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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秦檜一死，君相之間的矛盾算是解決了。
高宗試圖收還權柄，改變秦檜專國所形成的政治格局。
秦檜生前，監司、郡守有事向朝廷請示報告，隻申報尚書省『取指揮』，大多不奏知高宗，甚至有意向高宗封鎖消息。
一次，高宗與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談起這件事，非常憤慨地說：
『此乃大臣《指秦檜》任意所為，不欲朕知天下事耳！』
表示此後要總攬權綱，更化庶政。
但這種『更化』的基調是什麼呢？
即收還旁落的權柄，堅持秦檜專國時定下的基本國策。
在秦檜死去的第二天，高宗就對執政大臣們說：
『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
不久，又對魏良臣、沈該、湯思退說：
『兩國和議，秦檜中間主之甚堅，卿等皆預有力。
今日猶協心一意，休兵息民，確守勿變，以為宗社無窮之慶』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當然不可能徹底清除秦檜的黨羽，在選任官吏、平反冤獄上，也受到諸多的限制。
1、秦檜的政治遺毒
高宗親政的第一件事，就面臨著選任宰相和執政大臣的問題。
他既然堅持妥協投降的基本國策，就把著眼點放在支持和議後來受到秦檜排斥一部分人身上。
秦檜死後，留下兩名執政官，一是參知政事董德元，一是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
高宗罷去董德元，留任湯思退，並進為參知政事。
湯思退是被秦檜視為心腹的，而高宗卻誤認為『非檜之黨』，很快加以重用，進為參知政事。
其實，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學得』，隻是比董德元更加狡猾而已。
紹興二十五年(1155)十月兼任參知政事，二十六年五月知樞密院事，二十七年進為右仆射，二十九年進為左仆射。
第二個是魏良臣。
秦檜當權時，他多次出使，與金人議和，因在任吏部侍郎期間建議『因赦內徙』被貶官員，引起秦檜不滿，出知州郡。
也以『非檜黨』而被召為參知政事。
第三個是沈該。
紹興八年，有贓污罪的沈該，以附會和議，由『冗散官召對』，受到秦檜的重用，到紹興十六年升臨安知府，十七年八月，即權禮部侍郎，後又兼直學士院，十八年八月出知潼川府，二十二年八月移知夔州。
在任地方官時，『專以商販取利』。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自蜀中召還，對高宗的表白說：
『臣用檜薦，及登從列，聖知益深，檜稍相猜』
高宗認可了他的說法，即任為參知政事，消息傳開，『人皆大驚』；二十六年五月，又進為尚書左仆射。
更為荒唐的是起用萬俟卨《mò qí xiè》，他曾是秦檜最得力的支持者，後來因爭權市寵，覬覦相位，被秦檜逐出。
秦檜一死，即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對時以被秦檜迫害者的身份，歷數秦檜的許多劣跡,深得高宗的賞識，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除為參知政事，五月，進為右仆射。
此外，二十六年六月起用程克俊為參知政事；九月，起用陳誠之為同知樞密院事，次年二月進知樞密院事；二十七年二月，湯鵬舉自禦史中丞進為參知政事，八月，再進為知樞密院事。
這些人把持朝政，高宗的所謂『更化』，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據說，當時有人薦舉張浚，高宗還是那句老話：『朕寧亡國，不用張浚！』
所以，在秦檜死後，事實上存在著一個沒有秦檜的秦檜統治集團，繼續奉行著妥協投降的基本國策。
第二件事是更換臺諫，打擊秦檜的勢力。
明白地指出多年來臺諫用所用非人，這些人黨與大臣，專看秦檜的眼色行事，違背了『振舉紀綱，糾逖奸邪，密贊治道』的根本準則。
話說得非常嚴厲，當然也把自己姑息養奸的責任推得一幹二凈。
其實，他所選任的臺官也並非都是端方耿亮之士，比如最倚重的湯鵬舉，本來趨附秦檜父子猶恐不及，可能是得罪了曹泳，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右正言張扶論其『治郡無狀』，罷去平江知府。
因而他一上任，就猛烈攻擊秦檜的親黨。
從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任殿中侍禦史，進侍禦史，禦史中丞，到紹興二十七年二月任參知政事，『為臺官凡一年有半，所論皆秦檜餘黨，他未嘗及之』。
這當然削弱了秦檜培植起來的勢力，但正如後來葉義問所說：『凡所彈擊，起發指示』，都是秉承高宗的意旨，並不是湯鵬舉的自發行為。
據說，當時秦熺不堪忍受湯鵬舉對親黨的攻擊，出示當年湯鵬舉給秦檜父子的效忠信，『皆感恩戴德佞媚之詞』，托宦官交給劉貴妃，賄賂珍寶價值數十萬貫，以期阻止湯鵬舉的彈劾行動。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在知樞密院事任上，被殿中侍禦史葉義問論罷。
葉義問說他是『秦檜黨中之奸猾』，不遵『訓誡』，效法秦檜，『內則倚用劉天民、范成象、留觀德之徒，以交通臺諫，外則倚用李良民、趙士鵬，以賊害良善，何異一秦檜死，一秦檜生』。
第三件事是平反了一些冤獄，起用了一些被秦檜打擊、廢黜的士大夫。
對平反冤獄，當時的秘書省正字張孝祥在面對中提出：
『如系取怒故相，並緣文致，有司觀望鍛煉成罪之人，乞免審實，便與改正』
意謂凡是因得罪秦檜而構陷成獄的，免去審查的繁瑣程序，一律給予平反。
高宗似乎同意他的說法，但在實際操作中卻遇到重重阻力。
一般說來，已死的人從寬，活著的人從嚴；與秦檜爭權或因小事冒犯秦檜受到打擊的案件平反得快，屬於反對妥協投降而遭受打擊的案件平反得慢。
在後一類案件中，影響小的人物相對來說平反比較容易，而主戰派的領袖人物平反則相當困難。
因為前一類平反，既可起到籠絡人心的效果，又不至威脅到在位者的權勢；而主戰派的領袖人物在社會上影響大，一旦平反，就有可能取代他們的地位，改變秦檜既定的妥協投降的基本國策。
有的案件如誣殺嶽飛就成為禁區，不準涉及。
當時在平反高潮中，有人提出恢復嶽飛的故官，萬俟卨作為這個冤案的制造者，就堅決反對，他說：
『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
話說得冠冕堂皇，似乎是為了國家的安定，其實，未嘗不是為自己的權位著想，如果，嶽飛的案子一翻過來，他還能繼續當宰相嗎？
甚至到了紹興二十六年七月，殿中侍禦史周方崇彈劾知武岡軍李若樸，還把李任大理寺丞時不贊成判嶽飛死刑作為一條罪狀。
這個冤案，終高宗之朝沒有平反，直至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孝宗繼位之後，才有詔『追復嶽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於錄用』。
胡銓一案也是如此，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隻獲『量移衡州』，三十一年正月『與放逐便』，直到孝宗即位，才詔復原官，差知饒州。
年已八十的前參知政事李光，在海南島十年，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隻獲得『移郴州安置』，直到紹興二十八年十二月才因赦『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死於回鄉的途中。
2、為何不用主戰派？
金熙宗皇統九年《南宋紹興十九年，公元1149年》，完顏亮弒主自立之後，殘酷地屠殺宗親貴族，內部矛盾異常尖銳，他試圖通過南侵宋室轉移視線，使日益尖銳的內部矛盾得到緩解。
對此，宋廷的有識之士，無不為之憂心。
身在謫籍的張浚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料定『金人必敗盟』，在詔書頒發後兩個月，上疏說：
『今日事勢極矣。
陛下將拱手而聽其自然乎，抑將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議，求所以為長久歟！臣誠過慮，以為自此數年之後，民力益竭，財用益乏，士卒益老，人心益離，忠臣烈士，淪亡殆盡，內憂外患，相仍而起，陛下將何以為策！今天下譬如中人之家，盜踞其室，安眠飽食其間，而陰伺其隙，一日之間，其舍我乎？』
所謂『外存其名，而博謀密議』，就是表面維持與金人的和議，在暗地要有周密的計劃和準備，以便應付金人的突然襲擊。
而堅守既定國策的宰執們，根本不予理睬。
這年張浚的母親去世，他奉母喪歸葬於蜀，行至江陵，朝廷以星變下詔求直言。
他再次上疏，認為：
『金數年間決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晏安，謂金可信，蕩然莫為之備』，一旦有事，則措手莫及。
並且指出：『沈該、萬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朝廷益輕』
這一下激怒了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人，他們『以為金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甚至認為張浚太狂妄了，於是群起而攻之。
結果，張浚本來已經復觀文殿大學士，『任便居住』，現在又下詔令『依舊永州居住』。
3、秦檜遺毒的深遠影響
事實上，金人加緊南侵準備的現實，是很難平息主戰輿論的。
紹興二十八年，太常少卿孫道夫以賀正旦使至金，金主完顏亮指責南宋『接納叛亡，盜買鞍馬』，又說南宋行事，『殊不如秦檜時』等等，實際是『設詞以為兵端』。
孫道夫回朝，都一一奏知，並且說：『中外籍籍，皆謂金人有窺江淮意，不知達聖聽否？』高宗說：『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孫道夫說：『興兵豈問有名！願陛下早為之圖』
孫道夫因數言武事，沈該擔心他推薦張浚，便把他派到綿州去當知州。
隨著金人南侵的征兆越來越明顯，主戰的輿論也越來越激烈，但始終受到主和派的壓制，在無休止的爭論中失去了備戰的機會。
紹興二十九年五月，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罷，六月左仆射沈該罷，主戰的陳康伯為右仆射，葉義問知樞密院事，但因湯思退進為左仆射，備戰工作仍然受到掣肘。
就是這樣把備戰的時間耗去了。
紹興三十年八月，完顏亮親至汴京，在宿、泗間部署重兵；十二月，湯思退罷相，陳康伯進為左仆射，這才在手忙腳亂中調兵遣將，部署防務；次年六月，起用年老多病的劉錡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諸路兵馬。
九月間，完顏亮的南侵戰爭就開始了，南宋軍隊在防務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倉猝應戰，各路將領擁兵觀望，難以節制，所以，在戰爭開頭，節節敗退，若不是到前線犒軍的虞允文收集殘兵阻止了金兵自采石渡江，金人發生了內亂，其結局是很難預料的。
秦檜的影響所及，並不是高宗一朝。
孝宗繼位之初，頗有勵精圖治、收復中原的大志，但每每受到阻撓。
特別是秦檜專國十八年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培養起來的大小臣僚，是不容他施展這一抱負的。
采石之捷以後，沒能利用金人因內亂處於守勢的有利時機北圖中原；隆興北伐，符離小挫而罷張浚，導致隆興和議，這都是秦檜種下的惡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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