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3年，內外交困的宋仁宗考慮改革。
他想起了范仲淹。
幾天後，范仲淹寫出了《答手詔條陳十事》上交仁宗。
在這個奏折中，范仲淹說出一個真理：『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
仁宗接到范仲淹的報告，極為高興。
經研究，除第七條軍事建議外，其餘九條，補充細則，陸續下詔，全國執行，時人稱為『新政』，即後來所謂的『慶歷新政』。
其重點是幹部制度改革，屬於政治體制改革范疇，是個非常棘手的燙山芋。
宋代冗官太多，歷史有名。
當官的路子五花八門，科舉考試當然最正宗。
宋代科舉取仕名額出奇的多。
就取仕人數來看，唐代一次不過三五十人，元代隻有六七十人，而宋代一次便錄取四五百人，數量可謂空前絕後。
但是，科舉出身好歹要考一考，還算公正合理。
更多的問題，出在『門蔭』制度上。
『門蔭』又稱『恩蔭』『蔭補』，就是俗話說的『大樹底下好乘涼』『朝中有人好做官』，是歷朝通例。
除此之外，還有『納粟』。
政府擴充軍備、疏浚河流乃至賑濟救災，富人出來交錢交糧，可以封個一官半職，這慢慢成了制度。
以上因素疊加起來，自然冗官太多，素質下降。
時任諫官的歐陽修在郢州調研時發現，當地一把手王昌運又老又病，連走路都走不了，要兩個人攙扶著才能辦公，三年下來，州政大壞。
接替他的劉依也已經70多歲，耳聾眼花，連當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
歐陽修給仁宗寫報告說，陛下想一想，這樣的幹部，能夠治理好地方嗎？
范仲淹對此深惡痛絕，他認為最關鍵的，首先是削弱『門蔭』集團。
因此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第二條就是限制幹部子弟世襲當官。
同時還打擊了『門蔭』的變種，就是一些大太監仗著大內威勢，違反規定，私自占據首都一些地區很多肥缺單位的一把手位子，頤指氣使，而且十幾年不讓位。
范仲淹、富弼和韓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這些地區領導人的任期定為三年，不得私自請求連任；任期超過三年的，請皇帝下詔罷免，另擇合格官員擔任。
同時，范仲淹派三個能幹的官員明察暗訪各級各地官員，發現和提拔有才幹的官員，處置貪官庸吏。
范仲淹撤職不合格的幹部時毫不客氣，每看到據實調查的報告，他就大筆一揮，把貪腐官員的名字抹掉。
富弼說：『一筆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范仲淹的回答成了歷史名言：『一家哭總比一個地區都哭要好！』
一旦動真格重新進行利益分配，稱范仲淹為聖人的就越來越少了，這就是人性。
結果是相當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監開始暗中串通，組織力量策劃鏟除范仲淹。
一個辦法是從經濟問題入手。
新政開始不久，甘肅地方官滕子京和張亢就被彈劾貪污挪用機要費。
這兩個人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堅決支持者。
機要費是皇帝批給官員的一小筆機動錢，在使用上有模棱兩可的餘地。
范仲淹見此，起而為他倆辯護。
一個禦史中丞認為對滕、張二人處理太輕，鬧辭職，仁宗便再次將滕、張二人貶官。
再就是栽贓誣陷。
兩朝老臣夏竦反對革新，因而被名士石介指責為大奸。
老夏喜歡書法，精於字形字體的研究，他身邊一個丫鬟也精於此道。
慶歷四年，他唆使這個丫鬟模仿石介的筆跡，偽造了一封石介給富弼寫的信，內容暗含著要發動政變把仁宗拉下馬的意思。
夏竦把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舉報。
仁宗看了這封信，不太相信，可內心也不由得犯起了嘀咕。
特殊利益集團還有一個致命的陰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結黨，搞非法組織。
副宰相賈昌朝、夏竦等大官僚暗中串通，指使諫官向皇帝告狀，說范仲淹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擾亂朝廷，他們推薦的人，多是自己的朋黨。
凡是他們一黨的，竭力保護張揚；不是他們一黨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這一告，觸到了北宋最敏感的政治痛點。
宋太祖在九月，以唐朝牛、李黨爭造成許多後患為鑒，曾下詔書說：凡是及第的舉人，嚴禁稱主考官為恩師，也不許自稱為門生。
宋朝統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間結合成派系或朋黨，發展成皇權的一個離心力量，他們要把互相牽制的原則充分運用到官僚人際關系中。
太祖之後，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這方面表示了決絕的態度。
仁宗就曾多次下詔指示朝官『戒朋黨』。
所以，這實際上成了宋初以來一條家法、一道底線。
收到指控結黨的小報告之後，仁宗想聽聽范仲淹的說法。
慶歷四年四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問道：『過去小人多為朋黨，君子難道也結黨嗎？
』胸懷坦誠的范仲淹竟回答說：『物以類聚，自古以來，在朝廷上，正、邪也有兩黨。
陛下只要用心體察，就可以分辨忠奸。
假如結黨做好事，那對國家有什麼害處呢？
』仁宗對這個回答當然很不以為然。
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黨之爭甚囂塵上、范仲淹逐漸失去仁宗信任的情況下，37歲的歐陽修一不做、二不休，幹脆寫了一篇《朋黨論》的政論呈交仁宗，並在朝官中傳閱。
歐陽修的文章，對派別問題不但不稍加避諱，反而承認大夥的確都在結黨。
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偽朋』，有君子以『同道』結成的『真朋』。
歐陽修提出，做皇帝的應當辨別君子之黨與小人之黨，『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
這就等於宣佈，我們已經結成了一個朋黨派系，同時也是在挑戰仁宗的底線。
從北宋皇帝極深的避諱和憂慮來看，如此理直氣壯地宣告結為朋黨，對慶歷新政來說，就等於自殺。
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團彈冠相慶，政治局勢急轉直下。
此文成為慶歷新政決定性的轉折點，因為對宋仁宗來說，這是一個極為敏感、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再加上朝堂內外反對改革之聲連成一片，仁宗下決心將范仲淹逐出朝廷。
十一月，仁宗下詔強調『至治之世，不為朋黨』。
次年正月，宋仁宗罷免了范仲淹參知政事職務，任命他為陜西安撫使，范仲淹被迫離開京師。
朝廷中的反改革勢力趁機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動搖。
同月，仁宗罷免富弼樞密副使職務，貶官到山東鄆州；罷免韓琦樞密副使職務，貶官到江蘇揚州；罷免積極支持改革的杜衍的宰相職務，貶官到山東兗州，理由是杜衍『支持朋黨之風』；接著，又找理由將杜衍的女婿、支持新政的大文學家蘇舜欽罷官；歐陽修則被貶官到安徽滁州。
之後不久，新政大部分措施陸續停止執行，幸虧包拯等人還盡力為抑制『門蔭』等措施說了一點兒好話，否定新政的步子才延緩了一點。
慶歷新政僅一年多就失敗了，等到20多年以後王安石變法，慶歷新政的部分建策才又以新的面目出現。
後來王安石總結慶歷新政的得失，說仁宗性格上有毛病，耳根子太軟，從善如流，從惡也如流。
開始時對范仲淹的確很信任，但對改革阻力估計不足，遇到滔滔反對之聲就縮回去了。
首鼠兩端，終致無所建樹。
其實，還有重要的一條，如果改革觸到了皇帝所守的底線，就必然會中途失敗。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無愧地做到了。
不過，在長期的傳統社會中，這樣的仁人志士，總籠罩著悲劇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