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戰派得勢,為何還讓秦檜復相?一份『奏章』和此人『神助攻』是關鍵。《網路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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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興二年(1132)八月二十七日,秦檜罷相,九月八日,進朱勝非為右相。

朱勝非是靠著呂頤浩的力量再登相位的,凡事附議,絕不自作主張,軍政大權實際都在呂頤浩一人手中。

呂頤浩在秉政期間,從主觀上說,他是想建樹功業的,『屢請因夏舉兵北向,以復中原』,結果一無所成。

1、呂頤浩的北伐

呂頤浩認為『舉兵北向,以復中原』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一是軍事力量已經逐漸恢復,除川陜不算,也有十六七萬軍隊了;

二是內亂已基本平定,可以集中力量對外;

三是現在的軍隊士氣已不同於與金兵初交手的時候,張俊、韓世忠等人的幾次勝利,說明金人不是不可戰勝的;

四是金人扶持的劉豫是不能立國的無能之輩,而據宇文虛中密報金人『魔力已衰』,看樣子金人是受到內部不安定因素的牽制。

這個建議頗能引人入勝,鼓舞人心,但都是從積極方面考慮的,不利的因素沒有考慮進去。

多數人支持北伐,唯獨禮部尚書洪擬說:

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

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關中,光武之在河內也;又邇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耕未盡復,淮甸鹽英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何以濟。

又千裡饋糧,士有饑色,今使千裡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也。

這完全是從消極方面考慮問題。

在非常時期,沒有非常的舉措,要想做成一件事是不可能的。

如果如洪擬所言,要等國勢強、將士勇、財用足、我為主,這四個條件都具備,才去討論北伐恢復的事,古往今來還有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戰例嗎?

高宗恰恰被這四個條件嚇住了,本來被呂頤浩激起的熱情,一下子冷卻了。

原來信誓旦旦地要『撫師江上』,這時也不提了。

紹興三年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橫自請進攻偽齊,收復舊京。

嚷嚷一陣,打了一點小仗,俘獲二十幾個金兵,到三月底便偃旗息鼓,還軍汝州。

2、呂頤浩的罷相

呂頤浩的興師北伐建議得不到積極的支持和響應,除了高宗態度消極之外,還與呂頤浩自身不能容物有很大關系。

他對當時一些積極主戰而又有聲望的士大夫,幾乎都采取排斥的態度。

比如,李綱一生以抗戰恢復為己任,很有人望。

呂頤浩就擔心他再次出任宰相。

秦檜罷相之後,江東安撫大使李光和胡安國一樣,推薦李綱,而且『含憤興訟』,致書呂頤浩,稱『李綱凜凜有大節,四裔畏服』。

呂頤浩知道高宗不喜歡李綱,便將這話告知高宗。

於是,十二月八日罷去李綱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提舉西京崇福宮。

而李光早於九月二十九日已經罷去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提舉臺州崇道觀。

李綱到湖南的時候,『荊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群聚為盜賊,不可勝計,多者數萬人,綱悉蕩平之』。

他還上疏說:

『荊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裡,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

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

如鼎、澧、嶽、鄂若荊南一帶,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

可惜這個計劃沒等到實行,他就被罷官了。

呂頤浩再相兩年,因為難題太多,反對派設置的和他自己為自己設置的障礙太多,內修外攘都不能盡如人意,高宗對他也失去興趣。

紹興三年九月初,因『天象示變』,蘇、湖地震,泉州大水不上聞,臺諫交章論其罪。

侍禦史辛丙說他『不忠不恭,敗壞法度』,『大臣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呂頤浩引疾求去。

九月七日,呂頤浩罷相,提舉臨安洞霄宮。

呂頤浩在政治鬥爭中雖然挫敗了『專主和議』的秦檜,卻沒能戰勝自我。

他不僅不能把主戰的士大夫團結起來,相反他兩個拳頭出擊,在打擊秦檜的同時,又排斥那些被認為可能威脅他的地位的人,在主戰派內部制造分裂,使政局復雜化。

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這種悲劇並沒有隨著呂頤浩的下臺而結束,相反還在繼續地發展著。

呂頤浩下臺,朱勝非以尚書右仆射維持了一段時間『看守內閣』,沒有任何重大舉措。

紹興四年(1134)九月,知樞密院事趙鼎繼任右仆射,主戰派內部的鬥爭更趨復雜化。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為帝,他與張浚、胡寅逃匿太學,不書議狀,為時人所重。

建炎中,以張浚薦,除司勛員外郎,繼入臺諫,至禦史中丞。

建炎四年三月,韓世忠扼完顏宗弼軍於金山,時任宰相的呂頤浩請高宗下詔禦駕親征,趙鼎認為是輕舉妄動,堅決反對。

呂頤浩以為異己,改任他為翰林學士,又改任吏部尚書,他都拒不接受,十幾次上章,劾罷呂頤浩。

韓世忠請求援兵,朝廷卻在政治紛爭中虛耗了時間,沒能發兵,終因眾寡懸殊,讓完顏宗弼的軍隊逃脫了。

在這件事上,呂頤浩作為宰相,確實有排斥異己的問題,但趙鼎不顧大局,糾纏不休,以至延誤戰機,也是難辭其咎的。

范宗尹為相,除辛企宗為節度使,趙鼎以為辛企宗無軍功,不宜授此職銜,以忤旨奉祠,起知平江,改建康、洪州。

紹興三年九月,呂頤浩再罷相,趙鼎召為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事。

他一上任,就反呂頤浩『專橫』的作風,同情被呂頤浩排斥的士大夫。

為此,曾被呂頤浩視作秦檜同黨斥逐的知名人士,一個個又被重新起用。

這些人對呂頤浩有舊怨,而對沒有充分暴露真面目的秦檜是心存好感和同情的,這無形中造成了秦檜復出的有利條件。

3、高宗的戰與和

至於高宗,雖然口口聲聲要開創中興大業,但在實際行動上卻是經常動搖於和、戰之間。

只要一有機會,就想僥幸求和。

紹興四年九月,遣魏良臣、王繪使金,高宗面諭:

『卿等此行,不須與金人計較語言,卑詞厚禮,朕所不憚。

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

可是,正在這時,金人和偽齊又大舉南侵,騎兵由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高郵),來勢洶洶。

消息傳來,舉朝震恐,若非時知樞密院事的趙鼎勸阻,高宗又準備遣散百司,逃離臨安了。

在趙鼎的堅持下,高宗才壯著膽子說:

『朕為二聖在遠,生靈久擢塗炭,屈己請和。

而金復肆侵凌。

朕當親統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

這一舉措,也真鼓舞了前線將士,打了不少勝仗。

可是,他隻到了平江,便滯留不進。

在平江一個多月,等金人和偽齊的軍一退出淮南,他於紹興五年正月,又回臨安,還是寄希望於與金人講和,因此,對於『首建和議』的秦檜,當然是不能忘懷的。

再從金人方面說,他們既然有意縱秦檜南歸,就不會不關心秦檜的處境。

紹興四年,魏良臣、王繪出使金國軍前,金人與他們的接談中,表示出對秦檜少有的關注。

結伴官蕭揭錄問魏、王:『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北軍中,煞是好人』

左副元帥完顏昌在大儀鎮吃了韓世忠的苦頭,當著魏、王威脅說:你們一面遣使講和,一面又派兵抵抗,是為『將臣所誤』,如果真打起來,你們隻會落得靖康間姚平仲劫寨的下場。

並且強調:『本朝(指金)事體,秦檜皆知。

若未信,且當問之』

這無疑是暗示秦檜同他們的關系非比一般,如果用秦檜秉政,兩國易於溝通,和議才有希望。

完顏昌是金國舉足輕重的人物,有心求和的高宗,當然會考量出這些話的含義和分量。

至此,秦檜重返政治舞臺,已是呼之欲出了。

4、秦檜的『求和』奏章

紹興二年,秦檜罷相之後,退居溫州,除了交接溫州士人,偶與故舊通書問外,基本上采取韜光養晦的策略。

他在一封給胡安國的信中說:

『去國之日,議論可駭,到今未敢輕動』

大體上反映了他的真實心境。

呂頤浩、朱勝非去位,趙鼎一上臺,當初被呂頤浩當作秦檜同黨的人紛紛復官,他便開始活動了。

紹興五年二月,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

閏二月,他上了一封奏札,建議『金人便於矢弓,乞多造強弩神臂弓,以備攻討』。

目的是引起皇帝的注意。

果然,高宗稱贊秦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三月,朝廷有詔問不在位的宰執們戰守方略,呂頤浩、朱勝非、李綱、王绹、張守、李邴、翟汝文、韓肖胄、汪伯彥等人均有奏呈,其中的大多數人都主張用兵。

素檜卻上了一道求和的奏疏,基本論點是金人強大,不能抵抗;劉豫是叛臣,可以討伐。

但討伐叛臣,必須安慰好強敵。

他首先批評朝廷以往的失策有二:

一失之於『過怯』,不敢對金人曉以『正理』,不該給金人的也答應給金人了;

二失之於『虛張』。

他以為主戰派堅持抗金,是自不量力,虛張聲勢,掠取美名。

講『過怯』,目的是為了引出『虛張』。

劉豫自被金人立為偽齊皇帝之後,南宋主戰派講抗金,就是把金人和劉豫作為同一個打擊對象的,講抗金必然要討伐劉豫,講討伐劉豫就等於說抗金。

秦檜認為這樣做,就是虛張聲勢,自取滅亡的。

為今之計,應該把金人和劉豫分開,安慰好金人,討伐劉豫。

怎樣安慰金人呢?那就是不必『過怯』,曉以『正理』。

他列舉兩個例子,一是他剛回朝廷,曾建議劉光世通書完顏昌,曉以『得地則歸豫,失好則在金』的利害關系,完顏昌退兵了;二是建議釋放俘虜高益恭《秦檜說高是『因海舟擒漢兒』,實為自金帶回的親信),令其攜書歸金,重申前意,並指出金國不當扣押宋之使臣。

高返金後,果有一二使臣放回。

這證明金人還是能聽得進『正理』的。

這完全是強詞奪理,玩弄文字遊戲。

金人扶持的劉豫政權,名為『大齊』,實際是為金人守土的藩國,討伐劉豫就是侵犯了金國的利益,金國豈能坐視不理。

誰又能把這兩者分開呢?既然分不開,說討伐劉豫不也是一句空話!其實,秦檜的深層意思,就是不要得罪金人,把議和的路子堵死了。

不過,也不要小視秦檜這封奏札所傳遞的信息。

金人自秦檜南歸之後,開始對南宋實行誘降的政策。

而主持東南軍政事務的完顏昌是傾向於誘降的一個實力派人物,他和秦檜有著很深的關系。

從後來的形勢發展來看,秦檜在離金之前,是與完顏昌達成了某種默契的。

金天會八年《南宋建炎四年),立劉豫為偽齊皇帝,是完顏昌的主張;天會十五年《南宋紹興七年》取消偽齊,廢劉豫為蜀王,使金國與南宋直接發生關系,也是完顏昌的主張。

紹興八年,秦檜再度入相,力主和議,派王倫請歸河南陜西地,完顏昌力排眾議,接受了宋使的要求,使秦檜有機會打敗主戰派,單獨秉政18年,這是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5、趙鼎與張浚的嫌隙

紹興四年九月,金人、偽齊大舉南侵,形勢十分緊張。

大有不滅南宋,誓不罷休的決心。

面對如此情勢,南宋朝中許多人主張退避,但時任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陜荊襄諸軍事的趙鼎力主抗戰,認為『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力請高宗禦駕親征。

高宗接受了趙鼎的意見,並於九月二十七日,任命趙鼎為尚書右仆射兼知樞密院事。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對他說:『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

建炎三年,張浚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川陜,因富平之戰失敗,於紹興四年初獲罪罷官,謫居福州。

趙鼎力薦張浚,說『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

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

高宗開始有些猶豫,隻復張浚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張浚入見,請遣嶽飛渡江入淮西,牽制淮東的金兵,高宗接受了這一建議,並征求趙鼎意見:『浚方略如何?』

趙鼎說:『浚既銳於功名,而得眾心,可以獨任』

於是,十一月十四日又進張浚知樞密院事,專治軍旅,督師江上。

完顏宗弼等人聽到這個消息,相顧失色,不敢再戰。

兩軍相拒了一段時間,金以雨雪不通糧道,軍中乏食,恐生兵變;又聞金主完顏晟病重,恐生內變,便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退師。

也就在這年正月,金太宗卒,其長孫完顏亶新立,內部不穩定,無暇南顧,南宋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紹興五年二月,趙鼎進為左仆射,張浚進為右仆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軍馬。

高宗專任張浚治理邊事,而趙鼎則主持政務和進退人才。

張浚、趙鼎兩人,早年關系十分親密。

張浚早進,曾數薦趙鼎;而此次張浚的起用,則得力於趙鼎。

所以,開頭一段,他們合作得很好。

趙鼎內修政務,張浚經理邊防,兩方面都很有起色。

紹興六年(1136)二月,張浚調整軍事部署,從整體上呈進攻態勢。

命京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高郵》、楚,以圖淮陽: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江東宣撫使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領中軍為後翼;湖北京西招討使嶽飛屯襄陽,以圖中原。

一時國威大振,出現了靖康以來從未有過的新氣象。

高宗這時特別看重張浚,親書《裴度傳》以賜,儼然把宋室中興的希望寄托在張浚身上。

然而,就在這時,趙鼎和張浚在戰守問題上發生了分歧。

這年六月,張浚自都督行府奏請高宗於秋冬臨幸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

這是從抗金恢復的總體戰略上考慮的,與李綱的想法是一致的。

這一正確的主張,作為首相的趙鼎,沒有給予積極的支持。

八月,視師江上的張浚回到臨安,『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而『朝論』仍持否定態度。

這當然包括趙鼎的意見。

但這時,韓世忠、張俊、劉光世三大帥的軍隊根據張浚的部署已經移屯,嶽飛也派兵深入敵占區作戰,在蔡州還焚毀了敵人的糧草,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眉州佈衣帥維藩又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高宗批下廷臣討論,張浚以為可用;加上前線傳來諜報,知劉豫有南窺之意。

幾種因素湊在一起,趙鼎別無選擇,這才同意高宗進幸平江。

劉豫聽說高宗親征,請求金人出兵。

完顏直新立,不敢輕舉妄動,召集將相們討論。

但是金人決定不出兵,聽劉豫自行處置,隻派完顏宗弼提兵黎陽(河南浚縣)坐觀成敗。

劉豫隻得孤註一擲,傾巢出動。

九月,集結三十萬鄉兵,號稱七十萬,分三路南侵,但是劉豫的這次進攻很快被粉碎了。

這一仗,繳獲的船隻數百艘,車數千輛,器甲、金帛、錢米、交鈔、告敕等軍需物品,不計其數。

這是靖康以來南宋軍隊作戰的第一次大勝利。

這場戰爭的勝利,應該說,是在張浚力挽狂瀾的情勢下取得的,如果沒有劉光世的退卻,趙鼎、折彥質的幹擾,很可能取得更大的戰果。

正因為如此,張浚與趙鼎的政治聯盟,由此產生裂痕,很快地土崩瓦解了。

6、張浚的昏招

張浚與趙鼎的矛盾,直接的表現是對這場戰爭的不同態度,而實際上卻是兩人內心深處各有打算的反映。

兩人都有抗金恢復的願望,但都希望功成在己,而不是別人。

紹興四年,金人、偽齊合兵來犯,趙鼎臨危受命,出任右相,冒險地勸高宗禦駕親征,頗有破釜沉舟,一往無前的氣概。

後來接受喻樗的建議,力薦張浚,動機是希望張浚協助自己成就功業。

萬一不能成功,也可以分擔一部分責任。

未料高宗卻任用張浚專治軍旅,趙鼎雖居中總政,但張浚主持的都督行府的事往往成為朝廷關注的中心,因而當時有『三省樞密奉行行府文書』的譏諷。

形成這種喧賓奪主的態勢,不能不引起他這位首相的不快。

所以,這次張浚勸高宗進幸建康,他一反常態,采取了不合作的態度。

在戰爭已經爆發之後,又設置障礙,幹擾張浚的作戰部署,理所當然地引起張浚的不滿。

從張浚這方面說,他久治軍旅,在川陜期間擁有『權宜黜陟』的權力,發號施令,雷厲風行,是不慣受制於人的。

這次一上任,就以抗金恢復,舍我其誰的姿態出現,當暑行邊,不畏艱苦。

進位右相後,根本沒有想到要襄助趙鼎成就事業,相反卻希望趙鼎服從他的戰略部署,幫助自己成就功業,因而召來了趙鼎的不滿,以至兩人發生齟齬,導致後來的決裂。

可是關鍵時刻,張浚卻推薦秦檜,毋庸諱言,是要用秦檜擠兌趙鼎。

豈料,這一念之差,卻儔成了張浚終生的最大錯誤。

在張浚與趙鼎難解難分的時候,臺諫們聞風上章。

傾向於張浚的左司諫陳公輔與右司諫王縉上章彈劾趙鼎與折彥質。

十二月五日,王縉入對,論折彥質的罪過,說折彥質『於敵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君臣』說的是折彥質,而矛頭所向卻是趙鼎。

趙鼎再也沒有留下的餘地了。

十二月一日,有詔『秦檜即赴行在所奏事』,十二月九日,趙鼎罷相,出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次年正月,秦檜即進為樞密使。

經過三年多時間苦苦的等待,秦檜終於在趙、張聯盟的解體後再度進入執政行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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