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朝統一天下以來，凡是正常的中央朝廷都會處於限制地方官員而制定很多制度規矩，加強中央集權。
作為中囯歷史上中央集權的高峰，隋朝就有很多限制地方官員的制度和法規。
有意思的是，隋朝限制地方官的一條規矩卻間接改變了唐朝的歷史。
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大業十一年《615年》，李淵被隋煬帝任命為山西河東慰撫大使，開始主政河東地區《今山西》。
大業十三年《617年》，李淵正式出任太原留守、晉陽宮監，成為隋朝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隋朝的統治當時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控制地方實權的李淵自然也有了野心。
可是隋煬帝並不是完全信任李淵，專門讓自己的親信王威、高君雅出任太原副留守，分割李淵的權力並監視李淵。
因為王威、高君雅的存在，所以李淵自己在太原結交豪傑、拉攏民心的難度大增。
但起兵造反必須要結交當地的豪傑、拉攏當地民心，這樣才能有財源和兵源。
既然親自結交豪傑、拉攏民心有風險，李淵就把這件事交給信得過的人來做，而最信得過的人無外乎自己的家人。
然而隋朝當時對地方官員有一條規定：地方官員隻允許攜帶少數家眷上任。
因此李淵隻帶了次子唐太宗去太原上任，其他家人都跟著長子李建成住在河東老家。
既然身邊的親人隻有次子唐太宗，李淵自然將結交豪傑、拉攏民心的工作交給了唐太宗。
而唐太宗是『太原公子，褐裘而來《毛主席的評價》』，晉陽起兵的唐軍將士、後勤官員和豪傑百姓幾乎都是『太原公子』招募拉攏的，導致唐太宗的威望在晉陽起兵之時就超過了李建成。
等到李淵父子入主關中並建立唐朝的時候，秦王的實際政治影響已經足以與李淵抗衡。
等到唐朝統一天下的時候，秦王的綜合實力已經超過了李淵，太子李建成就更不是對手了。
而這種『兒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的奇妙格局也為後來的『玄武門之變』埋下了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