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是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學成就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十分之高，但沒想到，在國家外交層面，反間諜的水準也是十分之高……
北宋時期，遼國在北方逐漸強大起來，朝鮮半島的高麗便依附了契丹人的遼國。
當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罷了，還時不時向北宋獻媚，來個政治文化交流，背後卻搞起小動作來。
北宋時，有個杭州僧人叫凈源曾坐船去高麗，認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義天。
這義天可是高麗國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麗王子，後來當了國師。
兩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後來，凈源回到祖國圓寂了。
元祐四年《1089年》，義天要到中國來，借口一是為祭奠凈源，二是為皇太後送壽禮。
北宋朝廷對此十分重視，立刻把義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當成北宋和高麗恢復外交關系的機會，要給義天來訪以政策上的重視和支持。
但當時蘇軾上奏哲宗和朝廷，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這份上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國家文化信息安全的文件。
其大意如下：按以前的規格接待義天，花費巨大，地方被騷擾，勞民傷財；高麗人停留時，可以圖畫山川，購買書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給國家與契丹對戰留下隱患；應該對義天來朝警惕；要求朝廷對暗中與高麗勾結的僧人和奸商給予嚴辦。
當時哲宗皇帝立即采納，朝廷開始執行，於是義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動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還是出乎了蘇軾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蘇軾的弟弟蘇轍出使遼國時，驚奇地發現『宋朝民間印行文字多已流傳在彼《遼國》』。
回到了宋朝，兄弟倆意識到，涉及國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軍事機密已有人出賣給了契丹人。
蘇轍立刻給禮部提出意見，內容包括三方面：
1、涉及國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圖書的出版、印行要嚴加禁止或監督控制；
2、轉運使、開封府、國子監等機構防止涉密圖書文字流傳到國外；
3、各州縣、監司、國子監機構監督民間雕版印刷書籍。
這恐怕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出版發行的審核許可制度，也是最早的關於國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後來朝廷在蘇軾的建議下，削減了高麗外交使館的人數、停留的時間。
規定如果高麗人外出買的東西發現有違禁品，立刻委婉沒收，給以相應的錢數;如果書店把涉及時政或邊防的書籍出售給高麗人，就要查封。
這下高麗使者蒙圈了，但賊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來，厚著臉皮要求看《太平禦覽》，此書可是北宋各個方面的資料總匯，所以當時蘇軾領導的禮部『以禁書難為傳示外國，故不許』。
雖然高麗多次重金求購《太平禦覽》，但是一直沒有得逞。
可是高麗人在與蘇軾的鬥爭中卻笑到了最後，北宋的國情還是被遼國掌握了。
這樣的後果是怎麼造成的呢？
元祐八年《1093年》，高麗人又死皮賴臉地要求購買《冊府元龜》《太學敕式》等書籍，這些書可是關於北宋政治理論及其制度建設的書籍。
北宋朝廷對於賣不賣書形成兩派：以蘇軾領導的禮部堅決反對，蘇軾專門羅列了賣書的『五害』：經濟上得少失多；過程暗損民力；高麗所得必為契丹所獲，等於借寇資盜;國家虛實被窺測；可能授人以柄。
他認為如果北宋的政治動態、社會虛實這些情報都被契丹掌握的話，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太大了。
以董敦逸為主的尚書省同意賣書，他們認為中華圖書典籍的境外傳播是『柔遠』之道，彰顯了宋朝寬廣的胸襟氣度，蘇軾蘇轍兩兄弟是小題大做，杞人憂天。
指責蘇軾兄弟『拒違君命』，要求嚴懲。
幸好太皇太後心中明白董敦逸這是借題發揮，主要打擊以蘇軾為主的川派文人，於是就把董氏貶為湖北運判，蘇氏兄弟暫時獲勝。
但不久太後去世，哲宗親政，政治風向突變，蘇氏兄弟被貶謫到嶺南，歷史上這場維護國家文化與信息安全政策，反對高麗間諜的運動戛然而止，讓人扼腕嘆息。
最後北宋大量國家文獻流入高麗轉到遼國，給北宋的外交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就在蘇軾蘇轍被貶謫後，北宋的底細、談判籌碼都被人掌握了，還能有好結果麼？
公元1105年，宋朝對西夏在軍事上完全處於優勢地位，馬上就能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了，此時西夏主動和遼國通婚，向遼國求救。
遼國這時候雖然已經外強中幹、行將滅亡，但是它更了解宋朝，居然裝腔作勢地調解北宋與西夏的關系。
在這次外交調解中，遼國真是知己知彼，沒有費一兵一卒，就阻止了北宋最後對西夏的軍事成就。
而北宋根本不了解遼國的虛實和是否有真正作戰的意圖，隻能又一次承受了恥辱。
遼國衰弱後，更強大的金國興起，這時北宋才真正認識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才有人想起了蘇氏兄弟的國家安全的策略。
到北宋即將滅亡的前夕，宋欽宗即位，禦史胡舜陟上書說，高麗這些年出使中國，讓我們經濟負擔很重。
以前高麗為契丹賣命，今天一定會為金國辦事，來探聽我們國家的虛實，應該停止使臣來訪了。
朝廷立刻采納，規定高麗使者第二年必須回國，也不像以前免費提供一切花銷了。
但是為時已晚，沒到一年，北宋滅亡。
南宋高宗皇帝接受教訓，減少、終止高麗來使。
到了南宋孝宗時，南宋與高麗徹底斷交，再不來往。
可惜蘇軾已經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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