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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不僅宗室擔任實職受到種種限制，而且朝廷要求他們遵守法律。
北宋初期，宋太宗對兒子說：國家典憲，我不敢私！
後來，宋仁宗也強調：雖然宗室，可廢國法乎？
他在皇祐五年(1053)九月，下詔規定：
宗室犯奸私、不孝、贓罪，若法至除名勒停者，並不得敘用，仍不許歸宮；所犯不至除名勒停者，並臨時取旨。
而宋英宗則聲稱：『法禁當自貴始』
就連頗負臭名的宋徽宗在政和六年(1116)九月，也下過這樣的手詔：
宗室犯罪，不以親疏，有無官爵，罪犯輕重，從來循例，與常人同法。
宗室犯罪『與常人同法』，宋代最高統治者的這類言辭不可盡信，顯然具有欺騙性。
一、宗室的特權
宗室在法律上享有特權，其主要表現有以兩個方面。
一是審判程序特殊。
宗室犯罪一般不是由司法機構或地方政府，而是由大宗正司或外宗正司審理。
宋代宗室管理的機構有宗正寺和大宗正司。
大宗正司雖然是在景佑二年(1036)七月才建立的，但其職權大於宗正寺。
據《宋史》卷164《職官志四》記載，大宗正司的主要職責之一便是負責處理宗室的違法行為：
受其詞訟而糾正其愆違，有罪則先劾以聞；法例不能決者，同上殿取裁。
從『先劾以聞』、『上殿取裁』等語可以看出，大宗正司隻有建議權而無決斷權，決斷權屬於皇帝。
西京《治今河南洛陽》、南京《治今河南商丘)，外宗正司設置於崇寧元年(1102》十一月，簡稱西外、南外。
南宋初年，幾經轉徙，西外遷至福州，南外遷至泉州。
從紹興三年(1133)到乾道七年(1171)，南宋朝廷設立的紹興府大宗正行司，其性質也屬於外宗正司。
外宗正司作為大宗正司的分支機構，處理宗室的違法行為也是其職責之一，在南宋時期還要承擔著拘管違法宗室的責任。
當時，『宗室作過』常常『押送外《宗正》司拘管』。
二是往往從輕發落。
如紹興十七年二月，趙伯廣『毆打百姓至死』，按照宋代的法律，『鬥毆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
但是由於他是宗室，便法外開恩，僅僅被處以『除名勒停，送宗正拘管』。
又如紹興二十九年六月，趙公彍『令百姓毆人至死』，也因為他是宗室，便『特貸命』，隻是被『押送大宗正司，庭訓訖，拘管』而已。
由於重罪輕懲，宗室肆無忌憚，『椎牛醞酒，窩藏竊盜』，無所不為，甚至『群聚殺人』。
難怪士大夫要上疏如此請求朝廷：
聚眾殺人，則當重置於罪，不可以皇族而貸也。
然而宗室犯罪『與常人同法』，宋代最高統治者的這類言辭又不能簡單地視為純粹在騙人。
宗室如果違法，同常人一樣，要受到懲處，雖然輕重不同。
如宋太宗時，開封尹、許王趙元僖遭到禦史中丞彈劾，他憤憤不平，向其父親告禦狀：
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
宋太宗嚴厲地回答道：
此朝廷議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擿。
汝為開封尹，可不奉法邪？
這並不是空話，結果趙元僖被『論罰如式』。
在宋代的現實生活中，宗室因違法而受到懲處的事例俯拾即是。
有被貶職的，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榮王趙元儼的住所發生火災，以致延燒殿庭，他的哥哥宋真宗將他降為端王。
有被罰銅的，如皇祐四年(1052)，循州刺史趙世清『以病馬私易官馬，計贓絹十六匹』，他的叔祖宋仁宗親自決定，『罰銅四十斤』。
有被罷官的，如慶歷五年(1045)，溫州團練使趙從讜『坐射殺親事官』，被處以『削官爵，幽之別宅』，他『自到死』。
有被延期升遷的，如治平四年(1067)，知大宗正事趙宗旦因其妻沈氏身著當時法律所禁的『銷金衣，入禁中』，不僅『坐罰金』，而且『展磨勘二年』。
有被長期監禁的，如池州團練使趙宗說『治平中坐內亂除名』，『囚《開封》新城外』，達二十餘年，直至其死。
有被從重發落的，如熙寧元年(1068)，貴州防禦使趙宗愨『借錢物不還』，『法止贖銅』，宋神宗決定給予降職處分。
有兒子犯罪、父親受罰的，如元豐六年(1083)，知大宗正司、江夏郡王趙宗惠的兒子趙仲異犯法，他上疏宋神宗，自責『有失教訓，乞罷宗正司，居家待罪』，結果被懲以『贖銅二十斤』。
二、宗室的限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宗室有個不同於常人之處，即按照宗室法，他們的行動受到某些常人所沒有的特殊限制。
如果說『宗室不得與內臣之家為親』、『宗室毋與胥吏通姻』，這類規定還不十分要緊，那麼尚書右仆射蔡京在宋徽宗時所說：
宗室舊來在宮有出入之限，有不許外交之禁。
這兩項限制就相當重要了。
下面分別略作介紹。
先說出入之限。
由於宗室有不得擅自外出的規定，宋神宗的堂兄弟趙宗晊、趙宗全在熙寧元年(1068)便因『擅出外宅』而受到懲處。
熙寧二年以後，宗室疏屬雖然可以在外居住，但仍有一定的限制。
宋神宗在熙寧十年六月下詔規定：
宗室非換官者，出入往還約束，並依在宮法，仍不得於街市下馬。
如出新城外，雖不經宿，亦稟大宗正司。
至於宗室近親，限制更嚴。
因此，蔡王趙似在崇寧三年(1104)二月，『私出宮門，步歷廛市，與宗室相見飲食』，便遭到了士大夫的控告。
宋徽宗看在趙似是其弟弟，年紀又小，才決定『更不根治』，但將其左右人等『付有司推究’。
可見，宗室特別是宗室近親被局限於狹窄的小天地裡。
不僅如此，即使在小天地也不允許他們成為自作威福的『小皇帝』。
朝廷設置的賓客、翊善、王友一類的東宮官、王府官，其職責便是訓導，對太子、親王有一定的管教權。
按照規定，『皇子禮賓客如師傅』；王友會見親王，親王應當答拜。
不少東宮官、王府官對太子、親王要求相當嚴格。
如宋太宗之子、兗王趙元傑『嘗作假山，所費甚廣』，人們『皆褒嘆其美』，而翊善姚坦卻說：
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
趙元傑『驚問其故』，姚坦的回答是：
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山而何？
豈止如此而已，趙元傑『每有過失』，姚坦『未嘗不盡言規正』，以致趙元傑『不喜』，裝病不奉朝請。
當宋太宗得知趙元傑的病因是姚坦約束較嚴而『不得自便』，頓時勃然大怒：
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
他還令將趙元傑‘杖之數十』。
又如宋孝宗在做普安郡王時，由於『好鞠戲』，以致『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其養父宋高宗『深以為憂』，因此『夜來睡不得』。
他選擇『端厚靜重』的著作佐郎陳俊卿兼任王府教授，以『輔導之』。
陳俊卿『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結果，在陳俊卿等人的嚴格要求下，宋孝宗改掉了壞毛病，進步很快。
朱熹曾經贊嘆：『孝宗小年極鈍』，『後來卻恁聰明』。
從中不難看出，東宮官、王府官對太子、親王管教之嚴。
再說外交之禁。
據李心傳《系年要錄》卷142記載，宋代有《宗室戚裡不得出謁接見賓客條法》。
北宋初期的情況是：
諸王邸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會見。
宗室聚居之後，朝廷仍一再重申『不得出入接見賓客』。
如宋高宗在紹興三年(1133)四月下詔強調：
今後宗室南班官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著為令。
由於自宋初以來就有這一禁忌，因此盧多遜在太平興國七年(982)被視為『不忠』並罷相的罪名便是『交通秦王廷美』，而呂夷簡在景祐二年(1035)一度被罷相的原因之一則是『私交荊王元儼』。
難怪宋仁宗在嘉祐年間向宰相韓琦詢問宗室的情況時，韓琦的回答是：
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
宗室與統兵官交往，限制更為嚴格。
據張端義《貴耳集》卷上記載：
祖宗典故，管軍不受宗室書。
宋太宗的五世孫、嗣王趙仲禦之子在紹興年間，就因觸犯這一禁忌，受到頗為嚴厲的懲處。
紹興九年(1139)四月，他與嶽飛在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相識，並促膝懇談。
趙仲禦之子『數言事，忤秦檜』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嶽飛被誣下獄之後，他為嶽飛大鳴不平：
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
臣以百口保飛無他。
秦檜『大怒』，指使其爪牙上疏控告趙仲禦之子：
頃嶽飛進兵於陳、蔡之間，乃密通書於宗室，敘其悃愊，蹤跡詭秘。
《參知政事)范同頃為浙東憲，與宗室通家往還。
結果，趙仲禦之子以『身為近屬，在外則交結將帥，在內則交結執政』的罪名，被解除判大宗正司事的職務，貶往衢州《治今浙江衢縣》。
第二年三月，秦檜的黨羽又上疏控告：
今居衡州，賓客日盈其門，議論之間，無不詆訕時政，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為虛文。
因此被押赴建州《治今福建建甌》編管，直至死去。
趙仲禦之子之所以受到如此嚴厲的懲處，其重要原因在於所謂『窺伺國事』、『有不軌心』。
這裡需要補充的是，宋代對宗室違法一般處理較輕，可是一旦涉及謀反，懲處相當嚴厲。
因而熙寧年間，王永年與其嶽父、宗室趙叔皮關系惡化，冤怨不解，其殺手鐧便是控告趙叔皮聲稱『已有天命』，並『謀作亂』。
要不是開封府判官吳幾復『按騐皆無狀』，趙叔皮早已鳴呼哀哉。
兩宋之交，宗室趙叔向在京西地區組織義兵，抵禦金軍。
稍後，有人『告叔向謀為亂』，宋高宗立即命令提舉禦營使司一行事務劉光世『捕誅之』。
建炎二年(1128),宗室趙叔近被誣與叛兵通同作亂，禦營前軍統制張俊奉命帶兵前往秀州《治今浙江嘉興》，先『斷其右臂』，趙叔近呼號：『我宗室也！』
士兵們斥貴道：汝既從逆，何雲宗室？
話音未落，趙叔近已人頭落地。
大概與懲處十分嚴厲有關，有的宗室『不以近屬自居』，『執臣節愈恭』，有的『深自沉晦』，『聞門卻絕人事』，甚至『謬語陽狂』。
他們不願也不敢幹預朝政。
總之，宋代的宗室既享有某些法律特權，又受到某些特殊限制。
特別是宗室近親，往往被局限在狹窄的小天地裡，說他們被軟禁或許言過其實，幾乎與世隔絕則接近於事實。
他們擔任實職尚且受到種種限制，通常更是難以凌駕於宰相之下，宋代不存在『宗室內朝』是顯而易見的。
如果說唐代多次發生宗室之禍，關鍵在於太子、親王大權在握，尤其是兵權在手，那麼宋代的太子、親王一般不掌握實權，特別是不管軍，則是宋代大體無宗室之禍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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