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輕佻』『浪子』何以即位皇帝?《網路歷史》

《宋史·徽宗紀》『贊曰』:『徽宗……輕佻不可以君天下』據學者黃日初考辯,此語當為元朝史官虛構;再由明人陳邦瞻在《宋史紀事本末》中將其訴諸哲宗朝宰相章惇之口,演繹為具體的歷史場景;最後,清代史學家畢沅在《續資治通鑒》中將其固化為史料,從而相沿成習。

《《『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辯疑》,《北京社會科學》,2015年第6期》

後人在承認『端王浪子』《《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七》或為虛構的同時,又大多將其視為某種先見之明,甚至是對徽宗本人及其統治的蓋棺論定,以至於元朝史官甚至有『宋不立徽宗』,北宋不至亡國的假設。

那麼,既然『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為什麼還能被立為皇帝呢?

宋徽宗

有關徽宗即位為皇帝的情形,見於《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二十》:

《元符三年正月》己卯,上《即哲宗》崩於福寧殿。

……皇太後曰:『邦家不幸,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章》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後曰:『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目疾。

次即端王當立』惇又曰:『論長幼之序,則申王為長;論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皇太後曰:『俱是神宗之子,豈容如此分別?於次端王當立。

兼先帝嘗言端王有福壽,又仁孝,不同諸王』於是知樞密院事曾佈曰:『章惇未嘗與眾商量,皇太後聖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曰:『當依聖旨』中書侍郎許將亦曰:『合依聖旨』惇默然。

……俄頃,王至,獨召入,於福寧殿東起居訖,升殿。

惇等從至寢閣簾前,皇太後諭曰:『先帝無子,端王當立』王對曰:『申王,兄也』固辭。

久之,皇太後曰:『申王有疾,王次當立,王不須辭』王又辭再三。

太後再三宣諭,惇等進曰:『天命所屬,大王當上為宗廟社稷大計,不當辭』徽宗乃即皇帝位。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仁宗朝宰相章得象從孫。

嘉祐二年、四年,章惇先後兩次考中進士,後被王安石薦於神宗,參與熙豐變法。

元祐初,太皇太後高氏垂簾,知樞密院事章惇遭劉摯、蘇轍等人交章劾罷。

之後,哲宗親政,首起章惇為宰相,且始終獨相,權傾一時。

元符末,哲宗不豫,章惇與哲宗生母皇太妃朱氏及內侍梁從政等密謀,亟欲立哲宗同母弟簡王,但哲宗嫡母、皇太後向氏獨斷立端王《即徽宗》為皇帝。

引文中,宰相章惇首引『禮、律』,其潛臺詞是將為哲宗確立繼承人視為國事,因此應由宰執們主導,認為哲宗同母弟簡王當立。

但是,皇太後偷換概念,化被動為主動,將其扭轉為家事,即為神宗挑選繼承人,換言之,自己作為神宗皇後、諸子嫡母,理應做主,認為端王當立。

毋庸置疑,章惇關於皇位傳承中的『禮、律』和『長幼之序』說,應該是當時士大夫之間的普遍共識,對此,剩下的三位宰執曾佈、蔡卞和許將都無言反駁,出自士大夫之族、宰相之門,被曾佈屢屢稱譽文辭堪比翰林學士的皇太後,以及學識過人的端王想必也都不陌生,但皇太後和端王都刻意回避了章惇對於簡王優先於端王繼承權的質問。

端王與皇太後之間,究竟是心有靈犀,還是預有安排?史稱章惇『窮兇稔惡』,皇太後何必一定要和章惇立異,決意棄簡王而改立端王?

皇太後獨斷專行,竭力為端王奪取皇位,根本誘因可能和她對哲宗母子的失望情緒有關。

元祐末,哲宗親政,之後,便不惜僭越禮制,屢屢尊崇生母皇太妃,致使皇太妃大有凌駕皇太後之勢。

長此以往,一旦皇太妃的另一個兒子簡王再做皇帝,皇太後在後宮中的地位將進一步岌岌可危。

其實在元豐末命之際,皇太後對沖齡踐祚的哲宗護佑有加。

在正史和宋人筆記中,婆婆太皇太後霸道、強勢,『貪戀政事』,皇太後則『退抑、謙遜』,但關鍵時刻,勇於自決,殺伐果斷。

元豐八年,神宗駕崩,神宗生母太皇太後掌權,在舊黨支持下,有意改立自己的另一個兒子,即神宗同母弟、雍王趙顥,但神宗之子、徽宗之兄哲宗最終得以順利即位,其中,皇太後的居中折沖,可謂功不可沒。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二十》引《《神宗實錄》舊錄》:

『方皇太後當從神宗靈駕西行,《蔡》確密上文字,屬內臣閻守懃奏太後,請留保護。

太後以故輟行,晨夕常與之俱,食以銅匕箸,飲水亦為之親嘗。

其年八月,又宣諭:‘是時奸臣誠有異意,朕《此處指徽宗》亦親聞皇太後德音,神考寢疾,太後令守懃諭確弟碩,使確輔立哲宗。

徐王《即雍王趙顥,哲宗即位,改封徐王》數留禁中,不肯出,魏王《即趙頵》牽臂引去。

確母入禁中,皇太後使諭確,外托主兵官燕逵並知開封府蔡京。

’』

然而,紹聖中,哲宗對有恩於己的嫡母皇太後拋諸腦後,另一方面,卻悖禮任情,對生母皇太妃一再尊崇,以至於皇太妃的出行儀制及其侍從、親屬恩數等一再比肩皇太後:

『《紹聖》二年三月二日,詔皇太妃生辰祗應人推恩依皇太後條例』

『五月二十一日……皇太妃…止請建殿立名……未嘗及宮名,其審議之。

……宜以聖瑞名宮』

『十月七日,詔皇太妃合奏親屬恩數並視皇太後例,聖節大禮亦如之』《以上,引自《宋會要輯稿·後妃》》

考慮到向太後與皇太妃之間的家世懸殊,即使不比前朝,僅以《宋史·後妃傳》中記載的幾起後宮爭鬥事件《如哲宗孟皇後與劉婕妤爭寵》而言,皇太後的屈辱和隱忍也是難以想象的。

不僅如此,哲宗尊崇皇太妃的詔旨,又大多假托和利用了皇太後之名,事實上,皇太後幾乎淪為哲宗母子予取予求的『橡皮圖章』,這一點,從哲宗及章惇偽造皇太後手詔,廢掉孟皇後,另立劉皇後《即上文中與孟皇後爭寵的劉婕妤》,即可見一斑。

相較於皇太後之於哲宗的護佑之功,哲宗對待皇太後就顯得刻薄寡恩。

皇太後惟育有一女,即神宗長女、延禧公主,可惜夭折,為此,皇太後打算施建一座慈雲寺,以便時時薦饗愛女。

對此,哲宗似乎漠不關心,後來,在知開封府蔡京幫助下,皇太後才得償所願。

皇太後不希望皇太妃的兩個兒子相繼為皇帝,是顯而易見的,至於皇太後為什麼要選擇端王,同樣其來有自,另有隱情。

據《宋史·宗室傳》,神宗共育有十四子,其中,哲宗諱煦,為神宗第六子,哲宗駕崩時,神宗尚有五子在世,他們都是哲宗之弟,而『《申王》佖於諸弟為最長,有目疾不得立』。

另外,依次是端王佶、莘王俁、簡王似以及睦王偲。

如果將申王佖和簡王似排除在外,『五王』中還剩下端王佶、莘王俁、睦王偲可供皇太後挑選,莘王俁、睦王偲同為林婕妤所生,林婕妤早逝,但其家世顯赫,為『三司使特之孫,司農卿洙之女』。

相較之下,端王佶為陳氏所生,陳氏早逝,且家世低微,母家無人,尤為重要的是,端王與皇太後之間的特殊關系,更讓其成為不二之選。

趙佶為神宗第十一子,受封端王期間,便與皇太後往來頻密。

《宋史·後妃下》載,『徽宗為端王,每日朝慈德宮,欽聖命鄭、王二押班供侍。

及即位,遂以二人賜之』皇太後謚欽聖,居慈德宮,因此,『慈德宮』代指皇太後,而押班為後宮內職名,後來,鄭、王二押班,一為皇後,一為貴妃。

此外,徽宗端邸時的『隨龍人』,即親信內侍,『皆太後殿中人,在藩邸祗應日久』這些都表明徽宗與皇太後之間往來已久,且關系非同尋常。

徽宗與皇太後之間最重要的紐帶,很可能源於史籍中一個毫不起眼的人物,即徽宗顯恭王皇後。

美國學者伊沛霞所著《宋徽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一章,述及王皇後家世時寫道:『關於她的家庭背景,隻知道她來自京城,父親是一位地方官』同樣,國內學者任崇嶽在氏著《宋徽宗:北宋家國興亡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對王皇後及其家庭背景更未置一詞。

但是,仔細爬梳宋人文集及碑銘可知,這位王皇後家世顯赫,絕非等閑之輩,其家族與皇太後母家之間的姻親關系,或許才是皇太後決定策立徽宗的原因所在。

有關王皇後,《宋史·後妃下》記載頗為簡略,『徽宗顯恭王皇後,開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前引伊沛霞相關論述,顯然源出於此,但作者止步於此,再未做詳考。

今存《宋大詔令集》立王皇後的制書和冊文,稱其『胄自勛閥』,『乃祖忠勞王家,書於太史;子孫公侯,出入藩服』

北宋皇帝誇飾後妃家世和出身的現象屢見不鮮,最著名的當屬真宗章獻劉皇後,此處有關王皇後及其家世的描述卻基本屬實,據筆者考證,王皇後實際上是北宋開國功臣王審琦第六世孫女。

汪藻在《浮溪集》《卷二十一》中撰有《吳國太夫人贊》,其中寫道,『吳國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審琦五世孫,而顯恭皇後之姑也』另據胡寅《斐然集》《卷二六》撰《吳國太夫人王氏墓志銘》:『夫人姓王氏,宋初勛臣秦王審琦之五世孫,贈太師慶國公克詢女也……顯恭皇後,夫人同母兄贈太師藻之女』

兩處的『吳國太夫人』為同一人,其夫賈公偁或出自真定賈氏,即仁宗朝宰相賈昌朝家族,由贊及墓志銘可知,王皇後,父藻,祖父克詢,六世祖為王審琦。

王審琦,字仲實,歷仕五代、宋初,後周時官至殿前都虞侯,與宋太祖趙匡胤同為殿前司統帥之一,後參與『陳橋兵變』,以『佐命功』,被宋太祖擢為殿前都指揮使,後追贈秦王,《宋史》《卷二百五十》、《東都事略》《卷十九》均有傳。

王審琦長子承衍,娶宋太祖長女昭慶公主,後來,承衍曾孫師約,再尚英宗徐國公主,王氏與趙宋皇室之間聯姻頗多,除王承衍、王師約兩尚公主外,最引人矚目的還有神宗同母弟、徽宗皇叔趙頵之妻、越國夫人王氏,為王審琦次子承衎孫、克善第六女,『今中宮《即王皇後》之姑也』《趙頵墓志銘,范祖禹撰,見《范太史集》;越國夫人墓志銘,鄭居中撰,見《全宋文》,另越國夫人母親延安郡君張氏墓志銘,畢仲遊撰,見《西臺集》卷十四》

據《宋史·後妃下》,『《哲宗》元符二年《1099》六月,《王皇後》歸於端邸,封順國夫人。

徽宗即位,冊為皇後』王師約薨於崇寧元年《1102》,越國夫人薨於崇寧二年《1103》,所以,王皇後嫁給徽宗時,王師約及越國夫人均在世,王師約為王皇後從父,也是徽宗姑父、駙馬都尉,越國夫人則為王皇後之姑,也是徽宗叔母、魏王妃,而王氏『為京師甲族』,《見王綯墓志,張守撰,《毗陵集》,王綯,南宋高宗朝,仕至參知政事,即副相,與王皇後同為王審琦六世孫》足見王皇後的家世、背景,在當時可謂一時無兩。

那麼,王皇後與皇太後之間又有何關聯?

《宋史·後妃下》,『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後,河內人,故宰相敏中曾孫也』向敏中,字常之,真宗朝宰相,《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卷》有傳,另據祖士衡撰《文簡向公神道碑》,向敏中凡四娶,『後娶太原王氏,故忠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追封秦王審琦之女』《《龍學文集》,卷一》由此可見,皇太後與皇後有著傳統意義上的姻親關系。

神宗欽聖憲肅向皇後

宋代流行重親婚姻,即婚姻之家復結婚姻,俗稱『親上加親』。

舉例而言,王鬷,臨城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知樞密院事,他的女兒嫁向敏中之孫向綬,《見王鬷墓志,王舉正撰,《宋朝墓志輯釋》》其孫王蘧又娶向綬之女,《見向氏墓志,耿南仲撰,《宋朝墓志輯釋》》向綬即皇太後從父;臨城王氏還和眉山蘇氏聯姻,王蘧之弟王適娶蘇轍之女,蘇軾之孫蘇符則娶王適之女。

由此推斷,王審琦與向敏中兩大家族之間或不止於一樁婚姻,大抵不會有誤,隻是限於史料,難以考證而已。

傳統婚姻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章獻太後養仁宗為子,並為其納郭皇後在先,皇太後無子,而徽宗生母早亡,皇太後作為徽宗嫡母,或將徽宗養育成人,並擇配王氏,徽宗和皇後之間的政治聯姻,也可以視為皇太後籠絡徽宗的關鍵步驟,而徽宗母族不彰,更需要仰仗妻族王氏,乃至與王氏有姻親關系的向氏勢力。

綜上,借由皇後與皇太後兩大家族之間的姻親關系,徽宗與皇太後結成政治同盟,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從而,使皇太後必欲立端王,但要玉汝以成,他們還需要和宰執們博弈,尤其是皇太妃與宰相章惇欲立簡王,同樣志在必得,『初,梁從政給事皇太妃閣,陰以簡王屬章惇』《《皇朝編年綱目備要》,卷第二十五》

神宗元豐改制後,宰執滿編八員,當時,宰輔集團僅有四員,其中,章惇為首相,主民政,曾佈知樞密院事,主軍政,地位僅次於章惇,兩人對掌二府,另外,還有三省長官,包括中書侍郎許將和尚書左丞蔡卞,曾佈、許將、蔡卞則同為執政,宰相、執政,合稱為宰執,宰執中率先附和皇太後、嚇阻章惇,進而迫使蔡卞、許將不得不迅速站隊,表態支持皇太後,從而確保徽宗順利即位為皇帝的則是曾佈。

曾佈,字子宣,與兄曾鞏及蘇軾等同為嘉祐二年進士,也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幹將,《宋史》將他和章惇、蔡卞等人一起列入《奸臣傳》。

曾佈之所以和皇太後配合默契,使皇太後一言定鼎,是因為自己和向氏家族同樣有姻親關系,據曾佈自言,其婿『向子莘,此自是皇太後族屬』。

《當為皇太後子侄輩,《曾公遺錄,卷九》》此外,曾佈還和皇太後之父向經有交集,對此,皇太後直言不諱,『先大王與樞密最有舊』《向經,『以後族』,贈吳王,《宋史》卷二百八十二有傳,附向敏中》

因為和皇太後的這層關系,端邸時,徽宗或許便已經和曾佈暗中往來,因此,被徽宗『簡在潛邸』。

《《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十九》在徽宗、曾佈之間往來穿梭、聯絡的,很可能便是《水滸傳》中的『六賊』之一高俅。

《《〈水滸傳〉第一反派高俅事跡新考》,何冠環,《東吳歷史學報》》

曾佈應該已經預知哲宗駕崩,並就立端王為皇帝一事,和皇太後達成默契,為此,他特意提前暗示蔡卞、許將:『至十一日晚……餘竊揆之,萬一有變故,唯端王年長,當立無疑。

至日《即己卯日,是日立徽宗為皇帝》早聚仆射廳,餘遂雲:‘天下事無大小,然理在目前,但以大公至正之心處之,無不當者。

’冀同列默諭此意。

及至廉前,《章惇》遽有簡王之請,兼厲聲陳白,唯恐眾人不聞』《《曾公遺錄》,卷九》

當然,章惇成為眾矢之的,是和哲宗朝後期宰執集團的矛盾和權力鬥爭分不開的。

首先,曾佈與章惇之間的權力之爭由來已久;其次,元符以來,章惇與蔡卞、蔡京兄弟之間的沖突,更以『蹇序辰事件』,逐漸公開化;最後,元符元年,『惇乃因蘇駉事,並逐《林》希』,而『許將與林希,俱是親家』。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九十七》

這場皇位之爭,以並不被人看好的端王即位為皇帝終結,其間,卻不啻於一場宮廷政變,由此,導致『皇帝踐祚,內外皆有異意之人』。

尤其是『《章》惇與《梁》從政皆懷家族之憂,惇為首相,從政握親兵,內外反側』。

《《曾公遺錄》,卷九》

最能說明當時緊張情勢的,莫過於徽宗即位之初,宮廷防衛急劇加強,對此,《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百二十》記載頗詳,如此情形,終北宋一朝,恐怕也僅此一例:

『詔入內內侍省使臣四十人被甲守內東門,殿前諸軍指揮使六十人坐甲於內東門之外,增新、舊城守門卒,皇城司並諸門各增親從官。

命內侍省官四人各部親從官四百人巡警禁中,差官十二人各將甲士二百人巡警皇城及新、舊城,至成服而罷。

殿前副指揮使姚麟乞守內東門外,從之。

又差閣門通事舍人一人部禁兵五十人,於軍器庫前稽察。

至晡,百官入臨,諸軍指揮使以上臨於宣佑門外。

自是朝晡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

軍使押班帥其屬哭於其營,三日止。

輔臣宿資善堂,宗室、遙郡刺史以上宿崇政殿門之外,至成服止』

《宋史·徽宗紀》認為,北宋之亡始於立徽宗,章惇、蔡京為首惡,考慮到章惇之惡恰好在於『廉前異議』,不欲立徽宗,由此,蔡京弄權才是根本,但是,蔡京之所以能在徽宗初年入朝、拜相,從而,引發政局翻覆與震蕩,是和徽宗即位之爭以及即位前後的形勢和處境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

即位之初,為鞏固皇權,徽宗不得不奏請皇太後『權同處分軍國事』,俗稱『垂簾聽政』,在皇太後強勢主導下,徽宗拜『為廉中《即向太後》所信』的韓忠彥為左相。

韓忠彥,字師樸,仁宗、英宗朝宰相韓琦長子,娶呂公弼之女,與皇太後從父向紀為友婿,今稱連襟。

《呂公弼神道碑,范鎮撰,見《名臣碑傳琬琰集》》

與此同時,作為政治酬傭,徽宗投桃報李,再將兼有『定策之功』的曾佈拜為右相,韓忠彥引陳瓘、鄒浩為臺諫,並與曾佈聯手,最終將章惇一黨逐出朝廷。

不久之後,『皇弟蔡王《徽宗即位,簡王改封蔡王》似以小史坐指斥系獄,上表待罪』

韓忠彥及陳瓘、鄒浩等人傾向於舊黨,舊黨人士紛紛入朝,替徽宗鏟除心腹之患簡王及章惇的同時,勢必導致新、舊黨爭卷土重來,愈演愈烈,從而,反噬自身。

與此同時,執政集團內部韓忠彥與曾佈之間的權力之爭也隨之浮出水面,結果,蔡京乘隙而入。

史稱『《韓》忠彥怨《曾》佈……遂召《蔡》京。

京之用,自韓忠彥始』。

終徽宗一朝,蔡京『四入相』,『執政幾三十年』,深刻影響了北宋晚期的政治局勢和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