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坐到站、再到跪，本質是『君進臣退』的直觀反映：從宋到明、清，封建君主專制的加強一步步登峰造極。
這不僅僅是文化的倒退，而是制度的頹敗——當需要以弱化、羞辱個體來鞏固統治時，說明整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了絕路。
宋朝『改坐為站』的過程，就將這一性質體現得淋漓盡致。
為了改變唐朝中後期以來的頻繁政權更迭，趙匡胤必須削弱武將、強化皇權，關於他『興文教、抑武事』的手段，估計大多數人都不陌生。
他以系統性的制度削弱武人的權力，把相應的職責轉向文人。
為了鼓勵人們棄武從文，還采取了擴大科舉錄取名額、提高文官待遇等舉措，甚至立下『誓不殺大臣、言官』的祖訓。
文官在政權中的地位達到了有史以來的巔峰狀態，形成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模式。
但要明確一個基本概念：這一轉變，隻是在臣子這一層面改變了權力分配；在皇帝與文官的君臣關系層面，尊卑、貴賤、從屬關系不僅沒有弱化，甚至還需要加強。
畢竟歷史上文人篡位的情況也不是沒出現過，王莽、司馬氏可都是儒生。
趙匡胤的對策，除了繼續在機構設置上下功夫、加強權力制衡外，就是要在精神、思想認知層面提高皇帝對文官的凌駕態勢，具體體現上，那就是君臣會面的『儀式感』。
在宋朝之前，包括武將橫行、文人空前式微的五代，皇帝與宰相等朝廷大員議事的場面是這樣的：首先，皇帝會請宰相們坐下，與自己就一些事展開討論，旁邊有人記錄；談完後，皇帝賜茶、宰相們喝完告退，所談內容形成文件、簽署執行。
北宋建立後，這一延續了千百年的傳統被推翻了。
根據史書的說法，這是宰相范質主動推動所致。
范質是誰？後周重臣，曾備受周世宗柴榮的信任，甚至還被任命為托孤大臣。
但面對趙匡胤兵變，范質卻沒做任何努力就主導了權力更迭的程序，其後還跟沒事人一樣繼續為宋朝效力。
因此，當趙匡胤黃袍加身後，以其為首的前朝老臣很是有些心虛。
為了在新朝站住腳，他們想出了很多主意來討皇帝的歡心。
比如，改變以往君臣首先口頭討論、隨後才形成文件的常規做法，每次議事前，都畢恭畢敬地形成文件呈上，並且解釋道：『這樣才能體現臣子們的恭敬之意』。
而廢除『坐而論道』的平等方式、體現君王的特殊性，也是這些人主動提出的。
而民間說法則更具畫面感。
相傳，一天北宋君臣在朝堂上討論政事。
趙匡胤對坐在座位上的宰相范質說：『我眼睛看不太清楚，有點花，你把奏章拿過來讓我仔細看看』
范質聽命起身，拿著文件給趙匡胤看，但對方讓他再靠近一些。
過了好一會兒，當趙匡胤終於看完、范質準備退回座位的時候，才發現自己的椅子已經被人撤走了。
眾人秒懂，自此之後，連宰相也站著上朝。
真實的情況也許是兩者兼有：趙匡胤希望強化皇權、體現帝王威嚴，范質等察言觀色、投其所好，主動提出站著上朝，從此，君臣坐而論道的和諧局面成為了過去，皇帝高坐寶座、公卿站立其下，尊卑貴賤涇渭分明。
對於推動這一轉變的頭號功臣范質，趙匡胤幾乎是贊不絕口，他認為『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說白了就是懂規矩；而唯一的缺憾，就是『欠為世宗一死』。
這話等於白說，像范質這種極端務實主義者，怎麼可能會為柴榮殉節？
從零到一是質變，而從一到一百隻是量變。
任何壞事一旦開了頭，接下來就會如同傾瀉的洪水般不可遏止。
隨後的元朝屬於歷史的特殊，君臣關系不具備代表性，它本質上類似先秦的貴族封建體系，貴族軍人、僧侶、商人、工匠甚至獵戶都遠比讀書人有地位。
明朝在這方面則具備兩面性。
一方面，士大夫再次在政權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重臣『侍坐』屢見不鮮，君臣『坐而論道』的傳統仿佛重見天日。
但在另一方面，明朝開創了對士大夫進行制度性肉體摧殘的歷史先河。
想當初的先秦及漢朝，對文官施加『髡刑』——即剃掉全部或部分頭發，就已是一種極大羞辱；漢景帝把身著官服的晁錯送到刑場，被後世痛斥『薄情寡義』；漢文帝處理嚴重違法高官，一般采取『賜自盡』；其後的千百年間，除非某些倒行逆施的暴君，從沒有哪個王朝會把在廟堂之上對官員行刑視作天經地義。
但明朝卻打破了對士大夫的制度性尊重。
明初起，朱元璋就開啟了對士大夫施加嚴刑酷罰的風氣，錦衣衛本身就是對付朝廷官員的暴力工具。
明初四大案，個個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胡惟庸案，被誅殺者三萬多人；藍玉案，一萬五千人；戶部侍郎郭桓案，死者數萬；空印案，連坐被殺者七、八萬人。
當時的明朝官場人人自危，『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
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這些被殺者，大多是文人；不是說不應該處理違法犯罪官員，而是這個過程中有意識的捕風捉影、牽連無辜、過度加重處罰，實屬草菅人命。
而在隨後的『靖難之役』後，朱棣為了清除建文帝的支持者，也曾進行了持續近十年的『瓜蔓抄』，數以萬計的士大夫人頭落地。
縱觀之前的歷史，從沒有出現過這種對士大夫進行大規模屠殺的先例。
唯一值得注意的，也許隻有爾朱榮制造河陰之變、殺害2000名朝廷勛貴。
而在隨後的200年間，明朝將『廷杖』朝廷官員定為祖制，這種打不是撓癢癢，而是『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敗肉鬥許，醫治數月乃愈』。
大才子解縉曾寫道：『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
歷代皇帝《及其代言人宦官》動輒在朝堂上羞辱、痛打官員，皮開肉綻不足為奇，被當場打死也沒啥稀罕。
比如正德年間，劉瑾曾經命令百官全部跪在奉天門外，隨後又抓了300多人進大牢；
又有一次，正德帝為了懲罰那些勸自己南巡的大臣，命令107人在午門跪了5天，每天晚上拉進大牢，天亮了又拽回午門；此外還對146人施加廷杖，被打死的多達11人；
嘉靖帝的大禮議事件，134人遭受廷杖，18人被打死；
而崇禎帝在位時，『敗一方即戮一將，隳一城即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能罰。
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還幹出了處死多名宰輔的糊塗事，令滿朝士大夫心寒不已。
而到了清朝，這種對官員的不尊重更是達到了歷史的新巔峰。
宋朝讓大臣站著，明朝好歹還有『侍坐』，而清朝的官員低頭跪著回答皇帝的問話幾乎是規矩；
明朝之前，隻有一些重大場合、重要事務時，大臣才需要跪拜；明朝雖加強了皇權，但大臣頂多四拜或五拜，而清朝則開創性地設定了『三跪九叩首』這種跪拜禮；而且，大臣不僅要對皇帝下跪，對藩王也得俯身長跪；
在稱呼上，在清朝之前，但凡腦子正常的皇帝，稱呼臣子時要麼使用官名，要麼以『卿、公』等禮貌性稱謂；而清朝，則是『爾、你』，甚至直呼其名。
概而言之，從坐而論道到站立再到跪拜，這種禮節上的演變趨勢，充分體現出封建制度發展的逐漸極端化。
伴隨著皇權專制的不斷加強，君尊臣卑的趨勢也越來越嚴重，帝王對臣子的精神凌壓也越來越加碼；背後的本質，是帝王對自己權力地位的病態重視。
君臣間曾經的尊重逐漸消失殆盡，隨之而來的，是士大夫心目中忠君思想的淡化、對家族的重視超過朝廷，漢唐時期的政治風貌一去不復返。
封建制度到了這個地步，也應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