楊廣『功不可沒』
包括李淵、李世民在內，初唐的朝廷大員，要麼是隋朝的舊臣，要麼出自各路起義軍。
甚至魏征，在跟隨李建成之前，曾當過隋朝官員，還在李密手下服務過。
身為隋末亂世的親歷者，初唐君臣對於統治失道帶來的巨大災難有著深刻體會。
因此，在史料中我們會時常看到，李世民頻繁與那些隋朝老臣就楊廣的為政得失進行討論；隋朝的官方史書《隋書》正是由魏征牽頭主編；而除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句名言外，李世民還表達過『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這樣的感觸。
隋煬帝為何敗壞強盛的家業？
原因雖然很多，但首先與他憑借個人出眾才華、剛愎自用密切相關。
李世民時常閱讀楊廣留下的書作《隋煬帝集》，看完後發出這樣的疑惑：『看他的文字，處處包含著堯舜之道，但為啥行桀紂之事？
』
那些隋朝舊臣《包括魏征》的口徑很一致：『依仗絕世才華，剛愎自用，不聽人言。
犯了錯誤自己卻茫然不知』
李家與楊家同為關隴貴族，李淵甚至還與楊廣是表兄弟，可以說，他們本就是同行或自己人。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李世民建立了一些列的制度來對皇權進行匡正、輔助。
貞觀年間監督、制衡體系的開創性打造
這裡主要列舉兩項對唐朝政治影響最大的制度：
其一，被空前重視的
諫官
制
。
中國歷朝歷代都有諫官，但給不給他們說話的機會、是否聽取意見，都取決於皇帝本人。
為了發揮這一監察崗位的作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登上皇位不久的李世民立即發佈了一道詔令：
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則諫。
這是什麼意思？
他列舉的職務，都是能夠參與國家事務決策的要員。
但這些人每次與皇帝討論政務時，必須要有諫官在一旁出席；任何人若說的不合理，這些嘴炮們立即開噴，絲毫不用給面子。
這有點像如今概念性的反對派的意思。
而大名鼎鼎的魏征，起初就是擔任諫議大夫。
加上他原為李建成手下，開起火來更不客氣，成了最猛的嘴炮。
甚至李世民私下讓他給自己留點面子，別在朝堂上懟得那麼狠。
但李世民這是不是做戲？
筆者認為並不是，他是真的怕走楊廣的老路：弄死一個魏征輕而易舉，但接下來誰還會再提意見？
反之，自己能如此容忍李建成的手下，其他人還有啥顧忌？
大膽提意見吧同志們！
更別說事實證明，人家魏征的絕大部分意見確實正確。
第二：五花判事制
『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
這項制度包含兩層意思：
就同一件事，負責起草政務命令的中書舍人《中書省具體幹事的，中書令的手下》，要如實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
而且要把自己的意見親手寫在相應的文件上，以便核實查證。
這在皇權高度集中的封建社會，是一項意義重大的創舉，有效地減少了人治時代獨斷專行帶來的危害。
其結果也立竿見影：據史書記載，自實行五花判事制後，貞觀年間的大小決策『鮮有敗績』。
貞觀之治的出現，正是在強烈危機意識下，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立才得以實現。
魏征隻是在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但並非不可替代，皇帝本人才是最重要的主角。
但這些制度，說到底也是皇權意志的產物，是否能發揮作用，還是得看皇帝自己。
在唐高宗時期，武後幹政，諫官逐漸失去了應有的作用；後來雖在唐玄宗前期再度回歸，但隨著他逐漸驕奢淫逸，曾經做出過重要貢獻的那些制度逐漸有名無實。
安史之亂後，唐代更是陷入了藩鎮割據、宦官幹政的泥潭，逐漸步向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