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崇嶽
宋徽宗趙佶是歷史上知名度頗高的人物，有關他的逸聞軼事，在民間廣為流傳。
這不僅因為他同名妓李師師曾結下不解之緣，從而成為騷人墨客吟詠的對象，而且也因為他風流倜儻，精通繪畫，擅長書法，工於詩詞，使他在藝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成為亡國之俘後，度過了八年鐵窗生涯，受盡了凌辱和折磨，54歲時在北方邊陲小鎮——五國城結束了生命。
這一段傳奇式的經歷，恐怕也是引起人們興趣的一個原因。
宋徽宗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僅僅用『昏庸』二字形容他，似乎不盡貼切。
北宋末年政治黑暗，經濟凋敝，農民起義此起彼伏，金國鐵騎頻頻南侵，終於導致社稷傾覆，江山易主，宋徽宗自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但是，如果把罪過全部算在他一人身上，那也不盡公允。
眾所周知，北宋自真宗以降，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激化，財政危機加深，宋朝的統治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岌岌可危。
有識之士為挽救危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主張，從真宗時王禹偁的應詔上書，建言五事，仁宗時范仲淹的慶歷新政，直到神宗時的王安石變法等，都殫精竭慮想使宋王朝擺脫危機，重振雄風。
可惜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努力並未成功。
1100年，19歲的端王趙佶入繼大統。
主少國疑，權柄落在從來就反對新法的向太後手裡，變法派雪上加霜，遭到了更沉重的打擊。
次年正月，向太後病逝，宋徽宗始得親政。
經過這些折騰，北宋王朝已是每況愈下了。
平心而論，徽宗在即位之初，曾經有過一段勵精圖治的輝煌時期，清人王夫之曾說：『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觀』試看他屢下求直言詔、竄逐奸佞、昭雪冤獄、察納忠言，所有這些，都受到了朝野的一致贊譽。
這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天子，此時還未被權臣所左右，還有一股振翮九天的雄心壯志。
假如他能夠持之以恒，假如他不受宵小們的包圍，假如他能夠汲取歷史上那些亡國之君的教訓，北宋王朝也許可以中興。
可惜的是，這段清明政治隻是曇花一現，在歷史上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
時隔不久，徽宗便沉淪了。
他把一個好端端的國家弄得滿目瘡痍。
《宋史·徽宗本紀》在談論北宋覆亡的原因時說：『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為戒』王夫之說，徽宗君臣『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心以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
這些評騭大體符合事實。
徽宗聯金滅遼，本想大伸國威，誰知弄巧成拙，金國的鐵騎卻以摧枯拉朽之勢顛覆了北宋王朝。
後世不少史學家對徽宗這一決策提出疑問，認為如不與金朝結盟，不納叛將張覺，金軍便沒有理由南下，北宋便不會覆亡。
其實，徽宗圖謀恢復燕、雲之舉並無過錯。
自石敬瑭將燕、雲十六州割讓與遼以來，中原王朝便喪失了抵禦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長城，而自燕京至黃河之間地勢平坦，幾乎無險可守，遊牧民族很容易進入中原腹地。
從周世宗柴榮以來，中原王朝便處心積慮地要奪回燕、雲失地，以使本固邦寧，但是又都力不從心。
『澶淵之盟』後，宋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給遼，慶歷年間又增銀絹各十萬兩、匹，才換得兩下相安無事。
盡管北宋又從對遼的榷場貿易中賺回了歲幣，但向遼繳納歲幣這件事，畢竟使一個主權國家難堪，徽宗寧願將給遼的歲幣給金，也要把燕、雲十六州置於自己的有效控制之下，這個設想還是值得嘉許的。
如果徽宗認真整軍經武，事情並非沒有轉機。
以財賦而言，徽宗雖然奢侈，還未至於像隋煬帝楊廣那樣用之如泥沙，盡天下財力以捍蔽北方，仍是綽綽有餘。
以兵力而論，北宋的士兵人數超過金方許多倍，以將相而言，張孝純、張叔夜、張浚、趙鼎等俱已在位，韓世忠、嶽飛、劉琦等或已身在行伍，或已嶄露頭角，如果用人得當，他們當可大展身手。
但是徽宗、蔡京統治集團卻派出了童貫、劉延慶等人。
宋軍以精銳之師去攻打如爝火之微、行將澌滅的契丹，猶不能穩操勝券，先是童貫敗於白溝，接著是劉延慶、郭藥師敗於燕山，更不必說與士馬精強的金軍對壘了。
宋徽宗與李後主在才能、氣質乃至結局上，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但李後主除了詩詞、書法外，對於治理國家一竅不通，讓他當一國之主，實在是一場歷史的誤會，因此，南唐的覆亡在人們的預料之中，而趙佶的情況則不同。
以他的才能，治理國家本可遊刃有餘，到頭來卻演繹了一出系頸牽羊、銜璧出降的悲劇，這個結局，是耐人尋味的。
(《宋徽宗》 任崇嶽著 嶽麓書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