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在中國歷史上都是極具研究價值的封建王朝，一個紛繁富饒，是中國文人盛世之巔峰，一個則錚錚鐵骨，是天子守國門之典范。
雖然熟悉歷史的人都對這兩個朝代不陌生，但是我總會有一種錯覺，覺得宋明相隔很遠，而實際上兩個朝代卻僅僅相距 89 年。
我想有這種感受的人不止我一個。
那麼造成這種錯覺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破財消災上上策還是下下策？
宋朝是一個歷史上十分特殊的存在。
相較於大一統王朝，宋朝的面積是歷史上統一王朝中最小的，但卻是歷史上最為富裕的朝代，甚至很多大一統王朝都不能和他相提並論。
不僅如此，他還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亡於內患的國家。
那麼為何一個連幽雲十六州都沒有收復的朝代如此富有連漢唐都不能與之媲美？
這要從宋朝的基本國策開始說起。
宋朝建立之前，中國處於五代十國的動亂時期。
這一時期的中原大地，各種少數民族政權林立，常年紛爭不斷。
而趙匡胤成功奪取柴氏天下後面臨一個巨大難題，該如何處理與這麼多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關系。
打！那肯定是不能避免的。
宋朝一建立，趙匡胤便采取了先南後北的策略，先後平定了周保全、高繼沖、孟昶、劉鋹、李煜等各方勢力，基本統一了古代中國地區。
但是隨後而來的兩次伐遼戰爭的失利，讓趙匡胤不得不重新思考對外的策略。
既然打不過，那麼我們就從根源上解決矛盾，他們缺衣缺錢缺食物，那我們就送給他們，吃飽喝足了也就不會鬧騰了。
戰爭經過這裡就不細說了。
史書記載，歲幣始於澶淵之盟。
一、宋遼為兄弟之國。
遼聖宗年幼稱宋真宗為兄，後世仍以齒論。
二、宋遼以白溝河為界，遼放棄遂城及涿、瀛、莫三州雙方撤兵，此後凡有越界盜賊逃犯，彼此不得停匿。
兩朝沿邊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創築城隍。
三、宋每年向遼提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至雄州交割。
四、雙方於邊境設置榷場，開展互市貿易。
這就是著名的歲幣政策。
應該說歲幣政策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宋遼之間的矛盾。
至此以後宋遼之間很少發生摩擦，兩家算是相敬如賓。
甚至宋真宗駕崩後，遼國還特意為其舉哀發喪。
可以說對於宋朝來說，破財消災確實是上上策，結局雖然是好的，但是俗話說有一有二就有三。
宋朝周邊的國家看到遼國每年不費什麼事就能得到一筆不菲的收入。
著實眼紅也學著遼國一樣用武力打擊宋朝，結果還真沒讓人失望。
從一開始的遼，到後來的西夏，再到後來的金，最後到蒙古，宋朝都一視同仁，全部以歲幣的政策來解決爭端。
本來宋朝領土面積就不大，每年還要交那麼多的保護費。
對於宋朝來說，歲幣政策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宋代重點發展經濟的驅動力。
清明上河圖《局部》
雖然現在的中國北方的經濟要稍遜南方一籌，但是在古代北方一直是歷代王朝經濟命脈。
而南方的發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晉時期，彼時的中國也是處於少數民族入侵時期，東晉王朝退守南方後，攜帶了大量的中原文明南遷，再加上北方的動亂，使得原本在北方聚居的百姓也隨之南遷。
南方的發展就此開始，也就是所謂的經濟中心南移的開端。
此後的王朝也一直延續著南移的進程。
到了宋朝，因為大部分的國土都處於南方經濟重心南移，到達了一個頂峰。
當然僅僅依靠農業是絕對不足以支持前文說的歲幣政策的。
原因很簡單，遼金等國需要的貢品不是糧食，人家要的是真金白銀和綾羅綢緞，也就是所謂的硬通貨。
那如何才能獲取到足夠的金銀呢？
答案就是商業隻有商業才具備硬通貨流通的資本。
說到這裡，我們就不得不談一下宋朝的商業經濟了。
首先宋朝的白銀產量其實很低，但是由於宋朝的商業相當發達，對於硬通貨的需求也就相當大。
另外宋朝的冶礦技術相當發達，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
種種原因之下，宋朝的白銀輸出量在中國歷史上是名列前茅的。
例如宋神宗時歲課銅 1400 多萬斤銀 20 多萬兩，照官府征收 2/10 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 7000 多萬斤銀 100 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
巨大的白銀儲備是宋朝商業繁榮的基礎。
雖然有著巨大的白銀儲備，但是在民間貿易的過程中，白銀並不是主要流通貨幣，甚至有宋一代普通老百姓能見到白銀的次數更是屈指可數。
而民間多用的貨幣則是鐵錢以鐵鑄成的錢幣，也就是所謂的通寶這種模式其實是典型的白銀至上模式，對於硬通貨持留存態度，而一般貿易則使用鐵錢這樣的方法。
雖然可以很好地防止白銀外流，但是一旦面對大宗貿易時鐵錢的弊端就暴露無遺了。
價值低，分量重。
據李攸《宋朝事實》記載，當時一匹羅賣錢 2 萬，鐵錢 2 萬重 130 斤。
試想一下一匹羅大概 10 公斤左右，而商人所要攜帶的貨幣就達 130 斤。
這還怎麼進行貿易呢？
在這種貿易之下，紙幣的出現就成為大勢所趨。
宋朝時期的紙幣大致分為兩種，北宋時的交子，南宋時的會子。
交子
16 世紀開始，隨著中國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手工行業逐漸成長為可以和農業經濟比較高下的行業。
和農業有所不同的是，手工行業是需要大量人力的這就是雇傭關系的原因——『機主出錢，機工出力』不要小看這句描述，如今來看，這和當今的資本主義雇傭關系如出一轍。
另外從嘉靖開始，明代官營的工礦等產業開始衰落，民營工礦業取而代之一系列的變法引發了農民經營思維的改變。
有些農民甚至從單純的耕種糧食向商業性農業轉變，即專門為手工業等產業提供原料，這樣做是出自單純商業交換的目的。
重要的是萬歷年間出臺的以貨幣地租代替實物地租的政策，也客觀上推動了這種供求關系的發展。
其實這種關系的轉變是必然的，隻是當時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思維模式的轉變會是兩種制度碰撞的結果。
說完了雇傭關系，我們再來看看明朝的商業形式和宋朝相比有什麼不同？
有了宋朝作為基礎，明朝的銀票發行就顯得更為成熟。
明朝的銀票是以白銀作為金本位的，白銀是硬通貨，硬通貨的固定性會大大限制銀票的發行，這和宋朝有著本質的區別。
大家可以理解成宋朝是紙幣決定錢幣，而明朝則是白銀決定銀票，後者很明顯不容易出現通貨膨脹的情況。
畢竟白銀就那麼多，你就不可能像鑄造錢幣一樣鑄造白銀對吧？
有了這樣的保障，銀票就有天然的公信力。
再加上明朝中後期世界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白銀的儲備更是空前充足。
對於老百姓來說，這樣的紙幣拿在手裡才是真正的踏實呀。
自鄭和下西洋之後，明朝與世界各國的海外貿易也進行得如火如荼。
與此同時，來華的西洋傳教士也有了相當數量的規模。
他們眼中的明朝是這樣的，利瑪竇在他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對明朝的政治體制如此描述『我自己親眼看到，即使皇帝也不敢更改這次公開調查的審查官們所做的決定』。
鄭和下西洋
雖然我們已經說過中國的政府形式是君主制，但從前面所述應該已經很明顯。
而且下面還要說得更清楚，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貴族政體如果沒有與大臣磋商或者考慮他們的意見，皇帝本人對國家大事就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所有的文件都必須由大臣審閱呈交皇帝這樣的模式十分像西方的君主立憲制，而這種模式的轉變離不開思維的開化，而思維的開化也離不開超前的商業模式所帶來的變革。
其實錯覺終歸隻是錯覺，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歸功於宋朝的。
其實很可惜的是，封建專制的獨裁對於資本主義萌芽的扼殺力太大了。
明朝後期的海禁以及清朝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倒行逆施，最終使得中國錯失了趕上資本主義高速發展的列車，並被甩得越來越遠。
但是我們在扼腕嘆息的同時，也不要放棄砥礪前行。
過去的我們不能忘懷，未來的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