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蘇軾因上書批評變法，被外調出京，任杭州通判。
後來，蘇軾升職為密州知州、徐州知州、湖州知州。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給宋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被新黨的人抓住把柄，誣陷他以詩詞作品攻擊變法，誹謗朝廷，這就是讓蘇軾身敗名裂的『烏臺詩案』。
沈括的《 夢溪筆談》
歷史上一直有傳言，烏臺詩案的發起者其實是北宋大科學家沈括。
沈括曾去杭州拜訪蘇軾，偷偷抄下蘇軾的詩詞，上奏給宋神宗，說蘇軾以詩誹謗朝廷。
宋神宗並不在意，但新黨一派的臺諫官員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卻將此事擴大化，借機大面積打擊舊黨派人士。
事實上，沈括在官場上的風評也不算太好。
表面上看，沈括似乎是支持王安石變法的，他曾得王安石的信任，被授命為三司使，沈括也被認為屬於新黨。
然而，王安石罷相之後，沈括也被罷免三司使，他卻倒過來批評新法，被新黨蔡確彈劾他想巴結任宰相的吳充，因此事王安石也罵沈括是小人。
蘇軾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沈括確實是得到王安石的提拔，但在此前他也曾就變法的一些細則向王安石或宋神宗提出相應的意見，包括市易法、軍事、水利方面的政策意見等。
王安石罷相之後，沈括隻是面見吳充時建議將舊有的差役法和現行的免役法有機結合起來，實行『差雇並行』制度。
當時正處於新舊兩黨激烈硬撞的時候，朝中大臣很多都會選擇站隊。
蔡確是新黨一派，認為沈括的行為是在背叛新黨，其實沈括隻是提了個意見而已，卻無端躺槍。
這就是宋朝黨爭的齷蹉之處，朝臣之間相互攻擊，這種事本身就很常見，但因此說沈括是小人就有點過分了。
與沈括相比，蘇軾就更委屈了，他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批評新法而已。
蘇軾被外放之後從未回過京城，其職權也不高，卻仍然受到新黨的打擊。
那麼再回到前面的問題，究竟是不是沈括陷害蘇軾呢？
我認為不是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蘇軾雕像
1.史料並不支持。
王銍的《元祐補錄》雖有記載，但其他正史史料均沒有記載這事，《元祐補錄》的記載就成了孤證。
況且《元祐補錄》在歷史上的可靠性一般，王銍本人的其他著作也有過不實的記載，讓人很難相信。
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引用了《元祐補錄》中這段記載，卻加了一句話：此事附註，當考詳，恐年月先後差池不合。
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是宋代權威的史料，可靠性要遠比《元祐補錄》高，而李燾卻認為這事有待考證。
另外，從現在史料來看，烏臺詩案整個過程跟沈括沒有關系。
2.時間上存在不確定性。
沈括去杭州考察水利的時間應該是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九月沈括就回京，升任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
當時蘇軾確實在杭州任通判，但烏臺詩案卻發生於元豐二年《1079年》，期間隔了整整六年多時間。
很難想像，李定、舒亶等人彈劾蘇軾，會拿六年前的事情來說事。
王安石雕像
4.蘇軾的作品。
新黨搜刮蘇軾的作品，與杭州有關的其實不多，隻有《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中兩句『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被認為要到九泉之下尋蜇龍，暗指皇帝已死。
不過這兩首詩都是舊黨的人從《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上找到的，是駙馬王詵於元豐元年《1078年》所刻印，跟沈括沒有關系。
其他詩作均為熙寧五年《1072年》後的作品，跟沈括就更沒有關系了。
5.蘇軾自己也不認為是沈括陷害他。
蘇軾在烏臺詩案前後自辯時曾上奏《乞郡劄子》和《杭州召還乞郡狀》，把矛頭指向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並沒有說沈括與此事有關。
沈括畫像
蘇軾《乞郡劄子》：『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敕臣今後遇事即言。
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為詩文，寓物托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
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
總的來講，沈括與烏臺詩案沒有什麼關系。
之所以有傳言說沈括陷害蘇軾，除了王銍的《元祐補錄》中的記載之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據一些史料記載，蘇軾和沈括的關系不太好。
不過一些史料也記載蘇軾和沈括還可以，簡單地講，史料對於蘇軾和沈括的關系的記載是相互矛盾的。
北宋熙寧到無豐年間是宋朝黨爭最厲害的一個時間段，朝廷之上人人自危，人人站隊，一些人明明不想牽扯到黨爭中來，卻也身不由己，在我看來，蘇軾和沈括都是身不由己。
在黨爭的過程中，每個人攻擊別人的手段可謂是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你無法輕易認定誰是好人還是壞人，誰是奸的還是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