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時期，宋仁宗深知宋朝存在的冗官、冗兵、冗費三冗的危害。
為解決這些問題，宋仁宗於慶歷三年《1043年》八月，任命范仲淹任參知政事，杜衍任樞密使，富弼和韓琦為樞密副使，主持改革，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
包拯
新政的實施使得當時朝廷中很多大臣都忙著站隊：要麼支持改革，成為改革派，要麼反對改革，成為保守派。
當然還有一些大臣正在裝死，他們既不支持改革，也不反對改革，改革和這些人無關。
那麼，名垂千古的一代名臣包拯包青天對慶歷新政是什麼態度呢？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包青天和范仲淹有著同樣的理想：那就是希望宋朝變得更好。
所以范仲淹才會挺身而出，力促改革，實現自己的理由，包拯才會秉公執法，剛正不阿，留下包青天的美名。
宋仁宗
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之所以能一起主持改革，是因為他們都是有同樣抱負的人。
因為有同樣的抱負，他們才會相識相知，結為至交好友。
隻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講究緣分的，包拯卻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沒有緣分。
包拯自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考中進士後，因為要盡孝道，使得他在10年的時間裡隻在家鄉為官，也使得他錯失與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結識並深交的機會。
直到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的仕途才進入正軌，先後任天長知縣、端州知府，後於慶歷三年《1043年》十一月被保守派人物王拱辰舉薦，進京任監察禦史裡行。
至此，包拯才第一次進京為官，也正好趕上慶歷新政。
宋仁宗
從包拯在慶歷三年《1043年》之前的經歷來看，他既非范仲淹等人的舊識，又不是范仲淹等人推薦或提拔的，他又怎麼會是改革派的人呢？
我想，如果包拯早些年能與范仲淹等人結識，我相信他可能也會是改革派的中堅人物。
那麼，包拯是經王拱辰舉薦，他算是保守派嗎？
恐怕也不算。
王拱辰舉薦包拯的原因是覺得包拯是個人才，僅此而已，與政治鬥爭無關。
包拯進京是任職監察禦史裡行，所謂的裡行，其實並非朝廷正職，隻是監察禦史的助手而已，協助監察禦史幹些雜活。
簡單地講，當時的包拯就是個官場菜鳥，沒人會看得上包拯。
慶歷新政是一幫神仙打架，跟包拯也沒有關系。
王拱辰如果真是想為保守派增加實力，肯定會舉薦包拯任更高的職位，包拯雖經王拱辰舉薦，但與王拱辰結交並不深。
不過，宋仁宗廣開言路，即便是小小的監察禦史裡行，包拯也有權力向宋仁宗上奏書，以達上聽。
後來，包拯升為監察禦史，說話就有分量了。
范仲淹
《續資治通鑒長編》《慶歷三年》：《十一月》癸酉，太常博士李京、殿中丞包拯並為監察禦史裡行，中丞王拱辰所薦也。
包拯先給慶歷新政先唱了反調，即上書《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對范仲淹等人希望往地方派按察使的做法提出意見。
范仲淹等改革派為力促地方改革進行，曾建議宋仁宗，加大向全國各地派遣官員的力度，即朝廷派輔臣到全國各地任按察使、轉運使等職位，按照旨意實施改革方案。
這些輔臣或官員統稱監司。
這種做法的好處是，朝廷能通過這些輔臣更好地控制和管理地方事務，這也是宋朝時的一貫做法。
但缺點是，這些朝廷的輔臣可能並不了解地方實際情況，不能因地制宜，會對地方事務橫加幹涉，可能反而使事情變得更糟。
包拯擔心的是這些輔臣的品性，認為這些輔臣必須由有才能的、廉明的官員擔任，才能造福一方。
富弼
包拯的擔憂不無道理。
實際情況是，范仲淹等人為了深化改革，減輕改革的壓力，必須提拔和重用那些支持改革的官員，這就導致范仲淹不能公平公正地選拔官員。
雖然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也有關於澄清吏治方面的措施，但曠日持久，無法為眼下的改革提供足夠可用的人才。
范仲淹本人也非常謹慎地選擇派往地方的按察使，甚至曾因為過於嚴格導致富弼的擔憂。
但問題是，當所有人選都由范仲淹一個人或改革派做主指派的話，這種方式毫無公平可言，會被別人詬病。
《五朝名臣言行錄》：宋范仲淹為相，銳意改革吏治，取諸路監司名冊，將不稱職者姓名一筆勾去。
富弼在其側雲：『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仲淹回答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韓琦
當這些輔臣的選拔和派遣不公正時，一些品性不好的官員就有可能被任用，並被派往地方，反而會禍害一方。
所以，包拯強調『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
范仲淹是在慶歷三年十月開始要求派按察使的，可見包拯的這封奏書是在他任監察禦史裡行時提交的，那時說話沒什麼分量。
其實包拯隻是就事論事，對改革派的一些政策進行查遺補漏，但此時正是緊要關頭，包拯的上奏反而會得到一些保守派的支持，轉而用來攻擊改革派，這就是政治鬥爭的可惡之處。
包拯提出的建議，宋仁宗也不能忽視。
宋仁宗作為皇帝，他擔憂的事情是輔臣的權力太大，凌駕於地方官員之上，這些輔臣偏偏大多數又都是改革派提拔的，這就表明改革派通過這些輔臣控制地方。
這種做法會使得改革派的權力無限加大，對皇權構成威脅。
包拯諫宋仁宗
慶歷四年《1044年》下半年開始，范仲淹、韓琦等人紛紛被貶出京城，新政逐漸被廢除，轟轟烈烈的慶歷新政也落下帷幕。
包拯卻在慶歷五年《1045年》春再向宋仁宗上奏書，名為《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即建議宋仁宗通過考試的方式錄用官紳階級的子弟。
包拯的建議和范仲淹新政中的『抑僥幸』等相關措施相符合。
范仲淹早在慶歷三年《1043年》九月上奏給宋仁宗的《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就已指出宋朝的恩蔭制度造成官僚濫進的情況很嚴重，使得官僚集團子弟壟斷官位，並提出限制恩蔭制度的意見。
慶歷三年《1043年》十月，新政實施後，最早實施的正是官員的政績考核和升遷的相關措施，對恩蔭制度進行加以限制，同時提出推行以考試的方式錄用官紳階級子弟的政策。
包拯諫宋仁宗
當慶歷新政已失敗、保守派正在得意之時，包拯卻不合時宜地上奏，重談新政的一些措施，這種做法顯然會激怒保守派的人。
這也反襯出包拯跟所謂的保守派並沒有瓜葛，而他此時重提新政中一些措施，理由很簡單，這些措施如果執行，對宋朝是有幫助的。
隻是包拯的建議並沒有得到采納，想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理由有幾點：1.保守派剛剛擊敗改革派，怎麼可能會允許新政卷土重來？
保守派肯定會極力反對。
2.宋仁宗已下詔廢除新政，如果再重提新政，那豈不是打臉宋仁宗。
3.就算宋仁宗采納包拯的意見，誰來負責實施？
能做這事的人都被趕走了。
包拯跟范仲淹不一樣，他隻是監察禦史，其職責是監察朝廷中的各種事務，他隻提意見，卻不提實施方案。
在古代，一些言官提出的建議，如果涉及到一些具體的事務或政策實施，皇帝恐怕不大願意聽取，原因就是言官隻提意見卻不提實施方案。
例如包拯在慶歷五年《1045年》八月作為使者遼國，曾前後兩次提出建議，要求朝廷要操練軍隊、挑選能征將領，應對宋遼邊境突發事件。
宋仁宗的問題是：我該怎麼做？
所以包拯的奏書就這麼石沉大海。
包拯諫宋仁宗
由此可以看出，在慶歷新政中，包拯既不是改革派，也不是保守派，更沒有裝死。
他隻是堅守自己的崗位，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提出自己的意見，至於是否會激怒改革派和保守派，或者是他人怎麼想，這些包拯從未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