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雖然創始於隋朝，但是嚴格意義上公平的科舉制則始於宋朝。
唐代科舉尚不夠成熟的表現，一是權貴豪門操縱的『通榜』、『公薦』辦法，意味著前期封建社會世族與庶族分離的狀況未打破；二是進士名額很少，科舉出身還不是入仕的最基本途徑，意味著後期封建社會典型的文官政治尚未建立。
北宋的科舉立法針對這兩個方面進行改革，從而推動封建社會從而進入文官政治階段。
相比於明清科舉的僵化教條，宋代的科舉可謂是最合理的科舉制度。
這裡，試舉宋代科舉制度，以便於對整個科舉制度能有一整體了解：
宋代科舉的優點
北宋科舉實行彌封、謄錄鎖院、別頭等法規的確在相當程度上防止了權贄與考官互相勾結、請托賄買之弊，也防止了主考官因個人恩怨好惡任意取黜士人的違法行為，有關這方面的記載是比較多的。
宋仁宗皇祐五年《1058年》省試時，舉子鄭獬自負文才,志在必取頭名。
然而榜發後鄭獬僅名列第五，居於素不如己者之後，他大為憤懣，在致主考的謝啟中發牢騷：『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說：『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鰲不靈，因頑石之在上』自比騏驥、巨鰲，指主考官為不辨賢愚、取『駑馬』而遺才士的『頑石』。
主考官大怒，下一步殿試時，該主考官又參與閱卷，看見一份考卷文筆似鄭獬，立即黜落不取。
但到最後拆封對姓名時，第一名狀元正是鄭獬。
這個例子說明彌封謄錄辦法的實施，考官已難於公報私怨；而舉子及第，也不必再感謝考官的私恩。
既然科舉及第已難於憑門第之高、賄金之多、私情之厚，一切以程式文章定取舍，這就使一大批出身清寒、勤奮苦讀的有真才實學的下層知識分子脫穎而出，成為一代名臣或學者大師。
呂蒙正
北宋一代出身貧寒而位居高官的人比歷朝都多。
如宋真宗時的宰相呂蒙正，中狀元前與妻子住在破窯之中，常無米下鍋；另一名宰相寇準，早年家庭貧寒，母親去世時想找一匹絹為斂衣都沒有。
宋仁宗時號稱賢相的李迪、張知白、杜衍、王曾四人，入仕前都很貧窮，尤其是杜衍，父親早喪，繼父又不容他，隻好奔波在外，為書商幫工以糊口；范仲淹與杜衍相似，母親改嫁，家境艱困，食稀粥面糊以度日，冬夜苦讀，沒有炭火，又冷又倦之時，用冷水洗臉,『人不能堪，而仲淹不苦也』歐陽修也是幼年失父，母親貧居守寡，無錢送他入學，遂親自教他識字，買不起紙筆，隻好用蘆葦桿在沙地上寫畫。
上述這些人，科舉及第前都默默無聞，也不可能有什麼達官貴人為之揚名捧場，如果按照唐代『兼采譽望』的『通榜』辦法，他們幾乎沒有金榜題名之望。
同時，封建時代士、農、工、商四大階層，在北宋的界限已遠不如前代清晰。
由於經濟文化發達，印刷書籍大量流行，教育比唐代大為普及。
蘇軾說：『近歲士人轉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蘇轍說：『今世之取人，誦文書、習程課，未有不可為者也。
其求之不難，而得之甚樂，是以群起而趨之。
凡今農、工、商賈之家，未有不舍其舊而為士者也』此言當然未免誇大，然而『士』以外階層出身的知識分子數量大增，則是無可置疑之事。
每屆科舉應試者不下四五千人，大部分中進士者出身於『鄉戶』，即中小地主和富裕農民，工、商出身者也不少。
如宋初名臣兼文學家王禹偁就出身於『磨坊之家』。
一方面是下層士人大量崛起，另一方面則是幾代相繼當大官的現象越來越少。
像唐代那樣『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而不絕』的世家豪門，在北宋基本上消失了。
北宋七十二名宰相中，屬於同族的，隻有呂蒙正、呂夷簡、呂公著三代和韓琦、韓忠彥兩代，但他們都是靠科舉而不是靠『門蔭』入仕的。
至於達官貴人子孫不能守父祖之業的，也十分普遍。
總之，世族地主官僚在北宋已屬於個別現象，不再構成社會階層，而與之相對而存在的所謂『庶族』階層，當然也就隨之同樣歸於消失。
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形態，遂由漢魏六朝的貴族門閥政治，經過唐代半官僚、半門閥政治，而進入北宋以後無所謂世、庶之分的完全的科舉官僚政治階段。
北宋一代，堪稱中國封建史上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
北宋科舉比唐代發展得更為完備、公平，比之明清已走向僵化腐朽的八股科舉更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北宋科舉是中國科舉史上所可達到的最合理階段，大批卓有才華的知識分子出此脫穎而出。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史，北宋朝是政治、經濟、史學、哲學、文學、藝術乃至自然科學等備方面傑出人才最密集的時代。
僅以仁宗前後幾十年時間論，其出類拔萃、彪炳史冊者不下數十人。
如范仲淹、歐陽修、韓琦、富弼、包拯、司馬光、王安石、蘇軾、蘇轍、晏殊、宋祁、曾鞏、柳永、黃庭堅、秦觀、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蔡襄、李公麟、蘇頌、沈括……都在各個領域內為中國文化的豐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如此密集的人才群體出現於十一世紀的中元，決不是偶然的。
他們盡管出身、貧富、專長各有不同，但全部都是科舉出身。
宋代科舉的弊端
盡管北宋科舉比唐代有了巨大的改進和發展，但封建社會的全部環境和條件決定了宋代科舉制度不可能擺脫其嚴重的消極性。
宋代科舉無論如何開放、公平，歸根結底仍然是為有錢人家所包攬的。
上述呂蒙正、范仲淹、歐陽修等寒士而躋身權貴者畢竟在科舉及第者中是極少數，而且他們也並非貧苦農民出身。
科舉所需的經濟開支，的確不是一般農家所能負擔的。
如三蘇父子本是四川眉山縣的殷實人家，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攜二子進京趕考，蘇軾兄弟雖金榜題名，轟動京師，然而家當也開銷得差不多了《當然也包括蘇洵從前累試不第的耗費》。
蘇洵
次年蘇洵之妻程氏病死眉山，父子三人奔喪回籍，家中已是一派『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的慘景，這還不包括十年寒窗不事生產的花費，小戶人家豈敢問津如此科舉？
北宋科舉名額的擴大和『公平』，幾乎把全社會的讀書人都吸引了進去，科場競爭激烈，士人頭白身衰，出入科場，死而後已。
而在唐代，科舉還不是士人的唯一出路，名額也少得多，因此還不足以吸引整個知識階層，其中像李白這樣的人，雖然一生坎坷，但畢竟還保持了一顆未受科場挫折的陰影所籠罩的自由純潔之心。
而在宋代，幾乎找不出沒有科場經歷的名人了。
此種情形到明、清更是越演越烈，實在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一大悲劇。
宋代科舉杜絕引薦，純以試卷定取舍，固然嚴密公正，但考試內容的不合理卻因此更加突出。
詩賦也罷，經義也罷，都不過是文辭的講究，並不是選拔人才的科學尺度。
像王安石、蘇軾兄弟、范仲淹等兼長文學與政事的人才，實在是鳳毛麟角。
唐代『通榜』辦法允許考官有較大的自主權，那麼只要考官正直，他也可能選出那些雖不長於文辭卻德才兼具的士人，唐代政績卓著的卿相大臣比宋代多。
而宋代科舉一決於考卷，便使不長於文學的才能之士人難於出頭，而單有文采卻不懂治國理民的人可能選在高第。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黃庭堅應省試，詩題為《野無遺賢》，主考官李洵讀到黃庭堅試卷中『淚水空藏月，傅巖深鎖煙』二句《指垂釣渭水邊的薑子牙、築墻傅巖的傅說都已赴朝延,『野無遺賢』了》，拍案叫絕道：『此人不特以此詩冠場，他日當有詩名滿天下』。
黃庭堅以省試第一名中進士，詩名傳聞一時，宰相富弼一直想見他，但見了之後卻不欣賞說：『將謂黃某如何，原來隻是分寧一茶客』這話也不假，黃庭堅除了是北宋一代與蘇軾齊名的詩人，『江西詩派』的祖師外，沒有表現出在軍國大事，經邦濟世方面的任何才能和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蘇洵天聖五年《1027年》十九歲考進士落第，他早年『遊蕩不學』，這次落第大概不算意外。
但他後來發奮苦讀，景祐四年《1037年》二十九歲再舉進士又不第，慶歷六年《1046年》三十八歲應制科試又不第，實在使他備受打擊。
深懷隱痛的蘇洵自己雖然決心不再應試，但待兩個兒子成年後，卻還是帶他們去汴京趕考。
因為除此一途，別無進身可能。
蘇軾兄弟先後應進士、制科都一舉高中，蘇洵感慨萬分地賦詩雲：『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難，小兒如拾芥』這中間既含有他因兩個兒子爭氣的喜悅和驕傲，也包含自己一生科場坎坷的辛酸，也表明了考試手段對於人才選拔的有限性。
陸遊
南宋第一詩人陸遊也是同樣遭遇。
他先參加紹興十年《1140年》吏部的蔭補考試落第，又參加紹興十三年(1143年》進士考試,再度落第。
接連失意於科場，引起陸遊母親的不滿，竟遷怒於他的新婚妻子唐婉。
陸遊與唐婉夫婦情深，陸母認為是唐婉導致陸遊荒疏學業，考試不利，陸遊終於無法抗拒封建家長的意志，被迫與唐婉離婚，這是陸遊一生中始終難以忘懷的慘痛遭遇。
宋代統治者既然以科舉制度作為籠絡收買知識分子的幾乎唯一手段，自然就要力求將所有知識分子驅上這條道路，將一切榮華享樂的可能性作為誘餌懸掛在這條路上。
因此就在科舉制度向全知識階層開放的同時，它對知識階層心靈的腐蝕也就開始了。
許多下層寒士拼命苦讀，追求一舉成名，並不能像范仲淹等人那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卻是享樂腐化，無所不為，把這作為自己過去寒窗苦讀的正當報償、應得收益。
北宋統治者為籠絡知識分子，全面擴充科舉取士名額，又由此形成後期封建社會的一大普遍弊端，即嚴重的冗官問題。
由於宋代進士錄取額平均相當於唐代的幾倍甚至十多倍，而各級官僚機構的容納能力畢竟有限，為了安插眾多的科舉入仕者，不得不擴大機構編制，增加官吏數量，兩宋的官吏隊伍空前龐大臃腫，官制名目也特別繁瑣重疊，往往一份事情幾個人辦，行政效率極低。
官位分為『官』、『職』『差遺』三部分，如宋英宗時，王安石的官為吏部尚書，職為觀文殿大學士，差遣是江寧知府。
前兩個銜都是虛的，後一個『差遣』才是具體職務。
眾多的官員很多是有官無職，有職無差遣，隻是坐拿俸祿。
即使如此，還是無法安插大量待補官的進士，『三年一取士，進士登第者五百人，而年老舉人推恩者《指多次應試落第的舉人特奏名賜其登第》不減四五百人，至於資、蔭、胥吏之類，計三年之內又不知授官幾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