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相繼,但服飾面貌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唐代雍容華貴、張揚開放,宋代服飾式樣簡潔、樸素淡雅。
宋代服飾風格形成的原因,除宋代統治者提倡簡樸、潔靜、不異眾的著裝觀念外,傳統觀點多認為主要是受理學的影響。
實際上,北宋時期理學並沒有形成,南宋時期理學興起,但隻是一家之言,到明初才確定為官學,理學對宋代服飾風格的影響是有限的。
因此,如果認為宋代服飾風格是受理學影響,倒不如說是受儒、釋、道三學共同作用影響的結果。
三教通過文人的參悟,修行,影響了文人的審美觀念,並通過文人階層的影響力,擴大到整個社會。
整體而言,唐宋時期在科舉制度之下,知識分子有了進入社會上層的渠道,隻是面臨的社會習尚有別。
胡漢一體的唐王朝,胡氣大盛,尚武豪放,遼闊的疆土引起了士人馳騁沙場建立功業的願望,『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唐代文人以穿窄袖緊身袍、腰中佩劍來表現崇俠尚武精神。
宋太祖建立政權後,形勢大變,統治階級吸收了唐、五代以來武人擁兵自重的教訓,『興文教、抑武事』,提高文官地位,以文臣抑制武將,高級官員無論文、武皆由文官擔任,並且退休後享受優待。
文官成為當時最好的職業。
同時,宋代大興科舉選士,並且不問家世,使得寒門弟子有機會科舉得中走向仕途,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終被科舉選官制取代,真正打破了長期以來士族霸政的局面。
科舉中士成為整個社會讀書人的最高理想,形成『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認知,中舉而仕的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等成為文人的典范楷模。
宋代社會興起的重學重教之風,推動了文化教育的普及,從上層至平民百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階層,他們與唐代多為士族出身的文人相比,文人意識更為自覺,更為強烈。
在宋代崇文抑武的社會背景下,裝束表現自然不再崇尚武裝,而是呈現別樣的風采。
唐、五代時期,漢代以來儒家的傳統統治地位遭到摒棄。
宋時,統治者認為不尊儒術是國家不能長治久安的原因,於是十分重視儒家經典的恢復與整理,據儒家思想制訂典章制度,但也不排斥佛教與道教。
儒釋道三教匯通,極大地影響了宋代文人的價值觀。
他們思想自由,立足儒家思想探求興國之道的同時,又可以道、釋闡悟人生,因此他們能超然地對待人生的榮辱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即可通過建功立業來尋求個體的生命價值,也可通過內心的適意、自足、感悟、自由來實現生命的本來意義,人生價值的追求是多元的。
宋代社會,隨著文人思想修養和生命價值觀的養成,形成新的審美思潮,即追求平淡、自然、典雅。
這種思想變化以北宋中期文壇領袖蘇軾最具代表性,其在詩、詞、書、畫的審美格調代表了文人的美學理念上升至新高度。
李澤厚評價蘇軾美學思想說:『正是這種對整體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脫而未能,欲排遣反戲謔,使蘇軾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而頗作玄思……。
蘇軾在美學上追求的是一種樸質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並把這一切提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
文人的審美理念影響、主導了整個社會的審美取向。
他們追求的不是表面的喧鬧與華麗,而是外呈平淡簡樸、內則深邃悠長之美,這種美體現於宋代各個藝術領域,建築、繪畫、陶瓷等都以簡潔、素雅、清淡、含蓄為美,滲透著強烈的文人氣質。
反映在日常服飾中,則表現為樸素清新、自然雅致的著裝風范,造型上要求簡練,面料上要求質樸,紋樣上要求自然生動。
如宋代文人喜穿的褐衣、直掇、道衣、鶴氅、野服等,風格不再同於唐代文人所服的圓領窄袖袍,而是繼承傳統漢服的特點,交領大袖,寬身飄逸,即方便舒適,又不失禮儀;色彩上則多用淡色,如黃、白、青等,特別是白衣黑緣的服裝最多。
宋代文人衣著與唐代文人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宋代以文人為中心的審美上升至美學的高層次。
在這樣一個文人氣息濃鬱的時代,世人因對文人儒士的崇慕而形成了仿效其服飾的風尚,文人服飾引導了時人的著裝風格,主導了社會審美意識。
以女子服飾為例,在色彩上摒棄了唐代的濃艷華麗,主要以淡雅的間色為尚,如粉紅、淺黃、淡藍、青、藕色、墨綠、淡紫色為基調等,平靜淡雅之美。
宋代上層婦女喜著鬱金香根染的黃色,如宋詩中有『淡黃衫子鬱香裙』、『六幅雙裙染鬱金』之句。
另歐陽修《浣溪沙》中有『天碧羅衣拂地垂,美人初著更相宜』;宋人《五國故事》也載『建康染肆之榜多題曰‘天水碧’』,可見『天碧』色也是當時流行的一種顏色,其恰到好處的淺淡雅致吻合了時人追求美的標準。
『宋代講究的是細潔凈潤,色調單純,趣味高雅,它上與唐之鮮艷,下與明清之俗麗,都迥然不同。
所有這些,體現出一個規律性的共同趨向,即追求韻味,而且彼此呼應協調,相互補充配合,成為一代美學風神』李澤厚先生對宋代美學的評價,用於宋代服飾風格上也同樣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