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對官員們來講，放假並不代表可以回家睡大覺，為了保證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轉，放假期間必須安排人員來值班。
宋朝官場術語中有一個詞叫『休務『，這個詞常和放假並列，例如朝廷宣佈放假之時，一定會註明是否休務。
什麼是休務？就是不值班；什麼是不休務？就是值班。
比如，宋太宗雍熙二年《九八五年》，朝廷宣佈『元日給假七日，休務一日』，意思就是新年放七天假，其中大年初一那天全部不用值班，其餘六天則要輪值。
比如，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因為北方正在打仗，故此『不休務』，過年歸過年，工作要照常進行，各大小衙門必須天天有人值班。
既然官員要值班，那麼皇帝也同樣要值班。
官員的工作是上班，皇帝的工作是上朝。
宋朝皇帝並非每天都上朝，但每天都要早起，只要沒有大病，早晨六點鐘以前就必須起床。
起這麼早幹什麼呢？接受大臣的『常起居』。
起居的意思是請安問好，常起居就是每天向皇帝請安問好。
一大早，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帶頭，領著副相《參知政事》、國防部部長《樞密使》、國防部副部長《樞密副使》、監察院院長《禦史中丞》等高級官員進宮，邁著四方步走到皇帝居住的寢宮外面磕頭問安，三呼萬歲，然後和皇帝聊天幾句，就可以回家睡覺或者回衙門辦公了。
一般而言，常起居是不談國家大事的，純屬請安閑聊，皇帝真正上朝的周期是五天一次，這叫『常朝會』，意思是按照常例舉行的朝會。
舉行常朝會的時候，並非文武百官全都要參加，隻有五品以上並且身在京城的大官才有資格，所以其餘官員就沒必要起那麼早了。
這樣一來，愈是高官愈辛苦，除了每五天參加一次早朝，每天還要起個大早去向皇帝請安問好，白天又要處理軍國重事，想睡個懶覺都不行。
高官辛苦，皇帝同樣辛苦。
大臣每天早起請安，皇帝自然不能躺在床上應答，也要早早地爬起來洗臉刷牙、穿衣打扮，否則顯得不尊重大臣。
每五天搞一次朝會，皇帝是主角，自然更要早起。
即使到了過年的時候，皇帝也沒有機會賴床不起，因為每年正月初一要舉行一次規模龐大的朝會，時稱『元日大朝會』。
按照《夢粱錄》的記載：正月初一那天凌晨，大約四點鐘還不到，離天亮還有三個多小時，皇帝已經穿上絳紗袍，戴上通天冠，在宮殿裡焚香禱告祭拜上天了。
半個小時後，宮門緩緩打開，宰相率領百官邁步進宮，各國派往大宋賀年的使臣也來了，他們在贊禮官的引導下向皇帝拜年，拜過年剛剛天亮，皇帝是不是可以散朝回去補睡個美容覺呢？不可以，他還得向百官、各國使臣賜宴，並率領大家一起觀賞歌舞與雜劇，直到接近中午的時候，元日大朝會才告正式散場。
據《宋史．職官志》記載，自宋太宗即位以後，到宋真宗退位以前，歷年元日均給七天長假。
除此之外，每逢冬至與寒食，同樣也是七天假期。
至於中秋、重陽、端午、七夕等節日，最多隻有三天假期，甚至縮減為一天假期。
也就是說，宋朝每年長達七天的假日隻有三個，即元日、冬至與寒食。
宋仁宗在位時，包拯出任三司使，相當於財政部長，主管全國的財政收支與鹽鐵專賣。
他是清官，工作繁忙，總感覺時間不夠用，恨不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變成一年五百天，別人歡迎放假，他可不歡迎，於是上書仁宗皇帝，建議將七天長假掐頭去尾，縮短為五天假期。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包拯那樣勤於公事，七天假期改為五天以後，絕大多數官員都非常不滿，一到過年，不是提前請假，就是藉故拖延上班時間，總要設法將假期延長幾天。
所以到了宋徽宗以後，新年假期又從五天恢復到七天。
簡言之，北宋一朝，除了宋太祖時期制度未定以外，宋仁宗與宋神宗時期的新年假期都是五天，而宋太宗、宋英宗、宋真宗、宋哲宗與宋徽宗時期都是放假七天。
北宋滅亡後，南宋建立，金國軍隊先是肆虐中原，繼而渡江南下，攆得南宋小朝廷東奔西竄，最初十幾年連一個固定的首都都沒有。
宋高宗先是在河南商丘登上皇位，很快就在金兵追趕之下逃到山東泗水，又逃到江蘇揚州。
在揚州還沒站穩腳步，正準備修建宮殿，又趕上官軍嘩變，隻好重回山東。
不久金兵來攻，高宗又先後逃到鎮江、常州、南京、寧波、臺州、溫州、紹興⋯⋯最後才在杭州長期駐紮，這時離他即位已有六年了。
但在杭州也無法安身，此後六、七年中，宋高宗常常被迫移駕南京，直到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議和，杭州才成為南宋名義上的『行在』，事實上的首都。
這種情況下，南宋朝廷沒有條件也沒有閑暇過年，更不可能頒佈一道新年放假幾天的政令。
直至宋金議和以後的第二年《1142年》，戰火暫且熄滅，天下稍微太平，南宋朝廷總算喘了口氣，宋高宗宣佈大赦天下，這一年春節放假五天。
自此以後直到南宋滅亡，每年春節假期大致上都是五天。
所以說，如果我們能回宋朝過年的話，一定要選擇北宋，而不要選擇南宋，因為南宋的假期太短，無法多睡兩天補補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