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天聖八年,24歲的歐陽修參加了禮部舉行的考試,晏殊是主考官。
面對過於僻澀的命題,眾考生不是答偏題就是答不上來,唯歐陽修不光扣題精準,而且文采飛揚。
於是,晏殊慧眼識才俊,把歐陽修定為第一名。
從此,歐陽修對晏殊以門生自稱,執弟子禮。
歐陽修中進士後,出任西京留守推官。
做官之餘,他與錢惟演、梅堯臣等文壇聖手們詩酒唱酬,佳作迭出,一時聲名大振。
當時,晏殊的詞、梅堯臣的詩和歐陽修的文章,堪稱文壇三傑。
晏殊、歐陽修之間的緣分不可謂不深,作為有知遇之情的師生,作為一朝為官的同僚,作為共領時代風騷的文壇巨擘,應該是惺惺相惜而又相互提攜的,甚至可能留下許多文壇佳話,讓人津津樂道。
然而,這段師生情開始得早,結束得也早,雖然歐陽修對晏殊非常尊敬,但晏殊卻不喜歡歐陽修,甚至一度到了嫌惡的地步。
宋仁宗慶歷年間,西夏犯邊,戰事吃緊。
當時,晏殊是國防部長,歐陽修擔心老師日理萬機,過於辛苦,便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裡,和同伴前去看望。
誰知晏殊輕松得很,家裡歡聲笑語,熱鬧非凡,毫無軍情緊迫之象,見他們來了,還在花園裡擺酒置茶,開懷暢飲起來。
歐陽修深感意外,即席賦詩:『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悅將豐登。
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詩中飽含著對老師的善意規勸,意思是國難當頭,晏殊肩負重任,不應該花天酒地。
晏殊讀後,氣得差點兒沒背過氣去,憤然對人說:當年韓愈赴裴度的聚會,也最多隻說『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而歐陽修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朋友之間尚不開這種過火的玩笑,何況面對的是老師?
果然,歐陽修善意的詩句,使晏殊背上了隻顧享樂、不顧天下安危和社稷蒼生的惡名,成了他人生的污點。
晏殊明確表示『吾重修文章,不重他為人』,後世筆記也十分肯定地說:『晏公不喜歐陽公』
對於晏殊的憤怒,歐陽修十分不解,頗感委屈和糾結。
皇祐元年,在潁州任知州的歐陽修給晏殊寫了一封信,說:『出門館不為不舊,受恩之不謂不深,然而……』信中雖有感激,但更多的則是抱怨,抱怨老師對自己的冷遇,有一種追根究底的索問之意。
然而,晏殊閱後,卻當著賓客的面,敷衍幾句後,要文書代為作答。
賓客說歐陽修也是當今才子,文章名貫天下,如此回答,恐太草率。
晏殊冷冷地說,對於一個科考門生,這幾句話已經夠看得起他了。
可見,晏殊的確不喜歡歐陽修。
然而,晏殊不喜歡歐陽修,難道僅僅是因為那首規勸詩嗎?
這對於一個具有領頭雁風范的文壇宿將和當了多年宰相的人來說,未免太過小氣。
但從晏殊扶持後輩不遺餘力的習慣來看,他也不至於如此淺薄。
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晏殊對歐陽修由喜到厭呢?
從性格上看,晏殊閑靜平和,崇尚道家,守成忌變。
他任相十餘年,始終延續著呂蒙正、李沆、王旦等人的執政風格,尚寬簡,不苛細,清凈無為,垂衣而治,有『太平宰相』之名。
歐陽修卻耿介而切直,執拗而剛烈,好論時弊,好爭長短,且以風節自持。
正如《宋史》說『修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無論對象是誰,有批評就說,有意見就提,毫不忌諱。
比如范仲淹因言被貶,高若訥作為司諫不僅不諫阻,反而推波助瀾,歐陽修便寫信痛罵高若訥『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
晏殊任相期間,提拔歐陽修出任諫官,面對又一次有恩於自己的老師時,他依然言辭激烈,常常讓晏殊下不了臺。
這樣兩個性格迥異的人,要維持良好的師生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
從政見上看,尤其是對於『慶歷新政』的態度上,兩人分歧嚴重。
在改革不斷推進的過程中,歐陽修連連向宋仁宗上書,彈劾十餘名反對改革的官員,愛憎分明,措辭激烈,使得朝野震驚。
而對於改革,作為宰相的晏殊雖然沒有高調反對,但他卻是態度最為曖昧的高官之一。
改革如火如荼,他卻仍然品酒填詞,舒舒服服地當他的『太平宰相』。
『慶歷新政』從開始到失敗,幾乎看不到晏殊明確表態的歷史記載,但作為宰相,對這場涉及政治和經濟的變革不明確表態、不明確支持,這本身就是無聲的反對。
而歐陽修追隨改革的態度和異常激進的言論,更加重了晏殊對他的反感,於是,晏殊幹脆外放歐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眼不見為凈。
但卻遭到了諫官們的反對,他們集體上書:『任修於河北而去朝廷,於修之才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強烈要求讓歐陽修留任,晏殊卻不為所動。
諫官們也不善罷甘休,馬上聯名彈奏晏殊,致使晏殊罷相,至此,他們之間的裂痕越來越深。
盡管老師對自己成見日深,意見漸大,但歐陽修對自己的言行卻從來沒有表露出一絲悔改,當初怎麼說,一生都怎麼說。
晏殊去世後,歐陽修為老師獻上了一首《挽辭》,一句『富貴優遊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表明了他對晏殊處世之道的態度。
老師都入土為安了,他還直話直說,不肯掩飾自己過於苛刻的看法。
由此可見,晏殊不喜歡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