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喬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5期
隋代黎陽倉遺址發掘現場鳥瞰圖
隋唐時期，隨著大運河的開通，漕運的用途日益廣泛，其在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等領域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漕倉作為漕運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國家物資存儲、轉運、供給等任務，在保證市場供給，平抑物價，賑濟災荒，以及支撐國家政治、軍事活動等方面都有著重要作用。
因此，歷代王朝對漕倉的選址都非常慎重，『不僅考慮在轉運系統中的作用，在地域板塊內也占據沖要，發揮戰略預置作用』。
隋初所置大型漕倉，除黎陽倉外，大都位於洛陽、大興之間的河、渭漕運通道沿岸。
隋文帝為什麼選擇在遠離都城，又位於黃河以北的黎陽修建漕倉呢？
從當時的農業政策、漕運制度、糧食儲存技術、軍事戰略，以及黎陽的地理位置、水運條件、糧食積蓄等因素來分析，隋置黎陽倉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解決缺糧的現實需要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糧食是關系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頭等大事，歷代統治階級都高度重視。
隋都長安，地處關中，缺糧問題由來已久，自漢代便屢有關中饑民就食外地的例子，如《漢書·食貨志》有『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魏書》更有『京師民饑，聽出山東就食』，『聽民出關就食』，『詔人就食山東』，『是歲年谷不登，聽人出關就食』，『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等多處記載；《北齊書》亦有『就食山東』的記載。
隨著周、隋兩代『實關中』政策的實施，關中地少人多的矛盾更加凸顯。
隋自開皇初起，關中人口愈來愈多，史念海先生說：『關中平原為隋唐兩代的都城所在，尤為重要。
都城為人口集中地區。
在一定人口的比例下，所生產的糧食是能夠滿足當地的需要的。
人口增加了，就難免感到匱乏。
這在隋初就已經顯現出來』據《隋書·高祖紀》記載，隋開皇四年《584年》九月，因『關內饑』，隋文帝『駕幸洛陽』，至次年四月才回長安。
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條件下，僅依靠關中地區的土地解決人口吃飯問題顯然是行不通的，必須將山東糧食、物資調運至京師，才能解決關中糧食緊缺問題。
為此，隋文帝決定開鑿漕渠。
隋初主要是利用黃河、渭水等天然河流進行漕運。
大興城至潼關間，舊有漢代漕渠，但因年久失修，京城向東隻能靠渭河天然河道水運。
由於河寬水淺，泥沙又多，漕舟往來困難，隋文帝任命郭衍為開漕渠大監，開通漕渠，『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於潼關，漕運四百餘裡』。
漕渠的開通，不僅解決了京師糧食的運輸問題，又使沿渠兩岸百姓得到灌溉的實惠，因此被稱為『富民渠』。
但因工期緊張，渠道窄淺，漕運能力有限，『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
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泛舟之役，人亦勞止』。
隋文帝命宇文愷再次開鑿漕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裡，名曰廣通渠。
轉運通利，關內賴之』。
廣通渠開通後，漕運能力大大提高。
黃河中砥柱造成的漕運不暢是擺在隋文帝面前的又一難題。
關於黃河砥柱，酈道元在《水經註》中是這樣描述的：『河水翼岸夾山，巍峰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幹霄……自砥柱以下，五戶已上，其間百二十裡，河中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
其山雖辟，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為解決黃河中砥柱險阻，調動丁夫運糧積極性，隋朝規定，能將漕米從洛陽順利運抵砥柱之西常平倉的丁夫，可以獲得免除徭役的獎勵，『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足見運糧的艱險和糧食對於關中的重要性。
漕運解決後，需要解決的便是糧食儲存問題。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因大興城物資匱乏，倉廩空虛，難以滿足京城需要，『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
於是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
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註，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黎陽、河陽、常平、廣通等四大轉運倉均設置在位置重要的地區，便利運輸，『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
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
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
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
而所漕之粟，亦得以隨宜措註，而或發或留也』。
這些漕倉都占據著交通要沖，有著各自相當的吸引范圍。
黎陽倉的設置目的就是依靠河北運河吸收倉糧，以河北地區為吸引范圍，其雖在衛州境內，但並不歸衛州管轄，清嘉慶《浚縣志》就說：『黎陽倉與洛口並重，此非一邑之倉，天下之倉也』
二、修建糧倉的悠久歷史
中國倉儲歷史悠久，考古發現表明在新石器時代便已開始使用窖穴儲藏糧食。
夏朝時，已建立起簡單的倉儲制度。
春秋戰國時，倉儲思想已比較完善，《禮記·王制》就說：『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管子認為糧食儲備對於國家安危具有重要作用，《管子·國蓄》開篇就指出：『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
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
故善者執其通施以禦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同書《輕重甲》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
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此後，歷代都很重視糧食儲備，西漢初期，政治家賈誼和晁錯都曾對糧食儲備的重要性作過專門闡述。
賈誼曰：『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茍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
』晁錯雲：『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太行山以東的華北平原自古以來就是農業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經濟地位十分重要，而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漕運倉儲就出現在今浚縣境內。
地處華北平原腹地的浚縣，早在遠古時期就有人類居住，境內大賚店、鹿臺等仰韶文化至商周遺址中出土的大量石質鐮、刀、鏟農具表明，商周以前該區域農業已具有較高的發展水平。
殷商時期，青銅農具應用於農業生產，加之對水資源的有效利用，浚縣農業生產能力進一步提高。
最早的糧倉巨橋倉出現在這一地區，說明該地糧食生產已達到一定規模，已有充足的糧食積蓄。
宋高承《事物紀原·倉名》曰：『倉所以貯國儲也。
商有巨橋，漢有成皋、敖倉及常平，隋有黎陽，……武王發巨橋之粟，孔安國以為紂所積之倉也』這說明殷商時期的巨橋倉就是中國最早的糧倉。
先秦史籍中，對巨橋倉多有記載，《尚書·周書·武成》載：『《武王滅殷後》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大賚於四海』《逸周書·克殷》謂：『《武王》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散巨橋之粟』《史記》有『《帝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巨橋之粟』，『《武王革殷》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等。
這裡所說的巨橋不是橋名，而是商王朝修建的大型糧倉，《尚書》註『發巨橋之粟』引孔安國傳曰：『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史記·殷本紀》『盈巨橋之粟』集解引服虔曰：『巨橋，倉名。
許慎曰巨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也』清嘉慶《浚縣志》載：『巨橋，倉名。
以為橋名者，誤也。
服虔曰：巨橋，倉名也。
橋，器名也，紂性侈大，故大其器，則巨橋者，大倉也』納蘭性德亦言：『紂之巨橋，蓋積粟之倉，而非橋梁也』
關於巨橋倉的位置有河南浚縣、淇縣，以及河北曲周等說法。
浚縣說最早見於明正德元年《1506年》《大名府志》，該志載：『巨橋，在《浚》縣西五十裡，商紂積粟之所』其後《明一統志》承其說：『巨橋，在浚縣西五十裡，紂聚粟之所，武王發巨橋之粟，即此』明代學者何喬遠也認為巨橋在浚縣西，『鹿臺、巨橋，皆在是縣《浚縣》之西』。
《大清一統志》雲：『巨橋鄉，在浚縣西五十裡。
明《統志》，即武王發巨橋之粟處』康熙《畿輔通志》：『巨橋，在浚縣西五十裡，武王發巨橋之粟，即此』
淇縣說首見於明嘉靖《河南通志》，該志認為淇縣東北吳裡社即為殷紂聚斂糧食之所，和周武王克殷後散粟賑民之地，『巨橋，在淇縣東北吳裡社，殷紂王於此置倉以積粟。
按，《周書》‘發巨橋之粟’，即此地也』。
萬歷《衛輝府志》在說巨橋在淇縣的同時，又說浚縣亦有巨橋『巨橋，在《淇》縣東北十五裡吳裡社，即商紂積粟處。
《周書》‘發巨橋之粟’是也。
……浚縣西五十裡亦有此橋』。
明代學者陸應陽認為鹿臺、巨橋均在淇縣境內，他在《廣輿記》中說：『鹿臺、巨橋，淇縣』清初張三異在給明代楊慎《廿一史彈詞》『巨橋粟，鹿臺財』作註時說：『巨橋，倉名；鹿臺，臺名。
故址俱在淇縣』清代學者任啟運也認為鹿臺、巨橋均在淇縣境內：『鹿臺，臺名。
巨橋，倉名。
故址俱在今淇縣』
浚縣、淇縣兩說中所指巨橋倉實為一地。
順治《淇縣志》就認為巨橋倉原屬淇縣，行政區劃調整後歸入浚縣：『巨橋，在縣東北二十裡，淇河之東，即殷紂積粟處。
按，《周書》‘發巨橋之粟’，是也。
……今其地亦割入浚版矣』清初曾參與修纂《河南通志》的汪價也認為，巨橋在浚縣境內：『巨橋，在淇河之東，即殷紂積粟處。
《周書》‘發巨橋之粟’。
……今其地已割入浚版矣』
曲周說出現較早，唐代房玄齡在給《管子》『武王有巨橋之粟』做註時說：『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杜佑《通典》載：『曲周，漢舊縣，故城在今縣西南。
紂巨橋倉亦在於此』馬端臨《文獻通考》亦曰：『曲周，漢縣，有紂巨橋倉』但明清以來的曲周縣志及廣平府志卻很少將巨橋倉載入，即便載入也都存疑。
如，乾隆《曲周縣志》就是『疑則傳疑』的態度將巨橋倉附於該志古跡部分：『巨橋倉。
按，《周書》，武成發巨橋之粟。
《地理今釋》雲，巨橋在今直隸廣平府曲周縣東北。
《通典》雲，洺州曲周縣，紂巨橋倉在此。
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十五裡亦有巨橋，非也。
又《文獻通考》《一統志》俱載巨橋於曲周，而《廣輿記》則載入淇縣。
今考紂都朝歌，朝歌今淇縣，如比幹墓、南單臺朝涉淇澳，皆確鑿可據，何以聚斂之所，獨在五百裡外，毋亦如敖倉、洛口之類，特設此為窖粟之地，不必附近國都與？
前志不載，或因此故老無傳，無可據以為考，而杜、馬氏博綜群書，要非無見，附入古跡，亦疑則傳疑雲爾』光緒《廣平府志》在征引《大清一統志》《水經註》《通典》等文獻後所加按語曰：『《通鑒》《文獻通考》及《一統志》諸書俱載巨橋於曲周，惟《廣輿記》獨載巨橋於淇縣。
考淇縣，古朝歌地。
紂都朝歌，如鹿臺，實聚斂之所，既在淇縣之南陽社，巨橋亦鹿臺類也，何反遠在五百裡之外？
《方輿紀要》既列巨橋於曲周，又曰淇縣東北吳裡社亦有巨橋，皆紂積粟處，蓋於此亦不能無疑。
《通志》謂，載巨橋於淇縣，當是《廣輿記》之訛，未必然也』該志明顯對巨橋倉在曲周的說法存有疑義，更傾向於巨橋倉位於殷都朝歌附近。
從《史記》『盈巨橋之粟』引許慎『巨橋水之大橋，有漕粟也』來看，巨橋倉具有漕運倉儲的性質。
史念海根據許慎的說法，推測巨橋倉之『漕粟』可能是由黃河漕運所得推過來的。
但從浚縣距離商都朝歌較近，且擁有便利的水運條件來看，在河南浚縣有更多的合理性。
巨橋倉正是利用了便利的水路運輸糧食並加以存儲，在商王朝政權維持、軍需開支、都城供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作為最早的漕運倉儲，對秦漢、隋唐時期的漕運與倉儲建設提供了經驗與借鑒，毫無疑問對黎陽倉的設置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因此，嘉慶《浚縣志》稱『巨橋為黎陽倉之濫觴』。
東漢末年，袁紹曾在黎陽《今河南浚縣》儲藏糧食。
《太平寰宇記》引《冀州圖》雲：『《黎陽倉城》，在《黎陽》縣西南隅，袁紹聚粟之所』明《河南通志》亦載：『《黎陽》倉城，在浚縣西南三十裡，漢袁紹於此聚粟』北魏時，河北十三州已成為國家財力的主要來源，『河北數州，國之基本』『國之資儲，唯藉河北』。
隋統一全國後，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平原地區農業經濟迅速發展，就連河北北部地區也出現了『幽薊桑葉暗川原』的景象。
隋文帝重視糧食儲備，廣建糧倉，由於糧食連年增產，開皇十二年《592年》時，因國家府庫皆滿而消減賦役，詔令：『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隋文帝末年，『倉庫盈溢……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
曹操修建以鄴城為中心的南通黃河、北達邊塞的漕運系統，使黎陽倉吸收河北地區倉糧的能力大大加強，為黎陽倉的設置奠定了糧食儲備基礎。
因此，黎陽倉在隋代糧食儲備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隋書·食貨志》描述了開皇時期包括河北在內全國物資運送京師的繁忙景象：『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
三、水路發達的交通優勢
古代浚縣水源豐富，境內有黃河、淇水、衛河等河流，水路交通發達。
東漢建安九年《204年》正月，曹操為北征鄴城的袁紹，修建白溝水利工程以興漕運，建安『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從《水經註·淇水》『淇水又東出山，分為二水，水會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溝』，『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口，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漢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註。
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的記載可以看出，曹操是依靠大枋木築堰堵水的方法，來增加白溝水量，保證白溝具有良好的通航條件。
淇水被攔截後的水流從白溝下遊與清水連接，船舶可循白溝進入洹水，即今天的安陽河，到達鄴城。
正是依靠白溝的軍糧運輸，曹操順利拿下鄴城。
在平定北方後，曹操以鄴城為根據地，多次通過白溝水行南下，曹丕隨父自鄴城南征，曾寫《於清河作》《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等詩。
在修繕白溝，建造堰枋的同時，曹操還在黃河以北修建了平虜渠、泉州渠和新河等水利工程，將黃河、海河、灤河連成互為貫通的水路交通網，溝通了睢陽渠與河北諸渠的聯系，大量黃河以南的物資得以通過睢陽渠、黃河、淇水、白溝、清河、平虜渠、泉州渠運往北方，以滿足鄴都消費及軍事需求。
曹操使用大枋木築堰堵水的地方被稱為枋頭，位於今浚縣新鎮西枋城村東北一帶。
在將淇水引入白溝，實現漕運之後，由於枋頭在控扼白溝水運上的重要戰略地位，隨即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城市和軍事重鎮，成為黃河北側重要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因稱枋頭城。
此後，圍繞枋頭城發生了眾多戰爭。
如，永嘉六年《312年》，後趙石勒與晉朝將領向冰為爭奪枋頭，發生激烈戰爭。
石勒奪取枋頭後，向北奪取鄴城，並最後建立後趙政權。
東晉太和四年《369年》，大司馬桓溫率領大軍北伐前燕，循白溝北上，渡文石津次於枋頭。
前秦苻堅率師助前燕，大敗桓溫於枋頭。
兩晉南北朝時期，白溝—清河一線作為水路要道，屢有修繕，但因北人擅長陸路運輸，不喜水上運輸，因而北方運河時通時阻，加之戰爭、水患及政權更迭等原因，隋朝初年已被棄用。
盡管已經湮塞，原來的水道依然存在，只要稍加疏浚便可通航。
隋大業四年《608年》，為增大北方漕運能力和北征高句麗，隋煬帝征發廣大民眾，在曹操所疏白溝故道的基礎上開挖永濟渠，『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
從《元和郡縣圖志》魏州館陶縣下『白溝水，本名白渠，隋煬帝導為永濟渠，亦名禦河』，及相州內黃縣下『永濟渠，本名白渠，隋煬帝導為永濟渠，一名禦河』兩條記載來看，永濟渠就是在曹魏時期白溝等舊有水道基礎上開挖出來的。
黎陽倉在大伾山北麓，『其《大伾山》北麓為黎陽倉，自隋至唐宋，皆置倉於此，即倉城故址也』。
將其設置於此，毫無疑問與此地具有極為便利的交通及轉運條件有關。
四、戰略要地的地理區位
雖然隋文帝設置黎陽倉主要是為了轉運山東糧食進入關中，但也有輔助經略河北的想法，『黎陽倉的選址、建築、佈局都有軍事預設的色彩』。
黎陽倉所在的衛州，東魏時為義州，後周改為衛州，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再改為汲郡，《隋書·地理志》載：『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為衛州，統縣八』黎陽倉所在黎陽縣為汲郡所領八縣之一，其建置始於西漢，《漢書·地理志》記載，黎陽縣屬魏郡。
晉灼註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
其山上碑雲，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從《水經註》所雲『今黎山之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
山在城西，城憑山為基，東阻於河』可知，漢代黎陽縣在大伾山東北，東臨黃河。
王莽改稱黎蒸，東漢復名黎陽，三國魏因之。
『後魏置黎陽郡，後置黎州。
開皇初州郡並廢。
十六年又置黎州，大業初罷』此後，黎陽縣歷屬汲郡、衛州、滑州、澶州，其間曾先後為郡、州、軍、府治所，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置浚州，轄黎陽縣。
明洪武三年《1370年》，降州為縣，並將黎陽縣易名為浚縣。
此後，浚縣之名一直沿用至今。
隋時，黎陽襟山帶河，黃河橫貫境內，是黃河南北間交通要沖，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位於黃河折彎下遊的黎陽津，更是漢代以來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黎陽漢以來嘗置兵監，聚六郡校士戍屯於此，入隋唐咸列重鎮焉』。
東漢至北齊，圍繞黎陽的戰事不斷，《讀史方輿紀要》列舉有大量與黎陽津有關的戰事。
考古發掘證實，隋代黎陽倉位於今河南省浚縣城關鎮的大伾山北麓。
大伾山，又名東山，『南蔭黃河，左覆金城』，『峰巘秀拔，若倚屏障』，是黎陽城的重要屏障，而且漕倉修築在大伾山上，具有易守難攻的形勢，是潛在的軍事要塞。
黎陽倉東鄰黃河故道，東北距黎陽城遺址約1公裡，西距衛河《永濟渠》約1.5公裡，並自有巨大的倉城。
考古報告顯示，黎陽倉倉城系依山而建，其東、西及北面均留有夯土築成的倉城城墻遺跡，城址平面近長方形，東西寬260米，南北殘長約300餘米，倉城城墻為夯土築成，經過發掘的倉城東城墻殘寬5.5米，東墻東側有護城壕，寬3.9米。
隋煬帝開通永濟渠後，黎陽倉因西靠永濟渠，東臨黃河，水運便利，又有高大的倉城為屏障，軍事功能更加明顯，特別是高句麗戰爭發動後，包括來自江南及中原地區的漕糧都要儲備於此，然後北運，成為隋煬帝東征遼東的糧食和軍用物資供給基地。
大業七年《611年》，『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裡』，次年『八月，敕運黎陽、洛陽、太原等倉谷向望海頓』。
隋末群雄楊玄感、李密、宇文化及等也都看中了黎陽倉的軍事地位，把奪取黎陽倉作為戰略目標。
大業九年《613年》，楊玄感反隋，乃先據黎陽倉以為經濟憑借。
大業十三年《617年》，『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
徐世給李密出主意說：『天下大亂，本為饑謹，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於是，李密派徐世率五千人攻取黎陽倉，開倉放糧，兵力迅速得以增強，『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
大業十四年《618年》三月，宇文化及於江都發動兵變，弒煬帝於彭城閣，後率眾欲入關中，因糧食缺乏，『乃圖北取黎陽倉，從白馬津而渡』。
李密深知黎陽倉重要，聞聽宇文化及渡河來攻黎陽倉，『乃分兵遣別將徐世等屯黎陽拒守』，確保黎陽倉不失。
隋末群雄對黎陽倉的爭奪，無疑看重的就是黎陽倉交通要沖的戰略地位。
因此，《浚縣志·兵防考》曰：『隋置倉廒，不惟近都近水，亦資兵衛也，故李密、王世充等爭之』
五、宜於置倉的環境因素
中國早期貯存糧食大都使用地窖，新鄭裴李崗，鄭州大河村，鞏義鐵生溝，三門峽廟底溝，澠池仰韶村，偃師二裡頭，鄭州商代遺址，安陽殷墟等中原地區先秦遺址中，都曾發現有儲糧的地窖。
從考古發現看，直到隋唐時，地下儲糧仍是貯藏糧食的最重要方式。
地下倉窖具有結構簡單，建造容易，投資少，維護成本較低有防風雨、鼠雀、水火、盜賊等優勢，適合糧食的長期安全儲存。
元朝王禎就認為『深藏勝倉庾』，他在《農書》中說：『夫穴地為窖，……先投柴棘，燒令其土焦燥，然後周以糠穩，貯粟於內，五谷之中，惟粟耐陳，可歷遠年。
……既無風雨、雀鼠之耗，又無水火、盜賊之慮，雖篋笥之珍，府藏之富，未可埒也。
……詩雲：作窖良有法，貯谷期不腐；焦確擬陶爐，穰籺親壤土；厚瘞防水潦，深藏勝倉庾』
此外，地下倉窖主體部分均在地面以下，在戰亂火災等天災人禍事件中不容易被破壞。
黎陽倉在歷次戰爭中都是爭奪的焦點，但都完好地保存下來。
張舜民《畫墁錄》曰：『予嘗登大伾，倉窖仍存，各容數十萬，遍佈一山之上』北宋政和年間黃河改道之後，黎陽倉逐漸被廢棄。
明正德《大名府志》載：『自政和後，河易故道，始廢』《河南通志》曰：『政和以後，大河南徙，《黎陽倉》始廢』《清一統志》雲：『金初河易故道，《黎陽》倉城始廢』
但地窖儲糧也有一些缺陷，地下潮濕容易使糧食發黴變質。
在科技發展相對落後，糧食儲存技術還不能有效解決防潮問題的情況下，選在地勢較高、土質幹燥的地方修建糧倉是重要措施。
從天一閣所藏明抄本宋代《天聖令》中復原的唐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倉庫令》可以看出，隋唐時期對地下倉窖的選址是有著嚴格要求的，《倉庫令》第一條規定：『諸倉窖，皆於高燥處置之、於倉側開渠泄水、空地不得種蒔。
若地下濕，不可為窖者，造屋貯之』宋令也規定：『諸倉窖，皆於城內高燥處置之，於倉側開渠泄水，兼種榆柳，使得成陰。
若地下濕，不可為窖者，造屋貯之』除規定倉窖周圍種植榆、柳等樹木，使形成樹蔭，與唐令有別外，其他內容均與唐令一致，也強調倉窖要選在『高燥』之地。
直到明清時期，還強調糧倉選址要在高燥之處。
王士禛《手鏡錄》曰：『常平倉米谷盛貯，須擇高燥爽塏之地，以防浥爛』閻敬銘《請興辦新疆屯田疏》雲：『其餘剩糧石擇揀高燥之地，建倉存儲，以免黴爛』
黎陽倉所在大伾山北麓地勢較高，土質幹燥，完全滿足倉窖選址對水文、地質條件的要求。
主持黎陽倉遺址發掘的劉海旺在談及黎陽倉選址時說：『黎陽倉所在的地方，土質為黃土，直立性好，挖窖不易坍塌，挖好窖後將坑底夯實，窖壁也修整得光滑堅實，然後用火烘烤，除去濕氣，再鋪設木板、草、糠、席子，也是為了防潮』
正是由於在漕倉選址時考慮到上述因素，黎陽倉成為收儲黃河以北漕糧的國家糧倉，不僅在解決京城糧食供應短缺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更在隋朝征伐高句麗，災荒賑濟等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隋朝漕運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作者李喬，系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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