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爆發時,宋朝是如何應對的?『防』和『控』兩手抓。《網路歷史》

古代醫學並不發達,民間發生瘟疫後,破壞力往往超過戰爭和饑荒。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一針見血地指出:『疫,民皆疾也』

歷代王朝均有瘟疫發生,而宋朝上承五代,下啟元朝,享國319年,共發生各類瘟疫49次,平均6.51年一次,年均發生概率為15.03%,那麼兩宋是怎麼應對瘟疫的呢?

  • 切實有效的防瘟措施

應對瘟疫,需要『防』和『控』兩手準備。

兩宋時期,立足於『防』,多管齊下。

朝廷設立了虞部,『掌山澤、苑囿、場冶之事』,職能類似於現在的自然資源部。

此外,北宋汴梁道路兩側遍植各色樹木,城內艮嶽、玉津園等苑圃的建立,美化了都城的環境。

各地同樣重視城市綠化,出現了『綠樹成帷連藥市』和『五門路,四月乳鴉啼綠枝』的景觀。

人員密集場所容易引發瘟疫,尤其是衛生條件較差的監獄。

北宋景德三年( 1006 年)四月,真宗考慮到暑季是疫病的高發期,『禦崇政殿臨決之,雜犯死罪降流,流徙遞降,杖笞釋之。

……日旰即罷,復令軍頭引見司覆奏所決刑名,審視訖,乃命實行。

自是每歲暑熱,皆遣官遍排,親臨疏放,遂為定制』不僅如此,朝廷還專辟了『漏澤園』,用來收埋無主屍體,以此凈化環境,從根本上斷絕傳染病菌的產生。

美化環境,講究衛生,是兩宋預防瘟疫的重要舉措。

  • 結構完整的醫療體系

提高醫療水平,也是『防』的重要手段。

朝廷設了翰林醫官院,掌『供奉醫藥及承詔視療眾疾之事』,還設置有太醫院、惠民局、方劑局、藥局等專門機構,分管醫學教育和藥材流通。

出現瘟疫時,這些機構分工明確,負責藥品調劑和瘟疫治療,各司其職,履職盡責。

醫生在醫療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朝廷規定:『主客不及萬戶,補醫學一人;萬戶以上二人;每及萬戶增一人,至五人止…… 醫生,京府節鎮十人,內小方脈三人;餘州七人,小方脈二人;縣每一萬戶一人,至五人止』完善的醫療體系,促進了兩宋衛生事業的發展。

  • 值得稱道的防疫藥物

防疫藥物是『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北宋醫王』龐安時在《傷寒總病論》中認為:『療疫氣令人不相染,及辟溫病、傷寒』他在書中收錄了屠蘇酒、辟溫粉、千敷散、殺鬼丸等防疫藥物,在民間廣泛應用。

醫學家朱肱對《傷寒論》頗有研究,著有《南陽活人書》,書中的老君神明散和務成子螢火丸,也是效果不錯的防疫藥物。

南宋醫家竇材在《扁鵲心書》收錄了『中和湯』,治傷寒、瘟疫,頭目昏痛,發熱,鼻流清涕。

其方劑為:『蒼術《一斤,米泔浸》,川烏《炮》,厚樸《薑制》,陳皮,甘草《各四兩》,草果《二兩》。

共為末。

每用四錢,生薑七片,水煎和渣服』由於對防瘟避疫作用顯著,在民間譽為『神方』。

  • 穩定人心的避瘟符咒

兩宋對瘟疫的防控,不僅求醫,還求鬼神。

在宋代官修醫書《太平聖惠方》、《神醫普救方》、《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收集了大量的的符籙、禁忌和咒語。

在太醫院的教育中,開設了書禁科,專門收集、整理和普及符禁咒語。

咸平三年( 公元1000 年) ,真宗『以兩浙災疫深所軫念,命三館檢討靈跡以聞,於是遣使遍祭其山川祠廟,為民祈福』顯然兩宋通過術士祈神禁瘟,帶有明顯的迷信色彩,對消瘟辟疫於事無補,但是,兩宋采用祭神禁瘟的方式,從客觀上能夠起到安定民心的作用,這麼做無疑是向有限醫療條件妥協的產物。

  • 統一調配的醫藥資源

瘟疫發生後,『控』成為阻止瘟疫擴散的關鍵。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正月,汴梁暴發瘟疫。

仁宋『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

據說通天犀是曠世奇珍,能治百病。

內侍李舜卿有意將其留給仁宗獨享,仁宗正色拒絕:『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

有了皇帝的重視,每當發生瘟疫,朝廷高度關注,地方積極配合,醫生免費治療,將瘟疫的危害降到最低。

元祐八年( 公元1093年),宋哲宗下詔:『訪聞日近在京軍民,難得醫藥,令開封府體訪,如委是人多病患,可措置於太醫局選差醫人,就班直軍營坊巷,分認地分診治。

本府差官提舉合藥,並日支食錢,於禦前寄收封樁錢內等第支,破患人稀少即罷』以國家機器為基礎,控制瘟疫自然遊刃有餘。

  • 史上最早的隔離制度

『控』不隻是保護未感染人群,還要治療病患,兩者之間需要建立一道『防火墻』。

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杭州先旱後疫。

時任杭州通判的蘇軾創建『安樂坊』,采用隔離手段,三年間治愈了無數病患。

《續資治通鑒長編》稱贊:『作饘粥,藥餌,遣吏挾醫,分方治病,活者甚眾』

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朝廷將『安樂坊』改名為『安濟坊』,『置安濟坊養民之貧病者,仍令諸郡縣並置』安濟坊的隔離病房『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為視醫藥飲食』。

事實上,安濟坊作為官辦慈善體系的一部分,『已而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所費尤大』

  • 考慮周到的流民安置

『控』還包括控制人口流動。

俗說說:『大災之後必有大疫』受生產力和交通條件所限,古代賑濟大都以城市中心。

如此一來,大量流民湧入城市,增加發生伴生性瘟疫的風險。

兩宋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曾鞏坦言:『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

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

有鑒於此,兩宋根據受災情況,以耆為基本單位,劃片賑災,避免他們湧向城市。

『每一官,令專管十耆或五、七耆。

據耆分合用員數,除逐縣正官外,……擇有行止、清廉幹當、得事不作過犯官員』這麼做既提高了賑災的效率,又有利於控制疫情。

兩宋的瘟疫主要由主要有天花、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傷寒、痢疾、時氣病、麻風病、瘴疫、大頭瘟以及牲畜疫病等病症。

頻發的疫情,迫使朝廷、士大夫、醫學家等對疫情的治療和成因進行了積極探索,建立起以政府為主、社會力量為輔的瘟疫防控體系,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兩宋防控瘟疫的經驗,給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時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鑒意義。

文:計白當黑

參考文獻:

【1】《醫學與哲學》 – 邱雲飛

【2】《宋史》、《劍南詩稿》、《宋會要輯稿》、《續資治通鑒長編》、《扁鵲心書》、《元豐類稿》、《老學庵筆記》、《救荒活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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