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9歲即以開封府鄉試第一的成績考取進士，名動京師，歷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諫院、知制誥等職，以正直端方、敢於言事的特點孑然獨立於士林，不入時流。
景祐三年《1036年》冬，范仲淹因彈劾宰相呂夷簡獲罪，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縣》，歐陽修、餘靖、尹洙三人輪救，結果都步范仲淹後塵被貶出京城。
當時，蔡襄還隻是個小小的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資歷尚淺的他卻公開站出來仗義執言，作組詩《四賢一不肖》，稱頌范、歐、餘、尹為『四賢』，臭罵在范仲淹貶官時推波助瀾的諫官為『不肖』。
蔡襄這一組詩洋洋灑灑，氣勢磅礴，京城內外，士人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
慶歷三年《1043年》，蔡襄與歐陽修、餘靖、王素等四人，被宋仁宗任命為知諫院，出任諫官，這給了正直無私的蔡襄一個施展才華、報效國家的平臺，他更加執著於上書言事，匡時濟世。
蔡襄生活的時代，北宋王朝已經有了七八十年的發展，朝廷承平日久，許多舊的制度已經不適應新形勢的發展，積弊叢生，危機四伏。
當時災情頻發，京東旱災、江淮蝗災、秦州地震，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憂心如焚的蔡襄向宋仁宗上奏，認為災害連連，是因循守舊、人事不修的結果，他要求宋仁宗自我反省，更加勤政務實，樹立朝廷威信。
此奏一出，聞者悚然，把當時朝廷內外的大臣們嚇出一身冷汗。
慶歷四年，開寶寺發生火災，安奉佛牙舍利的靈感塔被毀，朝野震驚，許多宮人甚至燒炙手臂，剃去頭發，表示對佛的崇敬歸命。
宋仁宗也信佛，深感惋惜，他安排人把靈感塔地宮中所藏佛牙塔移入內宮供養，並計劃重新建塔安奉。
蔡襄聽說後，極力反對，他上書說舍利若真有靈性的話，那它為什麼連自己居住的房子都保護不了呢？
他不但把宋仁宗重修佛塔的想法嘲笑了一番，還認為不修人事、專信佛法，那是以人力逆天意，本末倒置，勞民傷財。
蔡襄的話，擲地有聲。
好在宋仁宗心懷仁慈，除了繼續潛心佛法、關愛舍利之外，對蔡襄的話，倒也沒怎麼計較。
蔡襄生性剛直，不僅敢說，而且敢做，不管是在諫官任上，還是在其他崗位上，『忤旨』、『抗上』，對於他來說，簡直是家常便飯。
蔡襄工於書法，為當時第一，深得宋仁宗的喜歡。
皇祐六年《1054年》，宋仁宗最寵幸的妃子張貴妃病逝，宋仁宗悲痛不已，隨即高規格為其治喪，比如追封她為溫成皇後，立忌、酌獻、立廟、建陵、立志等。
後來，要在墓前立『溫成皇後碑』，碑文已經擬好，需要找一位書法高手來執筆，宋仁宗立馬想到了蔡襄。
蔡襄本來就對宋仁宗高規格為張貴妃治喪心懷不滿，曾多次上疏諫阻，當皇帝讓他書寫墓碑的旨意下達後，他便以『此待詔職也』為由，一口回絕了宋仁宗，讓本身處於悲痛之中的宋仁宗更加不快。
後來，蔡襄出任知制誥，當上了宋仁宗的秘書，負責起草詔令。
歷代秘書崗位都是前途無量的美差，只要順從了領導的旨意，出將入相幾乎指日可待。
蔡襄卻一點也不懂得珍惜崗位資源。
參知政事梁適，因結交內侍當上了宰相，遭到禦史的多次彈劾，梁適的追隨者上書宋仁宗，說如今禦史濫用職權，而宰相卻動輒得咎，以後誰還敢當宰相？
左右為難的宋仁宗，一面聽從禦史諫言，把梁適罷相，又以彈劾材料中有風聞之詞為由，把禦史貶出京城。
當宋仁宗安排蔡襄起草貶禦史的詔書時，蔡襄卻認為風聞之言也可參考，禦史不必擔責，竟然拒絕起草詔書，致使宋仁宗作出決定後，卻無法完成誥命手續。
不過，奇怪的是，這樣一個處處作對、常常讓皇帝不快的人，宋仁宗非但沒有貶他的官，降他的職，反而對他格外厚遇，曾感嘆說『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主動給蔡襄母親賞賜帽子、披肩之類的珍貴服飾，親筆書寫『君謨』二字，安排特使拿著詔書，專程送達蔡襄家裡。
嘉祐五年《1060年》，宋仁宗還提拔他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掌管全國財政大權，可見宋仁宗對他的賞識。
遺憾的是，嘉祐八年，試圖振興國家的宋仁宗因病去世，宋英宗繼位。
按宋朝的用人習慣，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是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熱門人選，像後來的宰相丁謂，就是由權三司使、參知政事而至宰相高位的，若無意外，蔡襄是極有可能成為宰執大臣的。
事實也接近可能，當時蔡襄與歐陽修齊名，都以剛正不阿著稱於士林，宰相韓琦極力向宋英宗推薦歐陽修和蔡襄為參政大臣。
然而，宋英宗畢竟不同於宋仁宗，他用了歐陽修為參知政事，卻沒有提拔蔡襄，因為蔡襄太敢說太敢做，作為權力通天的皇帝，怎麼會願意在自己身邊安置一個『火藥桶』呢？
怎麼會放棄至高無上的權力來主動接受下級的監督呢？
除了那個希望有所作為、爭當中興之主的宋仁宗。
當蔡襄意識到說話的環境已經大不如前時，不禁心灰意冷，他向宋英宗請求外調杭州，宋英宗立刻就批準了。
韓琦覺得非常奇怪，對宋英宗說，以往翰林們請求外調，必須請求數次才予以準許，蔡襄怎麼一請即允呢？
禮數是否過於簡單？
宋英宗卻反問道：『倘若蔡襄不繼續請求外調，怎麼辦呢？
』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兩年後便在任上抑鬱而終，年僅56歲。