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是由漢高祖劉邦提出的，漢朝之後的歷代王朝都十分尊重士大夫，但這些王朝的統治者隻是把士大夫看作政治工具，並沒有真正實現『共治』，直到宋朝士大夫的政治地位空前膨脹，真正實現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十分形象地說明了當時士大夫的政治態度，宋朝時的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而非以維護皇權為己任。
宋朝的士大夫之所以可以擁有這麼高的政治地位的原因有很多，宋朝的統治者推行『重文輕武』的國家政策，並且宋朝政府賦予了士大夫較高的政治自由。
除此以外，宋仁宗時期完善了科舉制度，使大批有才能的寒門子弟進入仕途，分化了貴族子弟的政治權利。
政府還強調了學校教育的作用，使當時的讀書人深受國家所傳播的忠君愛國思想的影響。
宋朝文官集團得以掌握權力的政治因素
《一》權力的相互制衡
相比於其他朝代來說，宋朝權力的制衡極其特別，其他朝代大多是削弱相權，加強皇權，而宋朝在分化相權同時也制約了皇權。
宋朝通過設立參知政事、樞密院等來分化宰相的職權。
宰相是士大夫的最高政治代表，在宋朝時，立法權和決策權掌握在皇帝手中，行政權由宰相掌握，皇帝不能隨意侵犯宰相的行政權，同時宰相也不能剝奪皇帝的立法權和決策權。
宋朝的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就是通過這種形式得以實施的。
宋朝時皇帝的命令以詔敕的形式下發到地方，但是皇帝的詔敕上必須要有宰相的副署號令，沒有得到宰相的同意皇帝是無法向地方下發詔敕。
因此，宋朝時候的宰相能夠過問皇帝下發的一切事務，宋仁宗在安葬其親生母親李宸妃時就曾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幹預』。
趙匡胤
除此以外，早在宋太祖時期就形成了一個慣例，不殺大臣言事官。
這個慣例限制了皇帝對於大臣的處置權，減少了士大夫在參與政事時的後顧之憂，加強了士大夫們在參與政治時的勇氣。
由此可見宋朝時宰相對皇帝的限制是有法可依的。
《二》法律的約束性
唐朝後期儒家思想被束縛，其他思想蓬勃發展起來，到了宋朝『講性明理』之風盛行，整個社會以理論事。
這種風氣漸漸影響到了政治，宋朝政府在處理朝廷政務時十分開放，大臣們在討論國家大事時，往往都會大談道理，進行爭辯。
但是在爭辯時，皇帝與大臣都會遵循『道理最大』的準則。
當然道理的存在必須有法律作為保障。
宋朝政府註重法治建設，講究祖宗家法。
宋朝初年，政府制定了《刑統》三十卷作為國家的基本大法，與此同時，各地方還有所需實行的基本法律，例如《三司新編敕》。
除此以外，皇室外戚宦官還要依照各種各樣的家法，例如『治內之法』，『勤身之法』等。
這種完整的法律體系，限制了皇權，也制約了士大夫的權力，使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得以穩定運行下去。
《三》統治環境的變化
五代十國時期天下大亂，武人因此得勢。
可是國家的治理還是要借助文人的幫助，五代時期各國都曾招募文人來做自己的幕僚，宋太祖在當上節度使後就招攬了楚昭輔、呂餘慶等人做自己的幕僚。
在當時各國都形成了武將掌權，文臣主政的政治形態，在宋朝建立後，武將的權力被收回統治者手中，而文臣的權力隨著統治疆域的擴大，統治復雜性的提高而提高。
宋朝文官集團得以掌握權力的經濟因素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宋朝之所以能夠形成這樣的政治形態與其經濟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原因。
宋朝延續了唐朝時的『兩稅法』，唐朝初期實施的是『均田制』和『租庸調制』，但是隨著土地兼並的發展『均田制』也崩潰了，『租庸調制』也無法進行下去。
唐政府為了維護統治，不得已承認了土地的所有關系，采用了『兩稅法』，這種賦稅制度的確定，促進了唐朝經濟的發展，解放了生產力。
唐朝末年農民起義運動頻繁爆發，這些農民戰爭掃除了根深蒂固的門閥勢力，與此同時地主勢力隨之崛起。
地主勢力與門閥勢力相比大多缺乏高貴的出身，但是憑借著對土地的控制，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中都有著極大的影響。
宋朝在建立後確立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宋朝政府的這一政策獲得了地主階級對於宋朝政府的支持。
與此同時，宋朝公開也承認了隋朝時期就產生的租用契約關系。
在這種情況下，地主階級得以壯大，很多官員也紛紛購買土地，漸漸的地主階級的力量滲透到國家政治當中。
北宋時期對科舉制進行了改革，相對於唐朝來說，北宋科舉制的錄取名額擴大了數十倍，在這一制度下很多寒門學子得以進入朝廷，據統計，兩宋時期有超過一半的進士為平民出身。
士大夫作為北宋參政議政的主要力量享受著朝廷給予種種優待，這使士大夫與土地牢牢聯系在了一起成為了新的地主，宋朝的這種制度有效地防止了知識分子當中謀反現象的發生。
宋朝時期曾有三次大的農民起義，這三次起義中都沒有地位顯赫的士大夫參與。
這些有著較高文化水平又有著一定經濟力量的士大夫，對於國家大事極具責任感。
對於國家大事他們敢說敢做奮不顧身，他們的意見皇帝不得不認真聽取考慮。
宋朝文官集團得以掌握權力的思想因素
自漢朝開始儒學就被確定為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
與此同時『經學』興起，『經學』指的是詮釋儒家經典的學說。
隨著『經學』的發展演變出今文學、古文學兩個學派，這兩個學派長期爭論不止，莫衷一是，到了唐太宗時期，政府曾下令修撰《五經正義》及《五經定本》，這兩部書定為『官學』，科舉考試以這兩本書為標準。
這兩本書的發行結束了漢朝時期的『經學』宗派之爭，但也束縛了儒家學說。
與此同時佛教和道教迅速發展起來，道教借助皇室的力量占據了思想統治地位。
在道教崛起的同時，遵從老莊學說的道家思想也廣為流傳，道家思想倡導清靜無為，簡易為政，向往和平。
這一思想在安史之亂後得到了士大夫階級的廣泛推崇。
在宋朝初年，黃老學說依然廣為流行，甚至被統治者所尊崇，這為之後的『共治』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經歷過唐朝末年的大動亂之後，士大夫對於國家治理觀念的認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意識到國家和平的維護不僅要依靠統治者，自己也有著極大的責任。
在北宋大臣張方平的《樂全集》中曾形容國家皇帝及士大夫的關系時說『動靜休戚，義猶一體』。
這句話極其形象地反映出當時士大夫們的責任感。
和其他王朝相比，宋朝的統治者在遵循『三綱五常』的同時意識到國家政治不僅是皇帝的事，更是自己的事。
這種思想使當時的士大夫積極參與國家大事的決策。
宋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形態表明知識分子是一個政權統治的中堅力量，維系王朝的統治要給知識分子足夠的發言權和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