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蘇轍兄弟中進士的時候，因為歐陽修閱卷的時候怕自己的弟子當狀元，所以故意壓了一下，結果是蘇軾本來可以中狀元，卻被壓下去了。
之後殿試的時候，宋仁宗對蘇軾兄弟非常滿意，回到後宮之後對人說，今天又為子孫後代選了兩個宰相。
可見當時他對蘇軾兄弟的評價是非常高的。
蘇轍後來仕途相對還比較順利，做過參知政事，算是進入過宋朝的兩府，但最後也沒能當上宰相。
蘇軾就不順了，雖然考進士很順利，但卻一直沒有得到太多的重用，一直到晚年才擔任過侍中，這已經是蘇軾一生中的最高職務了。
至於兩府，他從來就沒進過，更不用說當宰相的事兒了。
從學術上說，蘇軾兄弟和他父親在當時雖然都是翹楚，但和當時已經開始逐漸興起的北方學術主流大不一樣，因為三蘇的學問中，縱橫家氣質很重，而北方當時的主流已經是開始逐步走向正統儒家了。
這一點只要讀過三蘇的文章，就不難發現。
哪怕是和二程和而不同的司馬光，和三蘇的學術也很不一樣，也已經比較接近正統儒學了。
這在當時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缺陷，因為這個時候北宋經過前期的準備，儒學的主流地位已經比較強大了，而三蘇這種親近佛家和縱橫家的人，在學術上就顯得不夠『純粹』。
蘇軾親近佛家，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他的詩就禪意很重，和當時的文學主流也很不一樣。
縱橫家氣質更是讓他顯得投機性比較強。
蘇軾不僅在評論歷史和時事問題的時候顯得投機性比較強，而且在一些政治問題上也顯得投機性很強。
比如他在神宗時期，就經常左右橫跳。
別人是誰當權倒向誰，而蘇軾卻總喜歡標新立異，與眾不同。
變法的王安石一派當權的時候，他為保守派說話，王安石死後保守派得勢，他又為新法說法，貌似理中客，結果是兩邊都不討好，都不待見。
比如變法派當時重點推動的青苗法，保守派認為問題很大，地方上執行的時候容易走樣，變成強行攤牌，不僅無助於幫助貧苦農民渡過青黃不接的困難時期，而且增加了農民負擔，主張徹底廢除。
但蘇軾卻認為，青苗法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問題是王安石用人有問題，導致新法最後在執行過程中走了樣，變成了弊法。
蘇軾說，他自己在杭州當知府的時候也試行過青苗法，效果就不錯，而王安石任人唯親，那些人都是政治投機分子，隻是一味迎合上意，根本沒有考慮農民的實際情況，在農民不需要的時候強行攤牌以獲取利息收入，等到農民真有困難了需要借貸的時候，卻又不給發放了。
所以青苗法本身變成了加重農民負擔的事情。
又比如在科舉考試改革的問題上，當時司馬光都同意變法派的意見，應該在考試內容中降低詩賦的權重，增加經義和策論的比重。
但蘇軾卻公然表示反對，他反對的邏輯倒是也很簡單，既然你們認為經義和策論更有利於為國家選拔有用之才，那麼到底是祖宗吵詩賦取士的時候得士多，還是你們得士多呢？
這個問題在當時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為都知道仁宗朝得士多，出現了許多名臣，包括司馬光、王安石、三蘇父子等人，都是在仁宗朝中進士進入政壇的，對後世影響非常大，而仁宗朝的時候科舉考試主要是考詩賦，而在王安石變法之後，雖然也按照改革之後的方式進行了幾次科舉考試，但並沒有選拔出來多少真正有用的人才。
並且，蘇軾還因為出題問題被攻擊，最後演化成了烏臺詩案。
這裡恰恰反映出蘇軾在經義問題上其實是有不同見解的，因為科舉考什麼，天下讀書人就會學什麼，這一點古今都一樣。
所以蘇軾其實是反對當時的王安石新學，又反對二程為代表的儒學正統。
之後更是演變成了保守派內鬥的洛蜀黨爭，洛黨是指二程一派，蜀黨就是以蘇軾為領袖，另外還有朔黨，是以劉摯為領袖。
也就是說，蘇軾這兩點就決定了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一個是他的學術路子和當時的主流不一樣，在別人看來是沒有原則；另一方面就是他在政治上總是不合時宜，又剛好趕上了新舊黨爭的時代，所以政治上一直不得志，多次被貶逐，甚至被貶到當時還是蠻荒之地的儋州，也就是現在的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