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及江南人士的反叛愈加激烈，隋朝采取什麼措施來應對？
開皇九年，陳國平，江南地域納入隋的版圖，而江南面臨的情況與山東很是相似。
為了鎮守剛剛平定的江南，楊堅任命秦王俊為『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守廣陵，意圖加強對江南地域的軍事控制。
楊堅還下令將六朝故都的建康城『平蕩耕懇』，以消彈江南人的反抗意識。
此外，他還令『江表依內州責戶籍』、『牧民者盡變更之』，又通過發佈詔書的方式令江南『戎旅軍器，皆宜停置』、『人間甲仗，悉皆除毀』，從而進一步加強對江南的控制。
除了運用武力鎮守、遷徙江南人士等手段外，楊堅還冀圖通過文化手段控制江南，令蘇威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
開皇十年，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等皆舉兵反叛，又攻陷州縣。
為了鎮壓江南的叛亂，楊堅令楊素為行軍總管，『前後百餘戰』才算平定了江南。
為了更好地控制、安撫江南，楊堅吸取了之前的教訓，不僅以能力更為出眾的晉王廣為揚州總管，而且還一直任命得力的文臣猛將為其僚屬。
楊堅通過不斷加強晉王廣的實力使其能更好地控制江南，他對於江南的猜防便可知曉了。
由於山東、江南都有過反叛的先例，隋代統治者對於兩地域人士的猜忌也是十分明顯的。
在隋政權之中，山東人士大多數都是鬱鬱不得志的，而像李德林、薛道衡這種進入政治核心的人物也難逃被猜忌的命運，從這一點來看，隋文帝、隋煬帝對山東人士始終不肯完全信任。
在楊堅輔政之時，李德林就表示出願意合作的態度。
李德林為楊堅的成功篡周立下了很大的功勞。
此後，李德林因『置五百家鄉正』一事與蘇威產生爭執，而高颎不僅『同威之議』，還『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勢』。
他還是沒有能融入到關隴核心人物圈中。
他也沒有與這些關隴人士保持良好的關系，高颎阻止楊堅賞賜李德林便是很好的證明。
這樣一來，李德林就很難免遭排擠和打壓。
於是幵皇九年又出現了蘇威、李圓通、馮世基等人集體對李德林進行攻訐和非難。
在如此多的非難和攻訐下對李德林『益嫌棄之』，最終以『罔冒取店，妄加父官』的罪名將其敗點為地方刺史。
總之，李德林始終沒有得到統治者的充分信任，又在關隴人士的打壓之下被排擠出朝廷，成為山東人士不受信任的一個縮影。
與李德林不同，薛道衡是主動與關隴人士結交的。
早在楊堅作丞相之時，薛道衡與元帥梁睿平定王謙叛亂。
他對梁睿說：『天下之望，已歸於隋』而且讓梁睿密表勸進。
入隋之後，他也與高颎、蘇威、楊素等人保持了良好的關系，楊素就是『厚接薛道衡』的。
此次朋黨事件為首的顯然是尚書右仆射蘇威，但薛道衡、盧惜等人確實是山東人士。
從這一點來看，楊堅對於山東人士的警惕性是十分高的，特別是有山東人士與關隴人士結交情況出現的時候，楊堅的打擊是毫不姑息的。
到了隋煬帝時期，山東人士依然無法得到統治者的信任。
此時，山東地域納入周隋政權已經二十餘年，但是隋朝統治者對山東人士『傾朝政』的可能性仍然念念不忘，而將涉嫌朋黨的山東人士流放、免官。
隋朝出現的這兩次朋黨事件，顯然是隋朝統治者對於朝廷之中山東人士的打擊和壓制，這也就表明了隋政權對山東人士的猜忌和警惕是一直存在的。
隋代統治者對江南人士的猜防也是十分明顯的。
隋文帝時期，江南人士基本上處於朝廷權力中樞的邊緣。
如袁充，『及陳滅，歸國，歷蒙、郞二州司馬』。
王頍、蕭摩訶，都是江南人，因『俱不得志』，甚至『每鬱鬱思亂』。
江南人士不被楊堅信任而被排除在核心權力之外是有諸多原因的。
首先，這與隋文帝時期朝廷的用人政策有關。
為了維護『關隴集團』的整體利益，處於權力核心地位的『關隴集團』是肯定不會拱手將手中的權力轉讓出去，因而對江南人士存在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打壓。
其次，楊堅等關隴人士對江南人士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見。
虞世基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隋文帝時鬱鬱不得志，卻在隋煬帝時期受到重用，『親禮逾厚，專典機密』，又處理世務『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
最後，南方人士大部分來自梁陳政權，他們對隋王朝是否忠心耿耿是令統治者懷疑的。
即使是相對比較信任江南人士的隋煬帝，這一猜疑也是沒有完全打消的。
無論是不重用江南人士的隋文帝，還是相對比較重用江南人士的隋場帝，他們對於江南人士的戒備與猜忌還是始終存在的。
對於江南人士來說，他們不得不采取與隋政權合作的態度，而且『依憑文學進身的道路是他們在北方政權中獲得並保持政治地位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特別是在隋朝統治者長期的猜忌、清洗之下，山東人士、江南人士的力量逐漸被消耗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