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論經濟、技術、文化、人口等指標，宋朝的實力那是杠杠的。
它的弱，在於因制度而導致的效率低下。
具體來說，可以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在中央層面，權力分散、過度牽制。
在宋以前，那些強盛的朝代/時期，能臣的作用甚至比帝王更重要。
為人荒唐的齊桓公，有了管仲幫他操持朝政，可以成為春秋首任霸主；戰國時期的燕國差點被齊國滅亡，而在請來樂毅主政後，不僅政通人和、國富兵強，還有機會反噬強齊。
至於明君賢臣，那更是盛世的標配，如隋文帝與高颎，唐太宗與房謀杜斷和魏征，李隆基與姚崇宋璟張九齡……
這種現象，是古時政治生態中權力分配傳統的功勞：皇室作為天下的擁有者，選用宰相為『職業經理人』，賦予其管理政府、協調資源的權力，皇權、相權互相配合、制衡，往往能集中力量辦大事。
在宋朝前，歷朝歷代也許會對相權進行拆分，比如，隋朝設左右仆射、唐朝群相制，但宰相對人事、財政、政府管理乃至軍事具有總攬全局的權力，這一宗旨是一脈相承的。
但宋朝卻不一樣。
宋朝也設宰相，專指中書省長官，他隻負責行政，其機構也稱政事堂。
至於軍事，則另外歸樞密院，宰相無法參與。
政事堂、樞密院並稱『兩府』；
而在過去歸屬宰相總攬或兼任的財政權，則分別歸屬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它們相互獨立、互不統屬；
政府的人事任免權，向來歸屬宰相統領的吏部，但宋朝則另外設立了一個考課院，將這一權力侵占。
另外，諫官一職由來已久，他們在以往朝代是專門用來發現、匡正皇帝的言行舉止，歸宰相管理《在漢代屬於九卿，在唐代歸門下省》。
但在宋朝，諫官的任用權力從宰相轉移到皇帝之手，屬於單獨存在的部門。
如此一來，諫官的職責變成了隻監督百官、尤其是宰相。
以上轉變就造成了這麼一種現象：北宋朝廷的軍、政、財、人等各項權力分散，且互不統屬，如果皇帝本身不夠強勢、出色，其他官員想要協調各項資源相當困難。
這自然保證了皇權穩固，但同時也帶來了權責不明、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等弊端。
王安石變法時就曾試圖整合三司、提高效率，但卻遭到了司馬光等人的強烈反對。
更為嚴重的是，由於諫官的矛頭轉為盯著百官，加上宋朝『誓不殺士大夫及言官』的祖訓，導致諫官這一崗位出現了『變異』：他們一些人專門盯著百官的毛病大做文章，甚至變成了為了反對而反對、以跟高官唱單調為驕傲。
但任何政策都很難保證隻有利而無弊，但一些諫官總是以找茬為榮，這就導致朝廷很難辦成什麼大事、好事，范仲淹、王安石變法的會流產，這類人『功不可沒』。
第二，地方幾乎被榨幹。
從漢到唐，地方制度較為簡單直接，漢代分郡縣兩級《唐朝為州縣》，地方長官手握財、政權力，接受中央督查；財政收入一部分歸中央、一部分留在地方。
這種模式管理簡單、職權分明，且地方有餘力、有財力自我發展，這就是唐朝在安史之亂中，為何幾乎整個河北淪陷、長安洛陽相繼失手，朝廷卻能擁有反攻且取勝的實力——因為地方也足夠強大，每座城池都存有海量的糧食、器械、裝備，以至於張巡能夠僅憑幾千人、背靠小小的睢陽城，就能把十幾萬叛軍牢牢釘在江淮以北。
但萬事皆有兩面性，各地方的均衡發展，是唐王朝實力強盛、國家富強的主要原因，但這也為中晚唐藩鎮割據提供了可能。
因此，為了改變這一問題，宋朝創立了另一套制度。
首先是將地方機構復雜化，行政單位分為三級，最高級為路，中級為府/州/軍/監，基層為縣；中央派到地方的監察官，不像漢唐那樣隻有刺史或觀察使，而是分為了帥《軍事相關》、漕《轉運使，管財政》、憲《司法》、倉《賑災相關》，也就是說，地方官要同時應付四路長官的督查。
其次，宋朝的地方財政收入全部歸屬中央，其目的跟軍事方面類似——強幹弱枝，抽調地方的財力，徹底斬斷藩鎮割據的經濟基礎。
但這種模式的弊端也顯而易見。
以北宋為例，朝廷抽調全國的財力供養汴京，結果京師一旦被金國拿下，整個王朝幾乎瞬間崩盤，地方不具備組織抵抗的實力，隻能退往南方、依靠天險才得以茍延殘喘。
第三，養兵不但沒有強國，反而吸幹了國力。
從秦漢到唐，中原王朝的開國模式很一致：首先攜初期的優勢軍事實力對外進攻，給外敵《主要是北方》以有效打擊威懾後，減少軍隊編制、減輕財政壓力。
西漢初年，劉邦的嘗試雖沒成功，但隨後果斷對外和親、對內休養生息，待到國力、軍力雙雙恢復後，再由漢武帝對外算總賬；唐朝初期，面對強勢的東突厥，李世民曾以便橋之盟穩住對手，其後趁對方內部出問題來了個致命一擊。
但宋朝卻以一種最糟糕的方式開國。
與漢朝的全民皆兵、初唐的府兵制不同，宋朝采取的是募兵制。
這種模式其實也有可取之處，職業化的軍人，理論上更具戰鬥力。
像當初東晉的北府兵、李隆基年間的幾大節度使兵馬，都是戰鬥力強悍的職業軍隊。
但這種模式的弊端在於無法持久，大量成年男子常年脫離生產，會給國家財政帶來巨大壓力。
因此，若采取募兵制，就應當抱著盡快擺平敵人的初衷，本著『長痛不如短痛』的原則，短期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高效地解決問題。
但宋朝卻不這樣。
由於失去了地利、對內重文輕武，宋朝無論對遼還是對金，正面戰場都打不過；但即使議和，為了對抗對方的威脅，宋朝采取了以數量抵消質量的思路，常年保持著海量規模的軍隊，巔峰時期的軍隊達到120多萬人《唐朝十大節度使兵馬也才49萬人，已經被人指責窮兵黷武》；而且軍人一旦入伍、終生當兵，帶來的財政壓力可想而知。
因此，就出現了這麼一個搞笑的現象：宋朝兵員雖多，但卻不是用來打仗的，而是用來預防打仗，結果規模龐大的軍隊未能解決外患，反而造成了沉重的冗兵問題；軍隊規模越大，對朝廷的害處反而越大。
縱觀歷史，好像僅有宋朝如此。
總而言之，我們之所以認為宋朝積貧積弱，並不是指它沒錢、沒實力，而是空有一身本領，卻被自身的機制束縛了手腳。
不過，也許這就是矯枉過正的代價，宋朝一掃五代十國黑暗的軍人當政時期、恢復了文官政治，趙氏兄弟功不可沒；但所謂物極必反，任何制度若隻看到有利一面，卻不註重與時俱進，必定有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