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宋朝，如今的我們對其褒貶不一。
褒，是因為在提倡文治的國家意志下，宋朝文化昌盛，經濟發達，極具時代特色的『宋詞』是僅次於『唐詩』的文學藝術瑰寶。
而貶，則是因為宋朝在提倡文治的同時，打壓武將和軍人的社會地位，導致宋人以參軍為恥，隻以
『東華門外以狀元唱出者』
為榮，造成了宋朝社會價值觀的兩極分化。
不僅如此，自澶淵之盟之後，宋朝開始對外采取收縮防守之勢，整個的國家精神相對於漢唐而言，缺乏了必要的男兒血性。
宋朝將士
很多人認為宋朝揚文抑武的真正實施是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的，畢竟這位老兄從『黃袍加身』到『杯酒釋兵權』都是絕對的主角。
事實上，趙匡胤雖然清楚武將獨掌軍權後對王朝的危害，也定下了文治的國策，但在他統治時期采取的卻是文武相濟的治國方針，將兵權收回中央，並沒有過分拔高文臣的社會地位，隻是重視文化對武將群體的熏陶。
到了趙光義登臺後，因為要滅北漢及收復幽雲十六州，武將的地位也沒有遭到刻意打壓。
也就是說，宋朝社會對武將和軍人的打壓和偏見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這一點從宋朝的功臣配享制度上就可以看出來。
宋太祖趙匡胤
功臣配享制度，是指古代大臣去世後，憑著自己生前的功績和官爵由當前君主準許，祔祀於已經駕崩的帝王宗廟，成為皇權對其生前功勛的最後肯定，同時也是皇權賦予的一種可以澤被子孫的最高榮譽。
古之王者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於宗廟者患其過禮也。
故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
所以昭明其勛，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
—《唐會要》
當然，誰有資格配享宗廟，不是由駕崩的皇帝在活著的時候指定的，而是在他駕崩後，由繼位之君的意志決定的。
所以，在功臣配享的人選上，也一定程度反應出了當前君主對先朝皇帝治國理念的取舍，從中也能看出一個王朝的主流思想趨勢。
宋朝祭祀
宋朝的功臣配享太廟，不是宋太宗趙光義發起的，而是由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趙恒確立的。
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二月十二日，趙恒同意文官們將太祖、太宗兩朝宰相趙普配享在宋太祖廟廷的奏請，同年八月又同意將才去世兩個月的名將曹彬配享宋太祖廟廷，這一文一武構成了趙匡胤的冥界政體。
這一年八月，趙恒還把父親趙光義的配享功臣給安排妥當了，隻是趙光義的配享功臣變成了三人，兩文一武，他們分別是薛居正、石熙載、潘美。
《咸平》二月丙申，以趙普配享太祖廟廷……《八月》乙亥，以太師贈濟陽郡王曹彬配享太祖廟廷，司空贈太尉中書令薛居正、忠武軍節度使贈中書令潘美、右仆射贈侍中石熙載配享太宗廟廷。
—《宋史.真宗本紀》
宋真宗趙恒
問題就在於，為何宋太祖的配享功臣是『一文一武』的搭配，而宋太宗的配享功臣卻是『兩文一武』的規格呢？
不僅如此，為何配享宋太祖廟廷的武將是曹彬，配享宋太宗廟廷的是潘美，而不是其他武將呢？
要知道，宋初名將不說群星薈萃，但數得上名的也絕不在少數，而且很多人橫跨宋太祖、宋太宗兩朝，戰功彪炳，成為宋朝統一道路上的一柄利刃，如：王審琦、高懷德、石守信、李繼勛、黨進、韓重贇、崔彥進等。
汪郎認為，趙恒君臣的這樣安排，正是宋朝『揚文抑武』的思想在實際治國過程中的抬頭，武將地位開始受到壓制，文官地位開始抬高。
為什麼這麼說呢？
宋朝是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後取代後周建立的，其過程雖然沒有經歷腥風血雨，但後周世宗柴榮一統中原，終結亂世割據的理想落在了趙匡胤的肩膀上。
陳橋兵變，宋朝建立
在趙匡胤統治的十六年間，宋朝中央制定了『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戰略方針，先後通過荊湖之戰、滅後蜀之戰、滅南漢之戰、滅南唐之戰等，完成了局部統一。
趙光義登基之後，割據漳泉二州的留後陳洪進，割據兩浙地區的吳越王錢俶先後向宋朝納土稱臣，同時宋廷又出兵滅了盤踞在晉中地區的北漢政權。
經過宋太祖、宋太宗兩兄弟的努力，宋朝完成了對中原、關中、關西、江南、嶺南、荊湘、川蜀、晉中、以及幽雲十六州中的瀛鄚二州等漢族傳統地區的統治。
按照宋朝君主和士大夫們的天下觀，大宋只要再收回燕雲十六州中剩餘的十四州就功德圓滿了，然而，隨著趙光義兩次北伐遼國均以失敗告終後，宋朝開始對遼國采取防守之勢。
故此，趙恒接手的是一個社會相對穩定，經濟已經復蘇的大宋王朝。
宋朝局部統一戰爭
環顧四周，來自境外的軍事威脅除了北方的遼國之外似乎已經沒有了對手，而境內又因為他的父親趙光義為了消弭皇位繼承的爭議，在位二十一年間擴大了科舉取士的錄用名額，選拔了一大批中小地主階層《漢魏晉唐時期的庶族》中的精英分子參與趙氏政權的建設中來。
這些參與趙氏政權建設的中小地主階層中的精英人士，有的被派遣到地方擔任州縣的一把手，有的進入中央部委參與國家政策的制定，甚至部分人還登上了權力的頂峰，如呂蒙正、張齊賢、李沆、寇準、王旦等在皇權的授意下封公拜相，位極人臣。
在這樣的政治架構下，宋朝一改漢唐以來世家門閥掌握朝政，武將以兵權幹涉朝廷施政的局面，文官政治集團得以形成。
由此，宋朝的文治之風開始盛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咸平二年的宋朝士大夫們在選擇趙匡胤、趙光義的配享功臣時慎之又慎，他們既要平衡文武之間在朝堂之上的勢力，又要體現出文臣高於武將的思想，同時還要兼顧朝廷對軍備的重視，不至於冷落了武將勛貴的心。
畢竟遼國虎視眈眈，隨時都有南下的可能，東京城外一馬平川，倘若契丹鐵騎再次到達城下，到時候還是要依靠武將勛貴們沖鋒陷陣的。
宋太宗時期的北宋局勢
趙匡胤的配享文臣是趙普，這毋庸置疑。
趙普歷仕太祖、太宗兩朝，他既是趙匡胤的好友，又是趙光義皇位穩定的獻策者，在宋初的政權穩定上做出了貢獻。
那趙匡胤的配享武將為何是曹彬，而不是其他人，比如石守信？
汪郎認為，之所以選擇曹彬，是因為他身為武將，軍功卓著，但為人謙和，不濫殺，沒有晚唐五代以來的武人那種飛揚跋扈，換句話說，在士大夫們的眼中，他的氣質符合儒將的定義，是武將中的君子。
這樣的典型不樹立起來作為大宋武人的偶像，良心上是過不去的。
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
伐二國，秋毫無所取。
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
—《宋史.曹彬傳》
一文一武，文武均衡，說明了宋朝第三代統治集團對趙匡胤時期有著清醒的認識。
宋濟陽郡王曹彬
再說趙光義。
他的配享功臣是『兩文一武』的規格，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因為科舉的錄取名額放寬，給予了社會底層的讀書人更多出人頭地的機會，而社會逐漸承平，武將的用武之地開始減弱，文官開始凌駕武將之上。
不過『兩文一武』的配享規格並沒有成為宋朝定制，僅維持到了宋仁宗。
宋真宗趙恒駕崩後，他的配享功臣分別是李沆、王旦、李繼隆。
在文官政治已經成型的情況下，李繼隆因為在澶淵之盟的表現，成為武將的代表。
宋朝第四位皇帝仁宗趙禎駕崩後，配享功臣分別是王曾、呂夷簡、曹瑋三人。
宋仁宗趙禎在位長達四十一年，文人政治集團得以鞏固，也正是在他統治時期，文人治軍已經成為潮流，武將則淪為文人的附庸，如狄青、楊文廣等。
宋仁宗趙禎
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何他的配享功臣名單裡還留有武將的一席之地呢？
汪郎以為，仁宗朝時，夏州節度使李元昊叛宋自立，成為宋朝西北邊疆的勁敵。
而北疆的遼國借宋夏戰爭之際，趁火打劫，取得了『慶歷增幣』的經濟利益。
而且在平叛李元昊的戰役中，宋軍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的三次戰役中都以失敗而回，宋朝損失慘重，偏偏這三場戰役都是文人指揮的《范仲淹、韓琦》，這讓宋朝的士大夫們認識到，文人治軍還不成熟，要想在朝堂之上徹底不顧忌文武均衡，還需要時間。
況且長期在西北抗擊西夏的種家軍，其創始人種世衡雖是武將，但其伯父是宋初有名的大儒種放，在這樣的政治考量下，仁宗的配享功臣名單裡必須要有一員武將來平衡朝堂勢力。
宋夏好水川之戰
歷史就在這裡轉了個彎。
仁宗的繼承者是英宗趙曙，他駕崩後，配享的功臣是韓琦、曾公亮。
宋神宗趙頊的配享功臣是富弼，宋哲宗趙煦的配享功臣是司馬光，宋徽宗趙佶的配享功臣是韓忠彥。
諸公注意，正是從熙寧《宋神宗趙頊年號》開始，宋朝的配享功臣名單裡沒有了武將的蹤跡，而這一年，是熙寧八年六月。
也就是這一刻，宋朝主流社會的思想發生了偏移，宋朝的士大夫們不再顧忌武將勛貴的感受，不再顧及文武勢力均衡，在皇權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下，他們的眼中就隻有士大夫階層中的楷模，再也容不下那些為國戍邊、為國捐軀的武將了，武將《軍人》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
之所以從宋神宗趙頊開始，造成文武官員的社會地位巨大落差，也使得宋朝民眾形成了對軍人的輕視和不友好的扭曲價值觀，汪郎以為，除了宋朝統治者大力推行文治以外，更在於宋朝文人治軍的策略取得了巨大成效。
宋朝士大夫們的生活
神宗時期，宋遼之間的軍事沖突相對安穩，宋朝的外患在於西夏。
在此期間，因為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軍的戰鬥力，宋朝對河湟地區展開了軍事行動，收復了宕、疊、洮、岷、河、熙六州，拓邊兩千餘裡，對西夏形成了包圍之勢，也為後面的『五路伐夏』奠定了基礎，史稱『河湟開邊』。
而制定這場戰役的主將叫王韶，雖然是一代名將，但實際上是宋仁宗嘉佑二年的進士，妥妥的文官一枚，並不是人們印象中的那種粗魯的武將。
這也是宋神宗在選定宋英宗的配享功臣時，隻考慮文官，而無視武將的原因了，至於神宗本人駕崩後的配享功臣，也是延續了這樣的思路，當然其中還涉及新舊黨爭，汪郎下一次再和大家展開詳談。
河湟開邊，宋朝文人治軍的成功典范
到了南宋時期，宋室雖然經歷了中興十三戰，武將的作用越發凸顯，但依然沒有改變統治者及士大夫們揚文抑武的思想。
哲宗、徽宗的配享功臣人選是宋高宗趙構時期選定的，隻有文官，沒有武將，從這也反映出兩宋的治國思想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試想，在金軍的追擊下，南宋小朝廷疲於奔命，但就是這樣的背景下，趙構和他的文官們仍然不忘文武有別，依然不肯通過這種政治上的務虛手段去收買武將的人心。
當然，宋高宗趙構的配享功臣是兩宋最高規格，『兩文兩武』的配置，即：呂頤浩《文》、趙鼎《文》、韓世忠《武》、張俊《武》，但這並不代表南宋孝宗趙昚改變了文治思想，而是他為了北伐對武將采取的暫時性妥協，以增強己方的凝聚力。
在他駕崩後，南宋皇帝的配享功臣又回到了文臣專屬的時代，在冥界陪伴在他身邊的是陳康伯、史浩。
此後的南宋帝王，光宗的配享功臣葛邲，寧宗的配享功臣趙汝愚，都為文官。
一直到最後的崖山海戰，文官支配武將，甚至低品級的文官指揮高官階的武將也不少見，成為兩宋特有的官場景象。
半壁江山的南宋
汪郎說：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相比漢唐，宋朝是建立在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上，建立之初，能對其政權穩定造成影響的早已不是傳統的門閥士族，而是早已崛起的中小地主階層《魏晉時期的庶族》。
故此，宋朝統治者為求得政權的穩定和王朝的長治久安，放下身段以拉攏這些中小地主階層參與政權的建設，而已崛起的士大夫階層為了在新生政權中謀求相應的政治、社會地位，也會接受宋廷拋出的橄欖枝。
以此為契機，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也就成為雙方合作的基礎，而功臣配享制度中的文武官員比例失衡，最後甚至幹脆取消了武將的配享資格，正是這種理念的不斷深入的結果。
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畢竟配享太廟的名額是有限的，而且入選的人也並不意味著人品、才能等無可挑剔，事實上更多的還是出於對政治利益的權衡和考慮，以及當朝局勢的變化。
科舉，為士大夫階層崛起提供助力
比如，我們熟知的仁宗朝大儒，謚號文正的一代名相范仲淹，並沒有配享仁宗太廟。
神宗趙頊的配享功臣入圍名單，則因為新舊黨爭，導致王安石、富弼二人在死後也不得安寧，成為哲宗朝堂上新舊兩黨之間互相爭奪話語權的政治景觀，這種爭奪一直到南宋建炎三年，才以王安石退出，富弼入祀而結束。
所以，現代社會極具軍人情結的我們在讀史時，不必因為武將最終被踢出配享的入圍資格而感到遺憾。
在宋朝揚文抑武的國策前提下，功臣配享也隻是當權者在一定時期內通過施展這種政治手段，來表達官方政治態度的一種工具。
僅此而已！
註：
《默記.卷上》
隴右都護府的建立，是北宋軍事的最後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