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王朝有這麼一個特點，開國帝王的性格往往會發揮很大的作用。
任何王朝的制度設計，在開國之初，因開國帝王的性格而決定了大致的方向。
五代亂政，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上位，所以對於武臣執掌兵權十分忌憚，遂才有『杯酒釋兵權』。
而這隻是北宋政治綱略中的一部分。
自宋太祖開始，皇帝們致力於壓制武臣，遂實行『以文制武』的政策，武勛功臣集團遭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權力削弱，文臣士大夫階層的遂成為帝國最重要的政治勢力。
在北宋，沒有外戚勢力、沒有宦官集團、也沒有武臣功勛集團，隻有文臣士大夫集團。
這種士大夫階層一家獨大的局面，造就了北宋一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這是歷史上獨特的一個政治力量，它不同於兩漢察舉制、魏晉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下的門閥士族。
自唐末藩鎮割據以來，連年戰禍，大部分傳承自兩漢的門閥士族消失在歷史舞臺之上，北宋建立後，已然找不到任何一個世家。
正是這樣的環境，科舉制得到進一步發展，受益於科舉制，不受制於門第的士大夫階層誕生了。
不同於擁有經濟、以及一定軍事實力的門閥士族，士大夫階層的政治力量完全取決於制度，這樣就是為什麼北宋時代出現了『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價值取向。
既然這個階層的崛起，依靠的是制度，那麼他們天然就是制度的捍衛者。
困擾北宋的三大問題，冗兵、冗費、冗員。
而這三大問題，實際上代表著千千萬萬士大夫階層的利益。
北宋軍隊臃腫，單單禁軍規模最盛時就達到了80萬之多，還有各地的廂軍，數目就更加龐大了。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以文抑武』政策所導致的。
對武將的嚴防死守，不僅符合皇帝的利益，同時也符合士大夫階層的根本利益，只要武臣始終被文臣壓制，那麼，掌控話語權的文臣們，就能夠始終從王朝利益中分最大的一塊蛋糕。
文臣不恥於武事，也不願意打仗，因為打仗就意味著要出兵，就要賦予武將們指揮軍隊的權力，戰爭如果比較短還好說，如果一打幾年，武將的勢力必然會得到極大的發展，這是文臣們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縱觀整個北宋，對外戰爭雖然頻繁，但基本持續時間很多，打一仗基本不會翻過年去，即便是取得了一定的勝利，最終朝廷也會選擇送錢的方式『和平』解決外部威脅。
對內的話，農民起義次數雖然很多，但大多數時候北宋的造反都具有那麼一個特點。
造反的人群基本都是奔著招安去的，換言之，也是摸清楚了北宋統治集團的慣用手段，能不打就不打，能招安就招安。
而因為招安，所以使得北宋軍隊越來越臃腫，費用越來越高。
北宋的執宰們面對這個問題無法解決，實際上是不願意去解決，或者說，他們內心深處的『恐武病』逼著他們不願意精兵簡政。
再說冗費，冗官，北宋政府有錢不假，但一年的財政支出也是十分巨大。
除了前文提到的龐大軍隊規模的軍費支出外，主要的就源自高薪高福利下的官僚系統支出。
官僚隊伍越來越龐大，高薪之下的財政支出也越來越巨大，然而這兩個問題，也是執宰們無法解決的，畢竟涉及到士大夫階層的整體利益，沒等他拿出適合的方案，早就被全體士大夫趕下臺了。
北宋名相是多，但他們都具有這麼一個特點，在文學領域取得極大的成就，個人品行也比其他朝代好得多，但涉及到解決朝廷制度困頓的問題，他們無能為力，或者說，他們有這種能力去解決，但沒有足夠實力去解決。
因為改革這種制度問題，要奪走的是把他們推上相位的士大夫階層的既得利益。
所以北宋走進了一個死循環，即便是皇帝要變革，也會因為沒有其他勢力的支撐，最終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