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自有君臣之別，就有忠奸之辨。
何為『奸臣』？
奸臣是指『不忠之臣，多指營私舞弊、結黨弄權的官僚』『不忠於君主，弄權誤國之臣』。
中國自古多奸臣，而奸臣尤以宋代居多。
《宋史》中《奸臣傳》收錄『奸臣』15人。
而相比之下，《新唐書》、《遼史》、《元史》和《明史》中的《奸臣傳》各為9人、11人、6人和6人，人數均遠遠不及《宋史》。
縱觀《宋史·奸臣傳》所收錄人物，他們有著一些共同特征就是媚惑主上，百般逢迎、結黨弄權、妒賢害能、欺壓百姓、巧取豪奪、對外求和、投降誤國。
如，蔡京投合徽宗藝術之所好，才得以備受青睞，恩寵日增；秦檜迎合高宗求和之本意，才得以深受寵信，穩居相位十九年
如，黃潛善驅逐李綱、秦檜謀害嶽飛、丁大全彈劾董槐。
如，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興花石綱之役，大興土木，濫改幣制，搜刮民財，竭盡民力；秦檜為緩解財用不足，暗增民稅七八，致使百姓濟困潦倒；賈似道推行『公田法』。
如，萬俟卨尾隨秦檜，對金議和，謀取私利,為人不齒；賈似道名為抗蒙，實卻暗中求和，謊報戰功，出賣國家。
《宋史》的編纂者把宋王朝的覆滅歸咎於奸臣當道、禍亂國家。
不過，《宋史·奸臣傳》裡的奸臣也未必都是奸臣。
蔡確、邢恕、呂惠卿、曾佈、安惇、蔡卞這些都被列入了奸臣行列，原因就是他們都是王安石變法的支持者和追隨者。
深究背景，靖康之恥，北宋亡國，責任首推宋徽宗和蔡京的腐朽統治。
作為徽宗的代理人，蔡京假借變法之名，大肆迫害異己，橫行無忌，禍國殃民，以致北宋王朝灰飛煙滅於金人鐵騎之下。
後人為此將蔡京誤國的源頭直指王安石，認為王安石的變亂祖宗家法，終釀靖康之禍。
程朱理學思想作為《宋史》編纂的指導思想，所以王安石變法在《宋史》中被列入《奸臣傳》也就順理成章了。
而以正直敢言著稱的章惇也被列入奸臣。
哲宗即位後，高太後垂簾聽政，司馬光被重新啟用並委以重任，不分青紅皂白，武斷廢除新法，章惇毅然挺身而出，據理力爭，維護新法，甚至憤恨地與司馬光爭辯導致高太後大怒，將他罷黜。
在哲宗皇帝駕崩後，在商定繼承人問題上，章惇毅然反對立端王(趙佶)，認為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此事不但無法說明他是奸臣，卻顯示其先見之明。
其實，宋徽宗和蔡京雖然標榜新法，以改革派自居，但卻不過是一個打著變法幌子的腐敗分子。
他推行的新法，實為害民之法，已完全背離王安石變法的原旨，從而加劇北宋王朝的腐敗，使其最終走向滅亡。
靖康之難後，高宗趙構於風雨飄搖中建立了南宋，自立國以來就處於強敵入侵的威脅中，縱然在抵禦外侵的過程中，湧現出諸如嶽飛、文天祥等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這同樣也是一個奸臣當道的時代。
黃潛善、汪伯彥、秦檜、萬俟卨均有著對金和議投降的主張；丁大全、賈似道對內飛揚跋扈，對外抗蒙則軟弱無能，屈膝妥協，直接推動南宋王朝走向覆亡。
這些人被《宋史》列入《奸臣傳》應是理所當然。
在這批人中最為典型者當屬秦檜。
秦檜南歸後事事迎合高宗，深得高宗信任，因而最終竊據相位，謀求和議，提出『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的主張。
秦檜始終堅持奉行求和投降路線，甚至經高宗同意代行接受金詔書的跪拜禮，完成了對金投降賣國的第一次和議。
即使後來在金人撕毀和約，發兵南侵的情形下，秦檜仍舊堅持投降主義，並串通萬俟卨等人以『莫須有』罪名殺害嶽飛，最終促成屈辱的『紹興和議』。
秦檜求和的目的已經達到，但他仍不罷休，繼續誣陷忠良，制造冤獄，清洗抗戰派，並遍樹黨羽，甚至構成對皇權的極大威脅。
南宋末年，內有朝政腐敗，外臨蒙古入侵，滅亡已是必然趨勢，而權奸賈似道胡作非為，倒行逆施，無疑是南宋王朝日薄西山的一個標志。
賈似道面對蒙古軍隊貪生怕死、委曲求全，派使臣向元求和，戰敗後被押送官鄭虎臣殺死於被貶押送途中。
賈似道一生作惡多端，早已是天理難容，民心皆怨，正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
雖然以『忠』、『奸』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不甚合理，而且被列入《奸臣傳》者也多有不當，但《奸臣傳》之立，卻體現了傳統的是非觀、正邪觀,成了中國最普通最廣大民眾判斷是非、褒貶人物的最樸素的辦法。
國家的治亂並不在於是否有奸臣，而在於君主是否能夠識別奸臣。
因為自古以來，君子、小人就是並存的，問題在於君主如何擇而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